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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成了，对一趟趟来来去去的客车、货车来说，沙坡头就只是包兰铁路上的一座小站；对科学家和林业工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沙漠植绿之梦的起步之地。一列列火车载着不同的旅客和货物走向远方，自远方而来的一代代科学家和林业工人，像那些被他们在草方格里栽种的各种耐旱植物一样，在这里默默扎根。

经过几十年努力，李鸣冈最初带人利用草方格栽种出的两道绿色林带，就像一对瘦弱但坚挺的肩膀，扛起了防护风沙的重任，在治沙者一年年的护理、扩栽中，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绿色防护体系。葳蕤茂密的沙生植物从线状到条状，从块状到一片巨大的植物园，构成了一座辽阔的绿色纪念碑，每一株植物都是上面的碑文，只有认真阅读它们，你才能读懂第一代、第二代治沙科学家和林业工人，读懂草方格年年不绝、年年新生的魅力。

1972年，中卫固沙林场由中卫地方政府移交兰州铁路局，这让草方格像一位从沙坡头站上车的乘客，被一位又一位科学家带往一场场环保会议。这位特殊的“乘客”如果有记忆，一定会将1977年8月定格为自己的“高光时刻”。那时，全球沙漠化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与会代表像以前的例会一样，一方面对沙漠这种“地球之癌”的肆虐蔓延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期待能听到新的“药方”。中国代表走上台讲完草方格对沙漠的神奇“疗效”后，台下顿时掌声如潮，这不是人类战胜了沙漠，而是在和大自然共生中将自身智慧作出了恰到好处的展示。此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外交部和商务部，委托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站举办过30期国际培训班，为全球培训防沙治沙技术人员和官员。

5年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派记者前往沙坡头采访，把草方格的技术介绍给了全世界。此后的各种国内、国外的治沙会议上，草方格成了大家口中盛传的热词，成了沙坡头的招牌，不断让后者散发着磁力，成了国际治沙的胜地和旅客们蜂拥而至的景点，治沙人当年的辛酸和努力逐渐成了游客们享用的甜蜜糖果。(https://www.daowen.com)

1993年初夏，我在紧邻中卫县的甘肃省景泰县一所中学教书，担任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我组织全班同学乘坐跨省长途班车，去看竺可桢在《向沙漠进军》中写的沙坡头治沙站。车出景泰县城不久，就驶上了一条简易的穿沙公路，左边是绵延起伏的沙丘，包兰铁路的两道细长铁轨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右边是和沙漠走向一致的一条山脉，犹如一个病人难耐病痛而弓起的长长的身子一般，那嶙峋得看不见一点绿色的山脊线就是他瘦削的脊柱。公路像是一条褪色的细绳，弯弯曲曲地铺在黄色的瀚海中，如果不是偶尔有一趟火车吭哧吭哧地驶来，真让人怀疑是在荒漠里旅行！沙漠之旅中的昏昏恹恹，被一位坐在最前排左侧靠窗的同学的尖叫声打破，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两条绿色细线出现在铁路两侧，随着公路不时接近铁路，我这才看清，那两条绿线原来是由一株株矮小的沙生植物构成的，它们犹如手挽手站成两排的身穿绿军装的战士，在骄阳下直立着身子，给干得冒烟的大漠送来一抹视觉上的清凉与舒适，让人仿佛听到这古老土地上的一种关于生命的新声音。沿途所经过的是“营盘水”“干塘”“一碗泉”“长流水”等带水的地名，但周围却全是干黄一片，可见地名是当地人对水的一种期盼。如此干旱之地，出现如此规模的林带，没有人类的强力干预是不可能的，没有足够的水来浇灌是无法出现这种奇迹的。

穿沙公路的走向基本是顺着铁路的，那两条林带时而瘦得像裤腰带，时而又像一名草原“博客手”（摔跤手）的粗腰，一直陪着我们到沙坡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当年李鸣冈等人完成的实验林基础上，向东西扩延出的几十公里长的护林带。在年平均降水量180毫米的腾格里沙漠，这些草木的生长该有多不易！腾格里之南，绿进黄退的画板上，书写着黄河水助力人类干预、改造沙漠的传奇。有了这两条林带，从干塘站到迎水桥站的几十公里穿越沙漠路段，不再需要人工清沙，也从未发生过流沙阻道的事故。沙坡头治沙工程的意义已大大超过保护铁路本身，它在黄河与沙漠相遇的地带彰显出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汗水的力量。

早在1988年，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站就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称号。时任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治沙站站长赵兴梁、副站长石庆辉起草并上报的咨询报告，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将沙坡头风沙防护体系列为“中国第一个沙漠自然生态保护区”。我仿佛听见，整个腾格里、黄河也听见了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的致电：“作为人类环境的卫士，中卫沙坡头固沙林场在从事环境保护的艰苦斗争中，虽然总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但你们的功绩举世公认。”

很多旅游景点的形成，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它们走的是一条“牺牲环境—发展经济—修复环境”的路子，而沙坡头却是在环保事业发展中逐渐壮大的，是把沙子攥在手里却没让它从指缝里流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