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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5日，刚吃过午饭，高宜之就带领灵武农场的员工早早来到仁存渡口，他就像新郎迎娶新娘那样伫立在黄河岸边，不时地拿起从部队转业时带来的那架望远镜，焦急地朝黄河下游方向望去。
终于，他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帮人赤脚走在黄河西岸的滩地上，他们用力拉着一根粗麻绳，绳子的终端是一艘大木船。
“我们等的‘康拜因’到了！大家做好准备迎接。”高宜之高声地告诉周围的人。大家逐渐看清那艘被拉着的大木船缓缓逆流而上，一红一蓝两辆当时最先进的苏联“C4康拜因”自动联合收割机，稳稳地停在船板上，大家忍不住赞叹起来：“啧啧啧，这黄河上自古都是用皮筏、木船顺水运物，而今天的这两台‘康拜因’收割机是坐着木船逆流来的。”
载着“康拜因”的木船逆水行至对岸永宁县的仁存渡口，那些拉船的人全部上船。大木船借水而流，船夫随时根据水性调整船桨，让大船在河面上划出了一道身影，稳稳地停靠在位于黄河东岸灵武这边的码头。还没等船彻底停稳，站在船舷边的袁锡庆就迫不及待地跳下大木船，走到高宜之前面，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高场长，我可是完好无损地将这两个宝贝铁疙瘩给您拉来啦！”
“走，上船去看看。”高宜之冲还没停稳的袁锡庆喊道，两人跳上慢慢停稳的大木船。像一个孩子闯进一间装满各种巧克力的房间，高宜之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手放到衣襟上擦了擦，好奇、小心地摸着停放在最边上的那辆红色“康拜因”的轮子、车门，随即又爬进驾驶室，摸着操作杆、方向盘、座椅等。岸边等候的员工们，看着他们的场长就像一位出门很久的年轻父亲，回到家时看到刚好满月正熟睡的孩子一样，既怕惊扰了孩子，又忍不住想摸摸孩子的脸、手、脚。员工们哪里知道高宜之的心情，他摸的可不是收割机上冰冷的部件，而是灵武农场全体员工温暖而美好的希望，一种能改变黄河边上这片滩涂地上作物收割的方式，一种代表现代文明前景的科技水平。
坐在那辆红色“康拜因”的驾驶座椅上，高宜之抬起头，望着波涛汹涌的河面，他感到灵武农场的成立虽然时间很短，但很快就形成了一条澎湃的大河，农场成立的背景顿时浮现在眼前。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像忽必烈在蒙元政权建立后，因为粮食紧缺而派郭守敬前来宁夏平原疏浚唐徕渠、开垦耕地一样，1949年秋，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面临着粮食基地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仅仅2个月零4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军队“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说白了，就是让解放军在完成作战任务后，和历史上那些战争年代上马拼杀、和平时期下马耕田的军人一样，就地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拿起耕具、开荒种田。
1950年1月25日上午，一辆装载着约有两米高货物的汽车停在宁夏建设厅大门前，匆匆赶到的蒋生俊看到郭醒毅（后改名为郭毅）和其他四人早已经抵达这里。蒋生俊早就听说过后者创造的“把五辆国民党的机车从包头开到银川”的传奇故事。汽车离开银川，向包头方向驶去。如今，沿着京藏高速公路从银川到包头只需不到7个小时，而70多年前，蒋生俊和郭醒毅坐汽车需要7天。那7天的漫漫长途中，通过和郭醒毅的交谈，蒋生俊才算知道了他从包头到银川的“机车传奇”。1948年，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决定从当时的绥远省仅有的25台福特拖拉机中挑选5台送给时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傅作义开办的干部子弟学校——奋斗中学上高二的郭醒毅被选中送到设在临河县的“示范训练农场”培训了半年后，以“见习技术员”的身份，和另外4名驾驶员开着4台悬挂着犁的拖拉机和1台拖车（装着另一台犁、维修工和油料等），前往宁夏。当时正值数九寒天，他们走了7天才到达银川，这是宁夏大地第一次迎接到拖拉机，马鸿逵亲自带人前来观看了这4台拖拉机。然而，解放战争的炮火使马鸿逵利用拖拉机耕地的梦想未能来得及实现，其中两台拖拉机到了宁夏就成了两位陷入冬眠的钢铁老人。
和一年前开着拖拉机从包头前往银川不同，郭醒毅这次是顺着黄河而下，同样是走了7天抵达包头。休息了1天后，他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双桥火车站东3里的“中央农业部拖拉机训练班”，郭醒毅等5位宁夏来的年轻人才知道这里是他们经过10天时间长途旅行的目的地，他们要在这里进行3个多月的学习、培训和实践。
“中央农业部拖拉机训练班”刚结束，郭醒毅和其他4名拖拉机手就接到通知，前往和银川一河之隔的灵武县境内的黄河滩上，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主席“军队要成为战斗队、宣传队、生产队”的指示精神，决定在那里创办西北第一家国营机械化农场（当时称为“拖拉机农场”）。
黄河岸边这片土地平坦、灌水排水便利的荒滩，开始迎接新的命运。
郭醒毅前往北京接受拖拉机培训期间，西北军政委员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和陕、甘、宁、青四省地方部队中抽调3名师级以上军官及其随行人员80多人，赶赴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牧场、工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参观学习，同时在银川市利民街（当时叫铁匠巷）设立了灵武农场筹建处。
1950年12月1日，宁夏省灵武机械农场在灵武县内的一座旧军营内宣告成立（一年后更名为国营灵武农场），除了场长高宜之外，在场职工只有25人。时隔70多年后，我在《灵农往事》等书籍中查阅到了这座西北第一家农场的家底：25名筹建农场的工作人员，旧营房内的28间土房，1台苏制纳齐拖拉机，1台苏制万能拖拉机，5台美制福特拖拉机，9台犁、耙、播种等机引农具。这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建设的第一座农场，中央农业部特意破例给农场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宁夏公安厅还特意从当时的潮湖农场划拨来1200名犯人参与农场的开垦荒地工作。
农场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却离不开顺着古老的渠系而来的一滴滴黄河水。在平原上，大河像一个古老而盛大的家族，黄河就是这个家族的源头，大大小小的干渠就是一条条大河繁衍出的分支，支渠分出的斗渠、农渠、毛渠、细渠、排水渠等，构成了流淌过农田中的一条条血管。秦渠是黄河在宁夏平原上分出的一条支渠，而在灵武县（今灵武市）境内的郭家桥附近分出的一条斗渠，它的得名有别于秦渠、汉渠、唐渠、清渠等以朝代命名的古渠，而是因为向灵武农场供水而取名“农场渠”。
1951年，灵武县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塞上4月下旬的天气虽然还带着一丝寒意，却挡不住4月21日那天的轰鸣声。来到灵武农场的20名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驾驶着拖拉机，缓缓驶过紧邻黄河的那片盐碱滩。在芦草、碱蒿遍布的荒滩上，从秦渠引水修建的农场渠是机务人员们的参照物，他们以刚挖好的沟渠为标志耕地开荒，埋在荒草、沼泽下的泥土，被农机翻挖上来后，散发着等待种子入土的香气。改造后的土地变成了11426亩大的黄色面包，松软、敞开、吐露着生机，拉开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建设序幕。
郭醒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期拖拉机训练班两年后，1952年2月，毛泽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一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毛泽东的眼光仿佛投向他从未涉足过的宁夏平原，他对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充满希望，他相信独立一师那些脱下戎装投身现代农业的军人“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一纸令下，三军呼应，转战至宁夏的官兵很快完成了农垦人身份的转变：一件件带有战火味道的军装被封存箱底，一件件带着硝烟和荣誉的武器封存库内，一双双握惯了枪炮的手开始握起铁锹和爬犁，一双双曾端枪瞄准敌人的双眼开始关注这片处女地。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移驻银川市近郊后，部队一部分投入灵武农场基建工作，一部分承担整修唐徕渠、开挖第二排水沟等水利工程的任务，拉开了宁夏农垦的序幕。(https://www.daowen.com)
以小麦为主的连片作物，就像一支支画笔，在新开的上万亩农田上描绘出茁壮、葳蕤、生机勃勃的画卷。盯着这幅黄河边的万亩大画卷，高宜之开始了新的焦虑：灵武农场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建设的第一个机械化农场，已经有了7台苏制链式拖拉机、5台美制福特轮式拖拉机、2台美制法尔毛轮式拖拉机，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农机。眼看着万亩小麦就要成熟，如果没有联合收割机，小麦的收割就会回到“麦客时代”，那还叫机械化农场吗？
这时，农场机务技术员袁锡庆走进了高宜之的视线。袁锡庆出生于烟台，20世纪20年代就到外国洋行学习过内燃机知识原理及修理技术，曾把外文版《KS07下、维修手册》翻译成中文并让灵武农场驾驶员每人一册。高宜之立即去找袁锡庆：“农垦部给灵武农场调拨了两台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已经用火车运到包头了，你是农场唯一懂外文的机务技术员，现在，万亩小麦长势良好，再过两个月就得收割，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将那两个宝贝接回来呀！”
袁锡庆说：“去年，我的家属从临河乘木船到石嘴山走了半个月，石嘴山到灵武至少也得一天，而临河到包头的距离有300多公里。这样一算，从包头将收割机通过黄河运到距离灵武最近的仁存渡口，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够紧的呀。”
“是呀，这不把我上火的，想来想去派你去接这两台收割机最合适。”
“路上，万一碰到土匪的袭击破坏怎么办？”
“我给你挑选两名警卫班的战士，保护你和那两个‘宝贝家伙’。”
第二天凌晨，袁锡庆和其他四名同事从仁存渡口乘船过河后赶到银川，乘坐开往陕坝的长途卡车，再转乘由陕坝开往包头的长途卡车。在汛期来临和连片的作物即将收割前，他们必须将联合收割机接到灵武农场！
6月5日一大早，袁锡庆踏上前一天下午就将两辆“康拜因”装好的大木船。因为是逆河而上，加上麦收季节即将来临，他们连一天都不敢耽搁，白天和纤夫一起帮着拉船而行，晚上就躺在船上休息。从包头到灵武的这段黄河，自古多是用皮筏、木船顺流而下航行载物、载人，哪里有列宾笔下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或长江三峡上的纤夫？袁锡庆奉命完成的这项神秘而庄重的任务，不仅使这段黄河上出现了木船逆流而上的景观，木船上的乘客竟然是两辆巨大的收割机，还出现了逆流拉船的纤夫。
如今，从仁存渡口到包头大约有600公里，沿着大体贴着黄河走向的京藏高速公路不间断开车行驶，需要6个多小时。70年前的那场逆着黄河而行的航程，让袁锡庆他们整整走了1个月。
高宜之快步走到岸边，看着两辆“康拜因”缓缓驶离木船，行驶在提前专门给它们修建的从渡口到农场的道路上，收割机在前面行驶，排成长队的农场员工们慢跑着跟在后面。
下午5点，隆重的欢迎收割机仪式在灵武农场举行，两台“康拜因”像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机身上系着大红花，驾驶员开着它们绕着农场转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及看新鲜的员工络绎不绝地跟在后面。从16日投入收割到26日结束，两台“康拜因”利用10天时间就将全部小麦收割入库，收割期间，宁夏各单位共组织8385人次前来观摩。
在宁夏平原，分布在黄河两岸的依次有渠口、莲湖、玉泉营、黄羊滩、南梁、暖泉、沙湖、简泉等农场，像一个个不规则的纽扣，嵌在大河的衣襟上，形成了11个粮油、蔬菜、加工、禽蛋、枸杞基地，而灵武农场则是这些农场的孵化器、引领者，它的出现、成长离不开从古老的秦渠分出来的农场渠。农场，是黄河赐给宁夏平原的一份厚礼。在宁夏农垦博物馆里，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宁夏几代农垦人，利用荒滩、沼泽、湖泊300多万亩，创办了15个（12个在黄河边或利用黄河水）国营农场，用占宁夏3.4%的耕地、2.05%的农业劳动力，提供了10%以上的商品粮。
对中国的农业贡献而言，在1954—1986年的33年间，灵武农场向西北地区的国营农场输送干部500多名、农机技术员和驾驶员600多人，向内蒙古、河南、江苏、湖南等12个省区支援各种农作物良种1400万公斤。
灵武农场建设起步4年后，一支由1930人组成的移民建设队伍从北京出发，辗转来到灵武农场西北部滨河的荒地上，历时3年，开垦出6000多亩地。20年后，这些北京移民和农场员工在当时的灵武县委的安排下，从农场渠建闸开口分水，沿农场渠4号支渠路线，以铁锹挖、用小背篓背土的方式，在原来的“天水渠”的基础上，拓宽、延长了一条从农场渠开口的干渠。天水渠源于1908年宁夏知府赵维熙为解决河忠堡一带农田灌溉问题，奏请扩整清水沟，利用沟水灌溉农田。因赵维熙的籍贯是甘肃天水，当地群众为感念其功德，将那条16公里长的渠称为天水渠。新拓开的干渠长达24.1公里，因穿过当地群众所住的梧桐树村，“梧桐树干渠”后来便替代了“天水渠”的名称。
如果说黄河是母亲，那么秦渠就是她的儿子，农场渠是她的孙子，梧桐树干渠则是曾孙。从干渠延伸出去的斗渠、从斗渠延伸出的毛渠（形容其像毛细血管一样）、从毛渠流出后形成的排水沟，分别是黄河母亲的第四、第五、第六代子孙，黄河水，在宁夏平原上以七代同堂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