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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场渠的渠口，我继续沿秦渠而行，在灵武市境内的沙板桥附近，我看到秦渠就像一个古老的家族，随着人丁增长而分家另居，秦渠至此又分出一个向东开的渠口，从这里流出一条如树枝般旁出的古渠——汉伯渠，当地人简称为汉渠。从字面上理解，它的名字比秦渠晚了一个朝代，有了这条古渠，便不难理解秦渠沿途树立的各种警示牌、指示牌的落款——“秦汉渠管理处”。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2000多年前汉渠修建的历史背景：随着北方边地军事形势的变化，戍边将士和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秦渠的开凿让汉廷看到了就地产粮的益处，它充沛的水量完全可以满足新开一条渠，用来灌溉新开垦的耕地。

汉伯渠，为什么在朝代与渠之间加了个“伯”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拿宁夏平原上在黄河西岸后来开凿的那条“汉延渠”做一种简单的类比，想着古人对古渠的命名一定有敬意，称长兄为“伯”，便在先开的那条汉渠前加个“伯”字以表敬意，在后修的那条汉渠中间加了个“延”字，表示一种时间上的延续，以表明汉朝在宁夏平原上兴修水利的连续性。只是后人称呼渠名时常常偷懒，笼统地称呼这分居黄河两岸、相距几十公里的两条渠龄超过2000年的古渠为“汉渠”。和秦家渠被删除了中间的“家”字一样，缺少了“伯”和“延”两个字，不只是“汉”和“渠”之间缺少了两个可有可无的汉字，而是后人丢失了对古渠历史文化的一种完整理解和敬意。这和被简化了的汉字，和诸如把黄河边的巴彦淖尔（蒙古语“富饶的湖”）盟简称为“巴盟”、乌拉特（蒙古语“很多的能工巧匠”）旗简称为“乌旗”一样，古渠也反映出这样一个道理：就像大河没有一滴多余的水，古人取的地名中也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从名字到修建年代，汉伯渠同样戴着神秘的面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神秘感越来越厚重。我喜欢追究地名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故事，这让我在追究“汉伯渠”时，发现它还有一个“光禄渠”的乳名。这背后或许暗含着这样一个故事：光禄勋是汉代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的宿卫之臣，某年，一位被朝廷下派到河套地区的光禄勋，在黄河东岸负责再开一条新渠，就像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秦渠水利设计工程师或官员，这位光禄勋也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条古渠，人们以他的官职来命名了那条渠：光禄渠。这和敦煌、龙门以及云冈等石窟里那些精美的佛像凿刻者多么相似，他们只是默默工作，完成每一件艺术品后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佛教艺术品也好，古渠开凿也好，都不仅是人类的享用，更是闪着启迪和教育的光芒；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今天依然被利用的文创和旅游资源以及依然被用来浇灌良田的渠道，更是一种对待名利的教育课堂。(https://www.daowen.com)

大唐盛世的某年六月，李晟以朝廷任命的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身份，从长安城出发来到黄河边的灵州城。有一天，李晟出外巡访，看到光禄渠在泥沙淤积和风沙掩埋中变成了一条“死渠”，便下令召集民工清理渠道，让黄河水重新流进古渠。后来《新唐书》中留下了“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的一笔，这让我在唐代的历史记忆里看到了这条渠的新生。

每年春天，随着黄河水的上涨，河水和古渠如约相会，通过古渠流进田地，浇灌庄稼。乾隆年间，灵州知州黎珠下乡寻访，在光禄渠流经的一处村庄歇息，遇见了当地士绅颜施才，后者向黎珠建议：将光禄渠的渠源改迁到秦渠沙板桥附近，然后在野马墩另外设置一处引水口，再在外面修筑起一道长坝，试图以地势相对而言较高的秦渠之水冲刷光禄渠内的淤泥。黎珠采纳了颜施才的建议，动用民力完成了这项工程，并感念那位汉代光禄勋，遂将这条源自秦渠、长达50公里的渠正式命名为汉渠。

和一直保持向东北方向而行的秦渠不同，汉渠往东南方向而行，至毛乌素沙地边缘的海子墩后，突然以一个近乎90度的大转弯向西南而下，流入从甘肃省环县方向流来的苦水河，并最终汇入黄河，和秦渠构成了一个倾斜的“几”字。

2000多年的时光如茶罐，无论是秦渠，还是汉渠，告别黄河流入古渠的每一滴水，都被岁月熬出了筋骨和力度，那是古人留下的智慧与希望，那是来自黄河的恩赐。尤其是来自秦汉时期的古渠之水，被时间之手反复揉搓，凝固成了一行文字，镶嵌在黄河东岸的那座水利博物馆的墙壁上，成了一只只趴在墙上的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