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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徕渠因为水量、长度、穿越银川市而成为河西10条灌渠中最具代表性的古渠，这条古渠就像一条古路，穿越在乡村间。到永宁县望远镇的“唐徕湖畔”住宅小区时，古渠开始闯入都市的视野，给银川人留下的不仅是千年来流淌的生机与希望，还有“唐徕公园”“唐徕小区”“唐徕中学”“唐徕花园”等符号性的地标与建筑。
顺着唐徕渠行至银川市的六盘山路和凤凰南街交会处向南20米处，一条曾在历史上辉煌过的古渠的渠口，掩隐在林立的高楼背后，它就是红花渠——穿城而过的唐徕渠支渠。
1678年，自朝廷传来的一道圣旨就像一柄威力无比的刀，在唐徕渠东侧、今红花渠的渠首处划开一道口，浩荡流过的唐徕渠水，从这里分出一条，沿着新开的支渠流出，用于浇灌今银川市东郊的一片开阔地里的植物。那里专门有朝廷派来的重兵把守，每一位守卫的士兵就是一块立在红花渠边的警示牌：皇家禁地，严禁入内！一道渠水，就是一道深深的鸿沟，阻隔了普通百姓的脚步，他们哪里知道那片地上在种植什么。采蜜季节，无数蜜蜂从那里飞出飞进，它们多像从当地百姓大脑中飞到半空的问号。红花渠东侧的那片土地，给当时的银川居民留下了永远的想象与推测。
采摘季节到了，经过征集、挑选后，进入那片禁地的百姓才知道，新渠专门灌溉的是当时专供朝廷的高档奢侈品：红花。
朝廷为什么要在这里栽种红花呢？我在《嘉靖宁夏新志》《宣德宁夏志》《乾隆银川小志》等史料中寻找到这样的答案：明代，纺织业逐渐发达，当时宫廷使用的大量丝绸绢帛多由江南制造供应，织染所需的红花数量猛增，经过在各地试种，银川郊区的红花质量最佳，深受皇室欢迎，那条专门为种植红花而开凿的渠便得名为“红花渠”。
红花除了担当宫廷丝绸的染色之责外，还被明代皇宫的后妃们竞相使用于腮红，导致明代几朝皇帝不顾大臣上书劝谏，一直坚持从宁夏进贡红花。红花被列为宁夏向朝廷进贡的特殊物产，数量一度排在当地贡品中的第一，种植面积也随之增加，栽种红花的区域还有了“红花田”的专称。到弘治年间，红花田的数量达到673亩；红花在宁夏的九大贡品中，从排名第五位上升到了第一位。到嘉靖年间，宁夏的贡品仅剩红花和马匹两种，红花依然排在第一位，每年进贡1500多公斤，最少的年份也不下于250公斤。
红花从栽种、开花、采摘、装车、押运，都由驻守宁夏的最高级官员总兵官与朝廷派来的太监负责，还特意设置了负责往京城进贡红花的机构：进贡红花厂。一条渠专供红花的生长，一条“红花之路”开始从银川“铺筑”往京城。经过筛选、包装、上车的红花，运至黄河岸边，在码头边登船渡河后，再被装上牛车经固原运往京城。一朵成长于银川的红花，完成的进京之路长达2000多公里，押送人员一个单程要耗时100多天。红花，既让唐徕渠和银川城有了一段骄傲的历史，又给银川人造成了一种“红色负担”，一些大臣为此向皇帝上书，要求停止宁夏的红花之贡。
1502年11月17日上午，明孝宗皇帝坐在冬日的皇宫大殿里，翻阅着户部会官上奏的各条内容，有关于边疆军情的，有关于江南漕运的，也有关于赈灾救济的，其中一份是要求停止宁夏红花之贡的建议。或许是那天要批复的奏折较多，或许是相比边关军情与漕运这样的国家大事，停贡红花这样的事情并没让孝宗皇帝当即作出回应，那道奏折被他轻轻放在了一边，再也没人提及这件事，银川东郊的那片土地上的民众、看守的官兵依然得活在沉甸甸的“红花”中。
4年后的一天下午，驻守在宁夏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前往红花渠边，通过与驻守兵士聊天，了解到美丽的红花背后，是银川城郊民众和驻守官兵的沉重负担。“官袍朝堂艳，宫女腮边红。谁知渠水远，秋露湿花农。”1506年10月29日，杨一清给工部上书，恳请武宗皇帝停止红花进贡，然而，这份奏折遭到武宗皇帝的拒绝。(https://www.daowen.com)
一朵朵盛开在红花渠边的红花，将一抹血一般的艳红涂在了大明王朝宫廷内，惊艳于从明孝宗、明武宗到嘉靖皇帝三朝的顶端视野，染红了宫廷官员的官服朝袍，也染红了皇后公主们的双唇与脸颊。红花的享用者无法体会花农之苦与“红花之路”上的护送将士之累。杨一清在第一次上奏5年后，于1511年8月1日再次上书武宗皇帝，请求停止银川的红花进贡，同样遇到再次被拒绝采纳的命运。那时的红花，在京城皇宫，犹如唐代的杨贵妃钟爱的荔枝被远运进京一样，成了后宫嫔妃们的心爱之物。
浑黄的渠水缓缓流进红花地，像一颗时针缓缓地又走过11年，红花渠的镜面上继续闪耀着红花的娇艳。直到1522年，给事中张翀向嘉靖皇帝上书，请求停贡红花。这一次，在众多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嘉靖皇帝准许了张翀的请奏。
“红花之路”被切断，红花渠边的那一片红色风景消失了，红花渠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又经过几次扩建，最终形成了今日横贯银川东郊及贺兰县的长度和流量。一渠流水依然为渠道两边的居民、良田服务，红花渠两边的良田恢复为蔬菜基地，供给着银川居民的餐桌。
1958年9月，林伯渠带领中央代表团来到宁夏，祝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庆祝大会结束后，林伯渠特意提出去红花渠考察。林伯渠一行沿着红花渠参观了村庄、菜园、农户、饲养场等，在一片欢乐声中告别了红花渠边的民乐村。那天，红花渠边的情景让林伯渠返回银川城内后写下了《银川即景》：“沟渠纵横万千条，弥望黄河胆气豪。翻地人群多似海，运货车辆远连霄。”
20世纪80年代，红花渠依旧凭借其优质的水土资源承担着银川市蔬菜供应的主要职能，一渠流水依然为渠道两边的居民、良田服务，红花渠沿途逐渐成了银川的蔬菜基地，供给着银川居民的餐桌，每年为银川市民供应数十万公斤的新鲜蔬菜。这里的居民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城市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将为它建房、种菜、服务的农民工不断摊饼子式地往外赶的过程。红花渠两岸的农田、蔬菜大棚不见了，随之附近居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变，从种地收菜到盖楼收租，曾经的菜农一度成了包租公和包租婆，他们靠收取房租维持生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些房东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对过去的房屋又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改造和搭建，在“城中村”坑坑洼洼的巷道内，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疯狂加盖使原本光线就很差的巷道内更加阴暗、狭窄。民乐村是紧挨红花渠中段的一个“城中村”。起初，它曾经受益于红花渠。这里由于处在银川市的主要地段，渠两岸优美的环境曾经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在此居住。后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田被征用，渠边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越来越多，红花渠成了一条居民排污渠。在民乐村，原住民与外来租户共同维持着一个低廉的生活成本体系。很多初到大城市的乡下打工者、一些在低级场所从事色情业的外地妇女、想逃避警方追捕的外地罪犯，都将民乐村当成了在银川市近郊的理想落脚地。由于居住人群的素质低、沿渠两边的简易房里没有设计厕所，再加上下水道、集中供暖等配套设施不到位，导致这里恶臭熏天、垃圾满渠、污水横流。红花渠，成了银川的一块瘤，一块伤疤，一处不良之地的符号。
在报社工作时，我就曾以记者身份，对这条掩隐于都市高楼大厦间、穿行于田野乡村的古渠做过全程丈量，试图在钢筋丛林里和现代乡村间寻找那一道消失的水色。那时，我还能看得见渠道两边的高楼大厦间零星点缀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土木结构房屋，居民依旧沿袭着过去的生活习惯，随意丢弃垃圾、倾倒污水甚至大小便，环境卫生与一座现代化的首府城市的要求格格不入。继续沿着红花渠而行，穿过大大小小20多座桥，有的由大理石砌成，造型优美；有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桥面已经出现了裂缝；有的由简单的两个石拱摆放在一起，简单而朴素。在大新村有一座两米宽的桥，这是红花渠两边渠堤采用水泥渠和土渠的分界线。再往前行，就进入贺兰县金贵镇地界，公路边，两排杨树和槐树构成了一条紧紧挨着的绿色林带，像是担心阳光照着病恹恹的红花渠而撑起了一柄长长的绿伞。在金贵镇汉佐村，一条三米多宽的汉延渠槽源横跨红花渠。汉延渠里，水流拍打在渠边，激起阵阵浪花，和死水一滩的红花渠形成鲜明对比。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站在红花渠边，两边是连片的小麦和玉米，正在拔节的小麦和已有三寸高的玉米正在享受着汉延渠水的浇灌。虽然它们生长在红花渠边，以前也享受过红花渠水的哺育，但时过境迁，它们不但得不到养育它们多年的红花渠的继续养育，更让它们闹心的是红花渠里发出的恶臭之味。1000多年来，红花渠一直发挥着灌溉、疏浚的重要作用。如今的它，早就卸下了灌溉红花的职责，渠边的居民赋予了它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在丰水期浇灌下游乡村的田地和冲刷垃圾与污水，而在断水期，它的最大功能似乎就是盛装居民的生活垃圾。
红花渠的入河口处有一座简易的石拱桥，桥边的芦苇静静地守候在旁边，清晨的微光荡漾在桥上，周围是一片安静的田野。这座不知名的桥，虽然看起来有点小，但红花渠的流水在这里终于不再沉默，发出了哗哗的声音，向大自然证明着它的存在。经过了绵延数十公里大自然的净化，红花渠里那些五颜六色的水，慢慢地转变着颜色，到入河口处显然已经回归到水的颜色。
几百年前，红花渠让一片盛大的红绽放在大明王朝的记忆里，那是春天的桃花、夏日的烈火、秋天的霜叶和冬天的蜡梅。几百年后，曾经的辉煌已逝水而去，唯有亲近历史者，或许如我一般，走完这条古渠的全程，或许会在脑际回荡着那红花的幽香。如今，随着城市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向西转移到新崛起的金凤区，以及老城区的功能萎缩与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红花渠这个名字也消失了，在百度地图上，已被“第二排水沟”取代。只有在渠边生活过的人，或许会在偶尔的记忆或闲聊中，脑海里会闪出“红花渠”这三个字来，但估计也会很快从大脑里消失，继而从嘴边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