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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流，犹如子宫般孕生了两岸不少生命；大河像清洁工，扫除黯淡在时光角落或彻底死亡了的事物，渡口就是被波涛清扫的对象。莫家楼渡下游的铁筒堡、广武、石空等渡口，和曾埋葬它们的不远处的大桥上的车水马龙形成鲜明对比，像是一艘艘锈迹斑驳地躺在岸边的旧船。我像一名大河遗产的登记员，逐一清点着它们并试图像一名垂钓者那样，将其前世从黄河边的历史记忆中钓了出来。
浑部和“九姓铁勒”的其他八个部族就像九匹脱缰的野马，努力摆脱了突厥长期控制他们的缰绳，奔向大唐帝国的怀抱时，唐朝政府将宁夏平原今中宁县两岸的谷地划给了浑部，归设在黄河南岸的皋兰州（今中宁县的鸣沙镇）管辖。
为了防御突厥势力渡过黄河进逼长安，唐朝政府在皋兰州对面的北岸地区设置了一个军事机构——丰安军，让驻扎在这里的浑部铁勒人成为抵挡突厥骑兵的第一道防线。设在丰安军两岸的渡口因此得名“丰安渡”，从都城长安或灵州都督府来的军令，从黄河南岸调拨来的军人或军用物资，都通过丰安渡来传达或运输。
浑部首领浑释之率部投奔到唐朝的朔方军下，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步高升，一路升迁到开府仪同三司、宁朔郡王。746年，浑释之将11岁的儿子浑瑊带到了军营，参加自己即将开始的边境换防。临别时，灵州都督、朔方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齐丘看见那么小的孩子被父亲带在身边，随口开玩笑问道：“小孩子也要上前线，需要带奶妈不？”
第二年，捷报就从前线传来，唐军大捷！来人向张齐丘讲述了一个场景：两军在积石山下对阵时，那位11岁的小孩，一袭红衣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就像一支红色利箭从唐军阵营中射出。吐蕃军队看到这么一个孩子，也没当回事，谁料这孩子身下的战马转眼间来到吐蕃阵营前，一支箭从这孩子手中射出，直穿突厥将领的喉咙。那位将领当场中箭身亡，导致突厥军队因群龙无首而阵脚大乱。唐军趁机出击，获得第五次青海会战的胜利，彻底将吐蕃赶出吐谷浑地界，消除了唐朝初期的西部边境之患。
得知11岁的浑瑊在积石山之战中如此骁勇且智慧，张齐丘当即向朝廷奏请，为浑瑊申请赏封“跳荡功”，那是朝廷特为少年兵所设的一项特殊功勋。几十年后，唐代宰相李德裕如此解释“跳荡功”：“临阵对寇，矢石未交，先锋挺入，陷坚突众，贼徒因而破败者，为跳荡。”获封“跳荡功”的圣旨传到少年家乡黄河边的皋兰州时，全境沸腾，整个浑部甚至整个“九姓铁勒”都沸腾了，这是唐朝给少数部族的少年第一次赐予如此荣誉。
浑部少年浑瑊一战成名，在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役中，更是因为射杀叛军骁将，参与收复两京，讨伐安庆绪、史朝义而被誉为“军功最盛”，当年黄河岸边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变成了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唐肃宗在灵州登基时，浑瑊从河北赶回灵州城，成为帮助郭子仪收复京城的得力干将。浑瑊因为升迁和指挥后来的一场场战争，再也没回到过黄河边的故乡，再也没看到过丰安渡的模样。渡口是有记忆的，丰安渡，一定记得给当地带来荣耀的那位立过“跳荡功”的浑部少年。
皋兰州被废弃后，唐朝在这一带设置了丰宁城，成为黄河在宁夏平原六城水运使的边防要地和通过丰安渡接济北岸的基地。丰安渡，像一个跨越河面的扁担，一头挑着北岸的军城，一头挑着南岸的民城。随着丰安军地位的日渐重要，丰安渡“水涨船高”般地金贵了起来，南岸的丰宁城则低调地存活在北岸丰安渡的光芒的遮蔽下。
《新唐书·兵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也就是说，一个边防之地在唐代能够称得上“军”的，那就是戍边的重镇。连个遗址都没留下的丰安军的规模有多大？对此，我无从知晓，但从它当时驻军8000人的规模，完全能想象那座唐时的军城该有多大。我从一大堆唐代的文史资料中仔细梳理后，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唐代当时的9个节度使中，朔方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的驻兵以64000人的规模并列第三，灵州城驻扎有27000名军人，丰安军则驻扎了8000名。
丰安渡，和大河上方便两岸百姓往来或商旅便捷的渡口不一样，它完全是一个军渡，是一个国防之渡，从防御对象、驻军数量、靠近节度使的位置等来分析，它或许是唐时黄河上游最大的一个军渡。
相比其他地方，滨河的村庄往往因为有渡口而多了一件盛装本地历史文化的容器，像一件瓷器一样，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字，折射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西夏时期，在唐代丰安军的基础上设立了贺兰军，依然保持着这里的军渡身份和“军”的规模与地位。那时，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说起这个渡口时，恐怕早已将昔日的“丰安渡”换成了“贺兰渡”。后来，或许是周围聚集了姓郭的族户，文献中又将这里称为“郭家渡”。
明代，宁夏平原再度成为边地，黄河南北两岸都修“边墙”以巩固边防，北岸的丰安军再次发挥了军城作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中卫参将蔡英主持在昔日的丰宁城旧址上修建了一座新的军堡，其名称取昔日南北两座城——丰安军、丰宁城的名字中各一个字，来命名这座军堡——宁安堡，南岸的渡口也随之被称为“宁安渡”。
一般而言，古渡最初是供两岸百姓往来的，自然会被他们认作共同的财产，包括古渡的名字也是共同享用，大多是在渡口前缀个方位来区别。比如宁夏平原上的南北长滩村的人拥有“长滩渡”，北岸莫家楼和南岸莫家嘴的百姓都称共同的渡口为“莫家渡”，银川市境内灵武市和永宁县共拥一个“仁存渡”。但中宁县的宁安堡和对岸的石空堡，却让古渡像一枚钱币的正反面一样，南岸的人叫“宁安渡”，北岸的人或许受附近的石空佛寺的影响而习惯地称呼古渡为“石空渡”。明清时期，石空渡是当时中卫县境内11处渡口中的一个重要渡口，尤其是到清代，阿拉善境内的盐运至黄河边的莫家楼渡口后，顺河而下运至石空渡，经宁安堡向南过同心、李旺、三营、固原后进入甘肃，这便是明清时期宁夏5条驿道中的南路。
从“先有丰安渡，后有宁安堡”的民谚里，不难看出石空渡悠久的历史和地位。《宁夏交通史》在介绍宁安渡时，也是将石空作为一个重要参照的：“在石空堡南，距县城40多公里。”古老的渡口担负着大河两岸间人与货的交流、交易，既是中宁县城往宁夏平原黄河北岸去的要津，也是黄河北岸的宁夏平原的物产跨越黄河运往兰州、平凉甚至关中的主要津渡。
历经900多年的水边时光后，石空渡和宁安渡因中宁黄河大桥于1986年建成，后渐渐被废弃。来往于大桥上的车辆、行人，谁还会去留意一个失去功能的古渡呢？
舟塔一带，如果在唐代真要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枸杞地，那些通过丰安渡运往北岸的军用物资中，怎么会少了枸杞？这种红色的小果实晾干后，想必会成军营中的必需品：将军熬茶时放几粒，伙夫烤饼时塞进几粒，士兵巡逻时往嘴里塞几粒。
古老的丰安渡两岸，是枸杞最初的跨河之旅的起点与终点。枸杞，成了驻守官兵舌尖上的瘾。随着驻守丰安军的将士出征，后勤保证人员带着枸杞开始了一条逐步向远方延伸的枸杞之路。
古老的丰安渡，就是一条枸杞之路的原始界桩，它比一些本土专家在《诗经》《本草纲目》里找枸杞的身影显得更加靠谱。古渡虽然失去了原初的功能，但依然伸出舌头，舔舐着黄河的温度与速度，它们没有死去，只是如昏沉于炉火旁打盹眯眼一样，竖着耳朵，聆听着两岸在新的时期的生活之音。
自清末至民国年间，中宁枸杞被集中在渡口前，装上皮筏、木船后，由黄河水运至包头，再用骆驼或后来出现的火车运至天津，从天津出口。抗日战争期间，包头失守致使宁夏枸杞放弃“水路”而改走东和南两个方向的“陆路”，用大车、骆驼运至西安上火车，再转运至远方。(https://www.daowen.com)
我仿佛逆着时光回到了1933年4月26日上午，看着从兰州乘坐皮筏顺河而来的林鹏侠，在她日记中所写的“河流既缓、微波不兴”的平原河道上，踏波而至。皮筏抵达黄河南岸的宁安渡，那些“水上邮递员”般的筏客们，开始紧张地卸货、上货。林鹏侠离开渡口，跨过堤坝向岸边的村子走去，逐一走进滨河而居的那10多户居民家，他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医疗条件，让林鹏侠发出了感叹：“人生对医药常识不可过于缺乏，而旅行尤有携取药囊之必要。”
如果林鹏侠再迟一个月来到这里，就会看到阴历四月中下旬的一幅见证中宁枸杞外运的画面。四川绵阳和湖南湘乡一带的青壮年，候鸟般结伴北上，在平凉购买竹筐，里面担着在当地采购的茶叶、卷烟、手帕、丝线、木梳、篾子及竹器等分量轻的日用品，向宁安堡徒步而来。到宁安堡后，四川的青壮年经常选择住在东街菜市刘德胜店内，湖南的青壮年则多选择住在西街任早思店内。他们两三人住一间小房，挑着在平凉购买的日用品沿街叫卖，再用卖货得来的现金采买当地人上一年采摘后储存的枸杞。
一种叫“猪血箱子”的生意，随着枸杞产量和外运量的增长在宁安堡逐渐兴起，那些四川、湖南的候鸟般的青壮年们，请当地木匠给他们每人做两个可装60斤枸杞的木箱。箱外粘贴两层黑纸后，他们选新鲜猪血，置于大盆或桶内，撒入熟石灰粉，再加入适量稻草或麦草反复揉搓。猪血与石灰充分溶解后，用细筛滤去草及其他杂质，再加入与猪血等量的沸水搅动，除去泡沫及其他悬浮物后，用变成了草绿色的猪血漆刷木箱。这些木箱被称为“猪血箱子”，既能在沿途防雨水，又能防止虫蛀，还利于枸杞长期保存。
装箱前，将枸杞晒干装进布袋，缝好袋口再装进“猪血箱子”。这些宁夏枸杞的外运使者们，常常会请当地阴阳选一个黄道吉日启程，他们和来时一样结伴而回，一则是在宁安堡的日子里一起培养出了情感，二则是可以增强路上遇到抢匪时的自卫能力。从中宁到平凉、西安的路上，能看见这些头戴斗笠，脚穿布鞋，肩上担着两个“猪血箱子”的“候鸟”，他们步行至平凉出售担来的枸杞，价格约是中宁的3—4倍，赚的钱可供家中一年的零花。枸杞行情好的话，有人就赶紧在当地再购买日用品挑到宁安堡出售，然后再购买枸杞运往平凉。他们沿途经过200多公里的水苦涩得无法饮用的清水河，穿行在300多公里的陇山东麓，在这穷山苦水间凿通了一条“枸杞之路”、血汗之路。一首枸杞之歌，开始被这些特殊的枸杞运输者传唱于路上：“四月来到黄河边，脚板穿过陕和甘；‘猪血箱子’一装满，心盼赶路逢晴天；清水河的水不清，六盘山下没盘缠；朝离宁安暮翻山，平凉城里换点钱。回家的路呀，还很远。”这些枸杞担担客，往往在平凉就分手了，湖南客向东至西安，或乘车或步行返乡；四川客向南经华亭、陇县至宝鸡，然后自汉中返川。他们中的未婚青年，来到宁安堡的次数多了，和当地人熟了，有的就干脆和当地的枸杞姑娘喜结良缘。
在中宁，我听到一段“两粒子弹救枸杞”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枸杞的外运受阻，市场低迷，执政宁夏的马鸿逵下令由宁夏银行压价收购。他的亲信赵文储献策道：“先千方百计搜尽民间藏有的枸杞，再强令中宁茨农砍去枸杞树，使之绝产，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可以利市10倍。”这一消息传到宁安堡一带，在百姓中间引起恐慌，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人对驻扎在中宁的马鸿宾的二子马敦信说：“这件伤天害理的事只有你可以出面干涉一下。”随后，马敦信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封里装了两颗子弹，派韩副官带着几个随从前往吴忠，拜见在那里负责收购枸杞的赵文储。马敦信嘱咐韩副官：“一定要将信亲手当面交给赵，并要得到他的答复。”韩副官把信交给赵文储。信的大意是：你把老百姓的枸杞搜刮一空，又要砍茨绝产。如果不能及时悬崖勒马，收回成命，这两颗子弹就要你的命。赵文储看完信后神情很紧张，当即答应“即刻收回成命”。当时马鸿逵在重庆开会，回到银川听说了这件事后大发雷霆。不久，马敦信随马鸿宾到银川，马鸿逵气冲冲地到马鸿宾在银川的住地“五亩宅”，见了马鸿宾就大喊大叫：“你的尕娃是管还是不管？”马鸿宾慢条斯理地答道：“都应当管。”（意思是：我的儿，你也能管。）此时马敦信进来，马鸿宾喝道：“你还不跪下？”马敦信随即跪倒在地。马鸿宾命人：“拿皮鞭来！”
马鸿逵大闹“五亩宅”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省政府和十五路军总部，一些首要人物都赶到了“五亩宅”。赵文储一听着了急，事情闹大，自己就无法在宁夏混下去了，遂跑去找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并搬出马鸿逵的庶母。当拿皮鞭的人进来时，马老太太已经大哭大嚷地闯了进来。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这便是“两粒子弹挽救中宁枸杞绝产”的故事。
如今，石空留给人的更多印象是包兰铁路经过这里时以此命名的火车站和设在这里的石空镇，让这里有着一对历史厚重的肩膀，一头挑着西边不远的石空大佛寺，一头挑着东边不远的石空工业园区，历史与现代，荡漾在古渡那消失的时光涛声里。
蔡英当初在石空渡对面修建宁安堡，并不只是为了简单的军事功能。古堡修好15年后，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宁夏，上面的消息催放了地方官员的心花：宁夏平原上的枸杞被列入朝廷贡品，而当时枸杞的核心产地就在宁安堡一带。1754年成书的《银川小志》，里面的记载是宁安堡枸杞质量的注脚：“枸杞宁安堡产者极佳，家家种植，各省入药枸杞皆宁产也！”
为什么宁安堡的枸杞占据了“极佳”位置？我求教过很多专家，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理想的答案。直到2022年8月中旬，我逆着黄河在宁夏的第一大支流清水河做一次全程丈量时，在中宁遇到当地的一位水利系统的干部。他告诉我的理由很简单：从六盘山发源的清水河，流经矿化度很高的宁夏中部地区，两岸连庄稼都长不了。但这种苦水冲入宁夏平原的淤积地，被大自然之手经过千万年的搅拌后，形成的土壤矿物质丰富，因而这里的枸杞自然不同于别的地区。
中卫县知县黄恩锡在六月的一天，从县城出发，顺着黄河往东而行，在石空渡过河后，进入当时属于中卫县辖境的宁安堡。连片的枸杞长势很好，给了这位宁夏古代官员中诗歌创作最为勤奋、留世诗歌最多的“知县诗人”创作灵感，他创作了一首《竹枝词》：“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诗歌不仅点出了当时中宁枸杞种植的规模，同时也道出了枸杞“千钱一斗”的经济价值。
边患消除与枸杞种植兴起，让宁安堡的知名度开始提升。枸杞的外运要么直接依靠陆运，往南直达固原、平凉等地；要么依靠渡口运至吴忠后，再经过石沟驿运往甘肃境内，或运往银川、磴口和包头，在黄河沿线地区开辟出了三条“枸杞之路”。宁安堡对面的石空堡，在水运上彻底旁落了。从上游放筏下来的筏客们，要在宁安堡休息、装枸杞，但宽敞的平原上由于没有一个醒目高大的地标，皮筏一不留心就会错过宁安渡口往下游漂去。当地人在昔日的丰宁古城一处滨河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的塔，一是表达对大河的敬重，感恩大河赐予的能种植枸杞的良田；二是给上河来的舟船、皮筏一个提醒：“宁安堡”到了。那座塔，被人们称为“舟塔”。
对两岸百姓来说，从北岸渡河前往舟塔所在的南岸，无论是站在渡口旁等候，还是泛舟河上，看着半空中闪耀着金光的塔尖，他们能深深感到河水的流速比舟筏快，而抵达对岸的热切比流水更快一步！比照在河面上的光线速度更快的，或许是上游放筏人带来的各种消息，比这些消息更快的是他们寄放在舟塔上的信仰。
高耸在卫宁平原半空的舟塔，不仅是吸引更多舟船靠岸的地标，更像个源源不断发出电力的巨大电池，持续向宁安渡口的繁华注入活力，进而反衬出了对岸的石空渡的冷落。一河之隔的两个古渡，就像一个娘生的两个孩子，长大后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大河两岸万物生，黄河赐卫宁平原以枸杞，宁安堡和宁安渡因枸杞忙碌了起来，昔日的军堡，变成滨河的县城。早在1961年，中宁县就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枸杞生产基地，中宁枸杞开始被引种到宁夏全境以及新疆、河北、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湖北等地。中宁枸杞占当时宁夏出口创汇的一半，中宁县成了中国唯一的“枸杞之乡”，全县近四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枸杞，种植枸杞的农民占全县农民总数的70%以上。
站在这片满是枸杞的土地上，我恍如到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种植了整个西班牙60%以上的橄榄树，并使那里的橄榄油产量占到了全国的75%以上，中宁就是中国的“安达卢西亚区”。在中国，如果排出一张每个省的特产名单，中宁枸杞无疑和普洱茶、哈密瓜、小金橘等特产一样，经过时间的发酵，成为宁夏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并在这里衍生出交易市场、博物馆、美食、枸杞酒等。
忙碌是农民的本色，但不能成为他们的追求或固有。黄河开始宁夏平原之旅后，逐渐进入一种舒缓的境地，像一部急促的乐章从云端里陡然落地，变成了一段慢摇，但这种慢摇带给当地农民的却是忙碌。2007年冬末，因为参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中国十大新天府评选”活动，我受杂志社委托，要写一篇能反映宁夏平原上“农闲生活”的文章。经当时在报社的同事李凡的推荐，我选择了他的老家舟塔乡康滩村，了解“杞农”的“冬藏”生活。
柏拉图理解的诗意是“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当用其中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宁夏平原上的乡村诗意呢？就是用一种最简洁的淳朴的生存方式，换取内心的一份坦然和悠闲，60岁（2007年）的村民李国泰就实践着这种生活。他操着一口纯正的中宁“土话”，那些“土话”就像一条能逆水而行的小船，载着我，逆着时光之河，让我看见布满这条河两岸的风景——宁夏平原上的农人生活的实景。
李国泰小时候的记忆里，冬天是土地休息的季节，也是上天给农民放的假期。土炕上的小铁炉，闪动着火苗，熬着宁夏平原上很常见的罐罐茶。和西北地区很多地方的罐罐茶不同的是，中宁人会在熬茶时放一点枸杞。
坐在李国泰家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他掀起铺在上面的被褥，指着最下面铺着的那白色毯底上散落的图案告诉我，这是他的父亲李兴录，卫宁平原上有名的“李毡匠”赶制的羊毛毡。中宁黄河大桥建成前，他父亲和那时的弹棉花匠、货郎、磨刀人、铁匠、裁缝、媒婆等，来往于宁安渡和石空渡之间，创造着、丰富着属于他们的乡村生活。如今，很多古老的手艺和古渡一样消失了。李兴录老人去世时，伴随着他一生的算盘、风箱、木夯、纺车、鸡毛掸子、长条凳、棉袄等，带着那个时代气息的东西，全消失在一场送终时烧的大火里。火是一种阻断，水是一种延续，唯有两岸间的黄河水，依然深情地昼夜不息地从渡口遗址前流过，像那些匆匆在这尘世来一趟就匆匆走掉的人。
古老的渡口，像是守着黄河的垂暮老人，看着不远处的大桥上车来车往。那些晾晒好的干果，那些加工好的油丸、枸杞酒等，需要火车运输的，在离当年丰安渡不远的石空火车站被装上车，运往远方；而往内蒙古、北京、天津和东北地区去的货车，过桥后就直接向东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