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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把嘴伸向河中
饮着石头遗弃在水里的誓言
水鸟蹲在树枝上，身披暮色
和我一样，它们只是这里的过客
在春风里陶醉
在雪地里醒来
把家乡，耽误成了一个词
在一条河边，能留下的
就是什么都留不下
——水尘《渡口》
吉囊部像一支突然飞来的箭，直接朝1532年的宁夏平原射来，几乎在同一时间，活跃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俺答部也对大同发起袭击。这两支来自草原的武装力量合计有五万多人，让明朝政府意识到，必须设置“三边”来总制北方边境。左副都御史、吏部太侍郎唐龙在这个时候，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前往宁夏。
听完宁夏当地官员的详细讲述后，唐龙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夏季，居住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吉囊部牧民，赶着羊和马来到黄河边。渡河前，他们在马背上驮好搭建毡房的材料、生活用品及老人与小孩，大人们拿出准备好的浑脱（充满气后的渡水工具，几张浑脱就能组成一个皮筏）放进水里，趴在浑脱上赶着凫在水里的马、牛、羊渡过黄河，让黄河上出现了一幅水上牧畜图。登上黄河西岸后，这些牧人赶着他们的牛羊，翻越贺兰山后进入阿拉善高地放牧。遇到雨水少的年份，阿拉善大地上草枯地旱，吉囊部的那些越河穿山的游牧者只好又翻过贺兰山，来到宁夏平原上放牧。这就是《明史》所记载的“时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限以黄河不得渡，用十皮为浑脱，渡入山后”。
那些吉囊部的牧民最初用浑脱渡河的地方，就是黄河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东岸渡口，那里地处桌子山南段余脉、鄂尔多斯台地西侧，吉囊部的牧民称之为“巴音陶亥”（蒙古语意为“富裕的台地”）；西岸的渡口，因向北蜿蜒的贺兰山至这一带突然向东收拢，突出如嘴，于是得名“石嘴子”。
无论是西岸的石嘴子，还是东岸的巴音陶亥，黄河至此扮演起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的地理角色。阿拉善的骆驼、鄂尔多斯的牛羊、宁夏平原的农业物产皆可在这里集散，让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集镇与市场。原石嘴山镇曾有一块记录清代蒙汉之间在此贸易的石碑：“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出卖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由此，可见当时的石嘴子渡口的忙碌。
渡口的兴起带动了客栈、仓储、茶馆、饭店、酒馆甚至典当行、赌场、妓院的兴盛，以石嘴子渡口为原点，旅店沿河延伸，给昔日寂寥的河面送去更多的人间烟火。
一天黄昏，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时尚、头戴礼帽的中年男子走进石嘴子渡口边的一家旅店，店主人许存荣热情地迎了上去。
“客官您好，欢迎入住小店。”
傍晚，那位客人沿着河边散步，走出不远就离开了繁华的渡口，来到岸边的村庄。他发现一位老乡往挖好的土坑里一边倒黄河水，一边将旁边堆着的羊毛倒进坑里，再用铁锹往里面掺土，翻来覆去地搅拌着水、土和羊毛。这让他很不解，便问老乡：“你们将羊毛和土弄在一起干啥？”
老乡回答：“沤粪上庄稼。”
他又问：“为什么不卖钱？”(https://www.daowen.com)
老乡指着坑里的羊毛说：“这玩意儿如今除了擀毛毡、织毛袜，还有个啥用？也卖不出去，只好拿来擩到土里，沤成粪用来上庄稼当肥料。”
村庄、旅店、渡口、黄河和远处的贺兰山都笼罩在一片夜色中，那位客人返回旅店后，就着急地走进许存荣的房间，迫不及待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以优厚的报酬为条件，请许存荣出面作保，赊购周围村庄的羊毛，来年再付钱。许存荣一听，这是件好事呀，羊毛在当地不值钱，而旅店背后的空地足够存放收来的羊毛。
可是总得知道客人的名字吧！那位客人这才摘下头上的礼帽，坐下来和许存荣详谈具体事宜。许存荣注意到，眼前这位姓葛的客人头发秃得厉害，便连他的名字也懒得记了，心里只将“葛秃子”这三个字替代了客人的姓名。
许存荣在当地开旅店的信誉很好，为人既聪明又厚道，他要赊购羊毛的消息很快传遍黄河两岸，按每百斤羊毛白银二两的价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4万斤羊毛。小店背后的空地上，羊毛堆成了一座座白花花的小山，远远看上去就像是白花花的银子堆在一起。
葛秃子将这些羊毛打包后，装上雇来的两艘船，从石嘴子渡口出发发往包头，再通过火车运到天津，以每百斤售银20两的价格卖给了天津的英商。这个差价带来的巨大利润只有葛秃子知道，当他返回石嘴子，将银子给到许存荣手里时，后者惊呆了。第二天，闻讯而来的卖羊毛者在旅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那是一串长长的信息，向两岸扩散开去，吸引着更多的养羊户前来交羊毛。尤其是对岸鄂托克草原上的牧民，纷纷将羊毛驮到巴音陶亥渡口，交给收购羊毛的商人，后者过一段时间就将羊毛装上船，运到西岸的石嘴子渡口。那时的石嘴子和巴音陶亥，渡口附近都堆满了羊毛。
许存荣对葛秃子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银子付羊毛款很是好奇，对后者收购这么多数量的羊毛也很是纳闷，这些羊毛都运往哪里去了？后来，他才知道葛秃子背后的主顾是英国商人。
后来，葛秃子干脆在渡口附近租了一处店铺，挂起了“高林洋行”的招牌，用现银大量收购周边地区的皮毛，然后通过黄河水运发到包头。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不缺皮毛，更不缺水上运输的皮筏。高林洋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葛秃子又在西宁开设了一个“新大陆”商行，将在西宁所收皮毛运往石嘴子渡口边的高林洋行，然后经水运发往包头。从西宁到包头，一艘艘满载皮毛的皮筏似犁铧，将一千多公里的黄河视作一道狭长的黄土地带，在上面凿划出了一条白色的“羊毛之路”。
葛秃子第三次从天津返回石嘴子时，带来了一批广东人在石嘴山扩大组织和经营范围。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的买办赵宝鉴、张富平，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展开了与高林洋行之间的斗争，石嘴子渡口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广东话、天津话甚至英国话和当地的石嘴山话、蒙古族牧民说的蒙古语进行交流、谈价的情形。
洋行在石嘴子渡口一带最兴盛时有10家，其中，英商8家，德商2家，而资本较大者有6家，故称“六大洋行”。越来越多的外资开始在石嘴子渡口开设商行，在1880—1926年的40多年间，渡口出现了“商贾辐辏，贸易繁盛，行商络绎，船驼麕集”的繁华景象。
跟在洋行背后而来的是传教者的足迹，他们从五原、包头逆河而上，先后在巴彦淖尔盟境内的补隆淖、渡口堂、三盛公以及宁夏境内的平罗县、宁夏府城等地建起教堂。
石嘴子渡口附近就出现了一座下营子教堂，比利时人梅布桂和荷兰人彭寿年就是其中的神父。
1892年夏天，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灾民纷纷逆河而上逃至宁夏平原，石嘴子渡口是灾民进入宁夏平原的第一站。灾民们为了活命，不惜卖儿鬻女，无儿女者甚至卖身打工，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劳动力。10年后，巴彦淖尔地区再次发生灾情，百姓纷纷外逃，出现了十室九空、墟里无人、耕地荒芜、百里无烟的情形。各教堂为了恢复教权、控制教民，以发展生产、整理教籍为名，行文至邻近府县衙门，勒令所有外逃公民限期一律归籍，并声称：“套民都是教民，必须归籍奉教。”下营子教堂的神父梅布桂、彭寿年立即派出三名“二洋人”（亦称“二毛子”，指为神父效力的教民）到平罗县衙门，要求驱走流落到这里的百姓。
平罗的地方官员和当时的诸多清朝地方官吏一样，对于神父的指示如奉“圣旨”，甚至说“圣旨可缓办，洋旨要紧办”。来到宁夏的河套民众被勒令回归原籍，而这些来到宁夏平原定居了十年之久的百姓都已与当地民众互通姻缘，成家立业。官府勒令他们返回故土，无异于一场生离死别，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
石嘴子的渡口生意兴隆，常常吸引一些串四乡耍武艺的江湖人士前来摆场子（卖艺），龙占海就是其中一位。龙占海曾参加过义和团起义，不仅精通武艺，还有着精湛的医术。义和团失败后他从山东来到石嘴子避难，在平罗县一带摆场子、收徒传技。看到平罗境内的二毛子如此猖獗，为人豪爽的龙占海决定暗杀二毛子。
11月中旬的一天，龙占海在下营子的一个小饭馆里，约见关系很好的当地习武之人姚大奇、马跃川，以及城隍庙一位武艺高强的小和尚等8人，焚香发誓要除掉下营子教堂的神父和二毛子。二更时分，天空中雪花曼舞，龙占海带领其他7人出现在前往下营子的乡村道路上，寂静的雪地上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洁白的村道上清晰地留下他们的足迹，那是彼时中国留给后人的不满外国传教士的抗争。
赶至下营子教堂，龙占海伸手敲门，里面的三名教徒刚将堂门打开，还未来得及问一声，就在龙占海等人的手起刀落中当场毙命。接着，龙占海等直扑神父住房，梅布桂、彭寿年还没来得及取下挂在墙上的洋枪和刀，就被龙占海等人砍死，那三名去平罗县传话的二毛子因为去了平罗县的宝丰镇才免于一死。
大雪纷飞，北风怒号，血溅教堂。龙占海和其他7人按照之前秘密商讨的计划，犹如8只在寒冷雪夜里的鸟儿，离开下营子这个枝梢，各自疏散，远走高飞。后半夜继续飘落的大雪，覆盖了他们的足印，老天似乎都在为这场义举打起了掩护。第二天，这件事就轰动了平罗县和宁夏府。宁夏府镇台汤咏山赶紧前往平罗县城，坐镇指使追捕龙占海等人。宁夏县知事王树槐、平罗县知事李含菁、平罗营参将易庆安很快就被革职，并被勒令戴罪缉拿“凶犯”归案。然而，民间很快就传遍了“龙钻海，马跃川，杀洋人的是好汉，天落大雪把足迹掩，破这个案子好比登青天”的顺口溜。
有30多人被当作嫌疑犯抓来后屈打成招，直接被砍头，但龙占海和其他几位真正的除暴者却像是从江湖上消失了一般。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加大办案力度，时任甘肃盐务总办的比利时人林阿德和甘肃道台张美珩，专程前往平罗，协同宁夏道台志崇共同督办此案。
此后，官府采用苦肉计，将龙占海的拜把兄弟、标兵曹东武痛打一顿，让其秘密寻访龙占海，最终在平凉引诱后者上钩。1902年3月，龙占海经过宁夏镇台衙门军事会审后，又被押到平罗县对供定案，最终被处以死刑。但是比利时和荷兰政府还不满足，强行索取赔偿“损失金”4万两白银后，才算了结了这场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