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如果我是100年前在黄河靠划羊皮筏为生的人，在兰州至包头这段适合皮筏划行的河道上，渡口就是我的水边驿站。进入宁夏平原后，分布在两岸的新墩、下河沿、莫家楼、永康渡、宁安堡、仁存、横城、平罗、石嘴子、巴音陶亥……既是我放筏大河时匆匆闪过的渡口名字，也是大河涛声的聆听者与收集者。一座渡口既是码头伸向岸边河水的舌尖，也是极力向大河探去的脚；既是向对岸发出的一份邀约，也是从此岸传出的一份平安祈祷，更是阅读黄河流过宁夏平原这本大书的一页插图。
1936年4月24日上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兰州出发，于29日中午驶出了黑山峡。坐在前排的范长江眼前顿时一亮：河水冲进了一片开阔的平原，河床变宽让水流的速度降了下来，刚才还在峡谷里飞一般左冲右突的筏子，犹如一匹飞跑的训练有素的军马突然减速。正午阳光照在宽阔的河面上，犹如给大河铺上了一层细细的金粉。一艘艘出峡的筏子又酷似一把把尖刀，在金色绸缎般的水面剪开一道道缝来。经过5天乘坐筏子的水上之旅后，筏子上的乘客们，对大河上的景象已经失去了观赏的兴致，大家一俟筏子靠岸，在筏子客那一声洪亮的“新墩渡口到喽”的吆喝声中，迫不及待地起身、下筏、登岸，然后各自离去。
记者身份的范长江却反而放慢脚步，站在岸边仔细打量起来：岸边的高地上，一座人工修建的圆柱形红色外表的大碉堡显得非常醒目，不仅无言地说明这里的“官渡”身份，还有驻军把守，这是他从兰州至此的水路上所见的最为伟岸的岸边建筑了。范长江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要说碉堡，当以宁夏省中卫境者为第一！”
离开渡口后，范长江坐上当地的黄包车，朝东北方向的中卫县城而去。到县城南门时，一道水渠般的护城河像一条将县城当物件裹着似的绸带横在眼前，一座简易的石头桥连接着城内外。拉黄包车的车夫在小桥前停了下来，央求范长江也下车步行过桥。车夫见范长江对此不解，便告诉他：中卫人深感受恩于黄河，遇水必敬，引黄河水流至城外，宽约三丈的护城河流过古城东、西、南三个方位，并在这三个方位的城门外修建了供人出入的桥，将其称为“水桥子”。南门“水桥子”主要通往新墩、炭场子等黄河渡口，出入此桥的多是从水路而来的生意人和筏子客人；出入东门“水桥子”的则多是前往莫家楼渡口的盐贩子或更远去吴忠、银川的皮毛贩子等生意人、行旅之人、换防官兵等；西门“水桥子”出入的多是从内蒙古阿拉善盐场来的驮盐者、牧民或翻越大沙山前往甘肃省境内的旅人与商人。古时坐轿、骑马、乘驼或坐黄包车者，在“水桥子”前都要下轿、下马（驼）、下车，以示敬重。
范长江听从车夫的建议，下车步行走过南门“水桥子”方入县城，只见街面被挖得坑坑洼洼的，随处堆满了污泥。随着一阵阵初夏的风吹过，地面上扬起阵阵灰尘，挖出来的淤泥发出的臭味弥漫全城。范长江听了半天才听懂车夫用中卫话说的三个词语：“扬灰路”“水洞”和“浸水渠子”。前者指灰尘飞扬的土路，中间指“下水道”，后者指修建于城内的暗沟。从西门的沙渠中引入活水，每隔五六丈的距离就在暗沟上面开一个明口，用来供城里的居民取水打扫街面。当时，县城内所有的城楼、庙宇、“水洞”和“浸水渠子”都在大规模的改造中。范长江走进县党部的民众书报阅览室中，看到的是厚厚的灰尘下蒙盖的几本旧书，除宁夏、甘肃两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各一份外，只有两张一年前的天津《大公报》，他不由对中卫发出了“经济文化，皆无甚可言者”的喟叹。
如今，范长江称赞的那座红色碉堡早已不在，除了荒滩上搁浅的那一艘锈迹斑斑的铁船外，昔日范长江登岸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任何渡口的痕迹了。当地有关“新墩”的记忆，只有新墩村的名字、那条通往中卫市区被命名为“新墩”的公路、新建的居民区“新墩花园”了。
我仿佛听见一个小孩在问大人：“咱这地方为啥叫‘新墩’？”
“有一个新的墩子吧！”
“墩子呢？水泥的，还是土的？”
“不知道，可能让河水冲跑了！”
大明王朝修建的万里“边墙”周围有墩、台、燧等附属建筑，相对中卫市区北部紧邻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边墙”，穿行于这里的新“边墙”旁夯起的一座墩台，自然就成了“新墩”。
渡口是河流的忠实记录官，成吉思汗带兵从阿拉善撤离至黄河岸边，新墩渡见证了蒙古骑兵渡河南下时，飘荡在河面上的战马嘶叫、刀剑锋鸣；黄河筏运的黄金岁月里，新墩成了乘筏冲出黑山峡的筏子客们休息、卸货、装货、投宿的第一个渡口，它见证了从渡口到中卫县城的“官道”繁忙，也让从不远处的腾格里沙漠而来的络绎不绝的驼铃声和驼背上散发出的咸味侵扰得昼不能休、夜不能寐，咸味是骆驼运来的盐发出的。
从北边的腾格里沙漠深处来到河边的驼群，就像一趟又一趟连接沙漠深处的盐场和黄河的“黄色专列”。任何一条忙碌的专列，一定是起点和终点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起点物产的丰足、中途运输的畅通、终点接纳的能力。
以新墩为终点的这趟“黄色专列”，起点是藏在腾格里沙漠中的14座盐池，晚清时期就跻身中国十三大盐场之列，“中国双峰驼之乡”的腾格里沙漠里的骆驼，成了保证盐从沙漠到黄河边的运力；新墩渡口从1747年起就开始设盐场，成了沙漠、骆驼和黄河三重“黄”构成的“黄色专列”的终点。从新墩登筏上船渡河至南岸的盐，行销宁夏中部、甘肃平凉、陕西关中等地，渡口的繁华反过来也刺激了盐场盐量的提升，给阿拉善和中卫都带来可观收入，这种繁华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百年。
新墩渡口旁开设盐场111年后，陕甘总督乐斌就向朝廷请奏，将阿拉善境内的“吉兰泰盐池、察汉池均收归官有招商承办，并在宁夏中卫县、一条山设立盐店收储转运”。这标志着一个官办的大型盐业储存仓库在新墩渡建成，从腾格里沙漠中的盐池运出的盐，集中运往中卫官盐局（或盐店）设在新墩码头旁边的蒋家营子。
一驮驮盐从沙漠运出来，不断刺激着渡口之胃，逐步形成了盐、炭、木、餐、宿等综合商贸体系。新墩是距离中卫县城最近的渡口，前者的兴旺不仅促进了县城的繁华与经济总量的飙升，也促进了中卫县境内水运业的发展，仅下河沿到镇罗20多公里的河段上，就有码头十多处。
清末时期，新墩渡口的货物吞吐量不断增加，旧有的规模已难适应日益扩大的业务，需要扩建盐仓、办公用房、驼场以及与之匹配的饭馆、旅馆。新墩码头的经营者不少是从县城来的，县城人的优越感让他们面对扩建码头征地时“坐地起价”，导致拆建与扩建的难度加大。
新墩盐局开始考虑在黄河边另选新址了，这时，大盐商“尽盛魁”的店主刘尽善看准了商机，在他的老家位于县城东郊几公里的镇靖堡围起了一座人称“刘家盐房子”的简易盐仓，然后动员距离镇靖堡最近的黄河边的莫家楼村的乡绅，前往新墩盐局，申请将新墩盐务局迁往莫家楼渡。
探访莫家楼渡口之前，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段子：旧时的某一年腊月，一个莫家楼的商人前往银川，和一个银川商人、一个中宁商人相逢于一家旅店，恰好店家仅剩一个热炕了。天气很冷，三个商人都想住热炕，又都不差钱。最后，三人达成协议，谁炫耀各自的家乡炫耀得有水平，谁就睡热炕。
有着首府人优越感的银川商人首先夸矗立在城北的海宝塔：“银川有个海宝塔，离天只有一丈八。”
中宁的商人不疾不徐地赞扬当地的牛首山说：“中宁有个牛首山，扎起胳膊摸着天。”
莫家楼商人听他们说完后，不急不火地说道：“中卫有个莫家楼，半截子擩在天里头。”银川、中宁的两位商人听后，都觉得对方虽然吹得离谱，但确实技高一筹，将莫家楼的气势吹了出来，便甘拜下风。莫家楼商人不仅睡上了热炕，也使“中卫有个莫家楼”广为流传，让很多人听到这个段子后，深信那里曾有座矗立在河边的高楼。(https://www.daowen.com)
走进村口路边小商铺，70岁（2012年）的村民林志堂坦率地说：“哪有什么莫家楼？这里根本就没楼，主要是说这里是渡口，人们到这里要赶紧渡河，嘴里都说‘莫留，莫留’，时间长了，这里就被人叫成了莫楼。”关于这个说法，在场的几个老人都随声附和，认为这里没楼。原来名声在外的古代“宁夏第一高楼”竟然是虚构出来的！
谈起当地的人文历史，当时在场的67岁老人莫如雪说：“我们虽然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但说起这里的历史，你得问我们村的秀才莫如江，他不仅知道村里的故事，还写过书！”当即就有热心的村民带着我去莫如江家——柔远镇莫家楼村4号。大门上的铁锁无言地告诉我：主人外出了。第二天，我再次从中卫市赶到莫如江家中，见到的是一位乡儒形象的村民——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石头镜，身着白衬衣、黑西装。在他家那栽着柏树、杏树的小院落里，莫如江拿出他写的《莫家楼传奇》的手稿给我看：“莫家楼怎么会没有楼呢？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村子里应该是有楼的，否则‘中卫有个莫家楼，半截子擩在天里头’的话怎么来的？再说，我们确实姓莫，以姓氏为村名也是合情合理的！”两个答案，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这就是中国农村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总有人要给一段木头镜框般朴素的乡村历史努力镶一道金边。
莫如江家的土墙背后就是村委会，村委会里的资料显示，这个滨河村庄有3000多口人。莫如江像是从民国时期穿越而来似的，好像他曾见证过那时的莫家楼，他笃定那时的人口辉煌：“民国时期的莫家楼呀，中卫县城都没个比头，人数过万是不成问题的！”
刘尽善动员乡绅和盐商们游说地方官员搬迁盐务局的计划成功了，莫家楼的新渡口和旁边的盐场历时4年才建设完成，负责建设盐务局办公设施的是解放后第一任乡长莫忘忠的祖父。随后，渡口附近兴起了满足盐务局官员、管理人员、盐商、运盐人、摆渡人生活所需的各种建筑。新的盐务局搬迁，让莫家楼渡口仿佛逆河伸出一双大手，关闭了开办170年的新墩渡口盐场！
因为15年前（1906年）察汉盐池就作为外债被抵押，盐税权划归比利时国，移到莫家楼的盐务局大门口挂起了“比商卜内门盐碱公司”的牌子，由三名比利时人和中国盐务人员共同管理。
盐务局移至莫家楼的当年，为避开腾格里沙漠对公路的侵害，甘肃省政府决定将原宁兰（银川至兰州）古道中卫经沙坡头、营盘水至兰州段废弃，改由从莫家楼乘船渡过黄河后，经寺口子、兴仁堡、靖远县达兰州。此时，莫家楼渡口更像是大河伸出的一双有力的手臂，开凿出了从银川到兰州的一条新“管道”，莫家楼不仅成了西宁、兰州经宁夏到包头的水上要津，也成为宁夏平原通往固原、平凉、兰州、西安的新枢纽，端坐在南北旱路、东西水路的时空坐标交叉处。它像一座翕张着鼻孔的雷达，左鼻孔闻着、吸收着来自沙漠深处的盐味，让一条大河至此似乎飘满了盐的味道；右鼻孔闻着、欢送着千年不变的黄河的水香，改变了大河至此的旧时的寂寥与闲散，变成了一条忙碌而繁盛的贸易之河。沙漠与黄河、盐与骆驼，让万里黄河上出现了一座新的“黄色渡口”“盐运码头”和“驼运码头”。有了盐，莫家楼从一个小渡口，跻身宁夏平原三大官渡行列（另两家为仁存渡口、石嘴山渡口）。
渡口，不仅是河流歇息的地方，也是河流工作的象征！莫家楼渡口，像是一个拥有了新田的农民，开心地忙碌在自己的耕地上。莫如江用他那一口标准的“中卫话”，朗诵270多年前担任中卫知县的黄恩锡写的《中卫竹枝词》中的诗句来为这种忙碌作一种铺垫性的注解：“冻解河开欲暮春，船家生理趁兹晨。土窑瓷器通宁夏，石炭连船贩水滨。”这是一首描写春天的莫家楼渡口的诗歌，让我们看到270多年前的莫家楼渡口，船家大早上起来运输瓷器和煤炭的繁忙景象。
盐务局在莫家楼成立后，每年冬天到来年初春是渡口最忙碌的季节，仅从阿拉善境内察汉盐池往莫家楼运盐的骆驼就有近10万峰次。仓房装满盐后，白花花的盐只能露天堆放。如今，莫家楼渡口的盐仓仅剩横穿村子的那一段土墙，墙的北端是一个带有20世纪60年代建筑风格的砖砌大门。那截土墙早已没有当地文史资料上记述的“高丈八，底宽九尺，上宽六尺”的雄伟，更像是一个暴晒在烈日下几乎水分全失的苹果。它让我想象——当年堆起来的盐山（当地人俗称“盐坨”），竟然高出八丈高的院墙还能让外面的人看见白花花的盐峰，那该是一座多么高的“银色之塔”！
临近中午时分，整个院子一片寂静，守门的徐师傅指着空旷的院子告诉我，这里就是给莫家楼带来盛名与好运的盐仓，目前仍是中卫市盐业公司的仓库。只见院子里停着几辆因偷运盐而被扣的几十年前的老解放车和东风汽车。
渡口的风景各异，莫家楼渡口睁大眼睛，看着河面上繁忙的渡船和皮筏，在运盐、车、人的来往中划过水面。河面上空，也有一道传奇的风景：1933年，水面上架通了中卫至银川的电话线路；1938年架通了中宁至兰州的防空电话线；1940年架设了中卫至中宁、银川的有线电报军用民用专线。不同时间出现的几道电线，仿佛在两岸间搭起的晾衣绳却没有衣服晾晒，倒成了水鸟们的落脚点。一排排站立于半空的鸟儿，叽叽喳喳地望着人来货去的渡口，它们不是在摆姿势，而是将黄河当成站台一般，等候着属于它们的时光列车驶来；它们将来往于黄河两岸间的渡船及上面的人与货当成了风景，却无意中成了人们眼中的风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东部地区的海盐产区，中国百姓的餐桌离不开的盐，竟然成了短缺品！莫家楼渡口承担的职责超过了一个民用码头的能力，这里的盐运量超过了抗战前的3倍，再加上中卫处于抗战大后方，相对较安定，便成为外地商人蜂拥而至进行投资的理想选择。
从单一的渡口角色到盐业局办公地点及运盐驼客们挣钱养活家人的地方，再到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市场，角色转变的背后是它的体量、规模与吸引力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台湾作家林黎曾乘牛皮筏子从兰州经莫家楼到银川，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空囊实气膨膨胀，任重途遥泛大荒。湍急凝神穿峡过，银川千里半朝航。”站在莫家楼渡口的废址上，我看不到早已消失的那时林立在莫家楼的晋、陕、鲁、豫人开的大客店，平凉、固原、天水人开的小店铺，以及提篮叫卖的小贩。那时，莫家楼街道两边的店铺里储存、交易着棉布绸缎、烟酒糖茶、针织百货、香表火柴、陶瓷五金、文具纸张、干果调料等，成就了“中卫城里有的莫家楼都有，中卫城里没有的莫家楼也有”的说法。
莫如江拿出自己编的《莫家楼七十二行》说：“这里确实有七十二行的，‘尽盛魁’‘鸿泰店’‘春兴永’‘中兴泰’等四大商户当时更是名噪宁夏平原。”村里的老人们接受我们采访时，多是自豪地说：“别看咱这儿小，但人可是来自9省25县的46种姓氏。”漫步村里，随意拦住一位村民问其姓氏，就能知道小小的村子，像个旧时绣娘的笸篮，庞杂的姓氏就是装在里面的各种线头，俞家就是其中最鲜艳的一个，这种鲜亮和一段红色传奇有关。
1936年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以牺牲12600多人的代价消灭了敌军2万多人，也保护了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和16名将军。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突围后只身一人穿过腾格里沙漠奔向延安，因饥饿缺水昏倒在沙漠中。第4天，他被路过这里的东园镇谢滩村驼户俞学仁发现。俞学仁立即拿出自己盛水的皮囊给王树声喂水，等王树声苏醒了解情况后，便将后者扶上自己的骆驼，连夜赶到自己女婿家。俞学仁让王树声穿上自己女婿的衣服，护送王树声从莫家楼过河。夜色中，王树声问俞学仁是哪里人。俞学仁用带着明显地方口音的中卫话说“宣和堡”，将军则听成了“旋窝堡”。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将军曾多次派人到“旋窝堡”寻找救命恩人俞学仁，结果一直没能找到。
1998年10月29日，为筹拍电影《生死腾格里》，杨琼程和李乐导演等3人，前往北京王树声将军的家中看望了将军夫人杨炬及将军长子王鲁光。杨炬激动地说：“我们一直在打听，寻找旋窝堡的一位叫俞学仁的驼夫，可一直杳无音信，将军生前老是惦念这个救命恩人。”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距离莫家楼几公里的谢滩村村民集中到麦场上，观看电影《生死腾格里》。看到俞学仁在沙漠中救王树声的场景时，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这才想起，村里的俞学仁生前曾向他们讲过自己“救过一位红军大官的事”，当时人们还以为他在“吹牛”。
1950年，宁夏省交通厅在莫家楼设管理所，古老的渡口迎来了机动船。同时，有关部门沿渡口向北，修建了一条通往腾格里沙漠的战备公路，那就像是一条神秘的蛇，人们能看到它从这里起步，但却无法看到它的去向及终点，于是便衍生出了各种想象和猜测。有时，突然会有部队从路的那头开过来，在莫家楼边的黄河上进行搭桥拉练。莫家楼的老人们还依稀记得，昨晚在河边看到的还是空荡荡的水面，第二天中午时分，就可能出现一座能通过军用车队的浮桥。快速集结来的军人，半天之内就能完成一座浮桥的架设、通行、拆除全过程，搭桥演习成了古莫家楼渡口的一道奇特的景致。
到20世纪70年代，莫家楼渡口先后经营过5艘148马力小汽轮、5艘60吨大渡船，有固定渡运工80多人，客运量居宁夏平原各渡口之首。拉驼人和汽车司机同听一河涛声，开面馆的和理发的同在一条街上生活，从上河乘筏而来的兰州客商与从腾格里沙漠深处来的阿拉善王爷府里的管家同在一个饭馆的餐桌上吃饭。蘸满盐味的古渡，让一条河流经过这里时不由翕张鼻孔，想把这人间码头中少有的味道带走，辨析从沙漠走出的盐被河风浸染后的味道和大海之盐究竟有什么不同。
桥梁是古渡的终结者，莫家楼渡口的胜景，随着中宁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而结束。渡口于1997年撤销，摆渡人的合唱，被站立在电线上的水鸟叫声送走灵柩；渗进岁月里的盐粒，无声地敲打着黄土的旧墙外套并让它层层剥落，直到它垂死在人们的彻底遗忘中。盐场空置、店铺撤离、车辆绕行，让莫家楼把辉煌交还给了黄河，除了莫家楼的村名和作为美食的莫氏土鸡外，谁还能记得有关莫家楼的其他事情呢？
人类可以在大河边缔造很多人工建筑，但它们的寿命都有限，终会有衰亡的一天，唯有大河不能转化为我们的人工制品。大河赐给我们的时光和礼物，有人遗弃，有人收藏。莫如江在老家坚持办着一份油印对开的小报《莫家楼》，每一期散发着油墨香的小报出来时，他就像一位蒸馒头的村妇揭开笼屉时被麦香熏醉般，享受着《莫家楼》带来的快乐，保持着对古渡消失后的村庄生活的一种礼敬般的记忆。
滨河大道的开通，虽然路过莫家楼村，但路边连个路牌都没有。披着灰尘和略显破败的食盐储仓，像个重病的老人，一方面极力回忆着自己辉煌的青春，一方面希望人们能走近它，聆听岁月深处隐藏的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