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过，我可不能关上通向未来的希望之门，极权主义从来不曾在任何地方完全地确立起来过。事实上，任何社会一旦真的彻底否定了精神实在，并切实将这否认贯彻到实践中去，那它可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即便对一个纯粹以实施暴力和吹捧暴力超越于精神之上的崇高地位为目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有意识目的的组织来说，少了理想主义奉献的支持，也将一事无成。另外，一个团体即便在某些时候已决定靠某种错误的人之理念为生，它依旧可能逐渐将此淡忘，反被从其初始文明中生长起来的文化生命和市民制度（civic institution）日益渗透，并最终被吸收同化。以苏联为例，虽然苏联原先是建立在阶级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但现今基础科学在那里再次得到了承认，文学艺术也从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中解放出来，宗教信仰得以回复，民族复兴，私法原则也逐渐重新确立起来。完全可以想像，希特勒逝后，纳粹德国也可能步其后尘。

当然，或许还存在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30年前，欧洲大陆曾到达自由与理想主义的颠峰，之后却从这峰顶笔直跌落，堕至今天的冲突与暴力状态，这滑坡之势传播到一些此前未曾遭遇相同情形的国家之后，还可能获得新的加速度以致跌落得更快。逻辑悬停（suspending）状态保护英国免受这虚妄理论的影响，这影响正在其他一些国家盛行，但英国也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这种逻辑悬停的状态。诸如此类种种不同的可能性最终取决于人的良心，我们只能祈祷良心开悟，但却无法预测自己的良心最终将作何选择。

此外，从逻辑上看，形上虚无主义所获得的普遍认可中隐含着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形式，我得说清楚，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借其驳斥形上虚无主义。我们发现，在理论上，一派否认科学实在、法律实在，否认伟大艺术的实在，否认宗教实在以及否认普遍自由实在的学说很容易对这些思想领域造成巨大伤害。科学、法律、自由等等，都仅仅被看作以过时的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注定将随旧经济体制的消亡而枯萎。德国大学教授一些比这些东西野蛮得多的教条，学生们则身体力行。

显而易见，既然我如此坚信真理之实在，相信公平正义与仁爱之实在，我必定反对否认这些实在的理论，继而谴责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不过，我也并不以为我能通过辩论强迫对手接受我的观点：我承认，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外，真理自有其独立的存在，它之于每个人都是可望而可及的，但我无法强迫任何人看到这存在。我相信人人如我一般热爱真理，可是我没法子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在一个致力于某个传统的社会里，我们坚持实践这个传统，在此过程中确认自己的真理之爱，这个情形我已经详述过了。可是，这种社会以及这社会中的传统实践为何能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我却知之甚少，就如同我其实并不晓得自己为何存在一样。不管是哪种情况——听从脑中的成熟决策，还是主要取决于早年所受的教育——总之，我所以对这社会保持忠诚，说到底还是究竟信仰的作用。比如，我就能找出很多明确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始终对基础科学的传统和良心的自由满怀忠诚，而不去参加那些奉行阶级斗争或法西斯主义原则的组织。不过同时我也明白这些原因并不足以强迫他者接受我的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法西斯理论，都不承认其拥戴者与超验实在的信徒之间存在辩论的共同基础。

但是，在那些无法指望别人相信自己的领域里，形上信徒们仍可能努力尝试改变别人的信仰。在同虚无主义者辩论之时，形上信徒们虽然显得虚弱无力，但却能悄然向虚无主义者传达一种精神满足的讯息，因为这正是虚无主义者所缺乏的东西，它可能在他们心中引发信仰的皈依。马克思主义者的超验信念体现在政治暴力理论中，对他们来说，上述的信仰皈依过程仅意味着从暴力理论中收回超验信仰并以正确之道重建之。这些年来这种信仰的转变层出不穷。比较而言，要想改变浪漫虚无主义者（romantic nihilist）的信仰就困难得多，对兽性的盲崇将腐蚀他们心中的人性核心。荒谬的教义与野蛮的教化相结合，或许也能转变浪漫虚无主义者的信仰，但这转变始终是十分缓慢、十分犹疑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仍坚信那个可能转变浪漫虚无主义者信仰的基石毕竟是存在的，我希望自己能在他们身上找到那股子隐藏着的良心——它与我们中任何人的良心并无二致，一旦被唤醒，必定很容易为超验义务所感化。(https://www.daowen.com)

不过，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他们认为我在此鼓吹一种“信仰无法证实”的论调，既然如此，当我们欲图完全许可任何一种信仰时，这论调都可用来为这许可做辩护，比如武断、不容异己之信仰或者蒙昧主义之信仰。人们会说：“既然真理无法证实，那我完全可以将我信以为真之事当作真理，比如那些对我有好处的东西，我就管它们叫真理。”人们也可以说：“既然你承认你的真理信念最终取决于你的个人判断，那我——作为国家的我——完全有权以我的判断取代你的结论，以此类推，我亦可以决定你应当相信何事为真。”事实上，这些说法歪曲了我的原意。虽然我认为真理是不可证实的，但我认为它是可知的，我并且阐述了人类该如何发现真理。可能有人会质疑我的立场将导致对个人信仰的普遍特许，但这种质疑也只有在所有人都听从良心的指引而认定“自己的”真理的条件下才成立。可是，我认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良心都应内聚于同一个普遍传统的立场之上，这也是我的观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那项指控根本不可能成立。我已阐述了我赞成的良心概念和传统概念，那些反对这套概念的人接受了浪漫虚无主义者的见解——我刚才已经探讨过这一点，可是诸位如果赞成我所阐述的意义，则完全不必担忧人们普遍承认良心为寻找真理之向导可能带来混乱。我这般坚持真理之实在的信念，坚持我们对真理负有超验义务，何据之有？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这些演讲中，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我这些观点是18世纪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回归，不过，二者之间仍有3个重要的差异：①我完全承认人类普遍持有的宇宙陈述具有不可验证性——在最后的段落里，我还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此加以论证。这个观点促动怀疑主义经验论者掀起一场危机，并大大拓展这危机之域。②我否认永恒真理可以自然而然地被人类接受，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现代人能够有力地推翻这些真理。因此，我认为，任何一项信念，除非已经被以相当明确的形式宣示出来，否则，现代人对该信念的普遍接受就将是一纸空谈。虽然理性时代憎恶那些超验传统，但这传统却是时代理想真实而必要的基础。③此外，让我们心悦诚服地彻底接受那许多传统前提吧，这接受是无法回避的，它也将是我们自身知性发展的起点；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无论如何努力，无论走到多远，我们的发展都无法突破一系列有限的结论——从我们原初的前提出发所能轻易达到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说到底人类发展的进程就寄托在这原初的起点之上；我也相信，这样的认知将促使我们竭尽所能，担负起培育和发展自己生于其中的传统的使命来。

我的这些观点似乎将引出一个更广泛的联系来，让我最后简要地说明一下这个联系。从我方才的阐述中，相信大家已经明确：唯有生活在一个奉献着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够连续地维持知性探索的过程；只有生活在一个奉献着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够经营一种合意的知性而道德的生活。这已经足以说明，社会的总体目标在于许可成员们追寻自己的超验义务，尤其是对真理、对正义、对仁爱所承担的超验义务。当然，社会也是一个经济组织。不过，当我们比较规模相当的古雅典城邦与斯托克波特城邦的社会成就时，就能明白两个地区生活水准的差异不能作为比较社会成就优劣的根据。因此，福利的进步似乎并不是社会的真正目标，而只是社会的次要任务，是实现其本质目标的手段而已，唯有精神领域的追求才是社会的本质目标所在。

看起来，我们似乎有必要向着上帝延伸这项社会诠释：如果说社会的知性任务和道德任务最终还将取决于每代人的自由良心，而我们完成这些任务，本质上就是在不停地往社会传统里添加新的精神遗产。那么也可以说，这些任务与那个赋予我们永恒事物之知识的源头始终是相通的。这源头与上帝靠得多近，我不敢妄断，但我愿意在此昭明我的信念：我坚信，现代人终将在精神上回归上帝——经由净化我们的文化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途。一旦我们坚定地悟出实在之知识，接受超验义务为良心指南，人之上帝（god in man）与社会之上帝（god in society）便显出面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