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世纪之后，希腊思想在欧洲复兴，一个沿着客观与宽容之路追寻真理的社会逐渐呈现。人们在基督教神学与罗马法的残迹中找到了许多希腊思想的痕迹。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希腊文化逐渐苏醒，其影响稳步扩散，直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成为主导思想。其时，基督教神学正在思想领域稳居统治地位，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们试图建立一种以自由的世俗知性（secular intelligence）为基底的文化来替代基督教神学。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大潮在当时阻止了这个进程。然而，当历史进入17世纪，这种努力最终还是在荷兰、英国以及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重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具有更宽泛的客观与宽容性的体制在这块殖民地上首次确立。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宽容先是伴随着开明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而传递，之后又藉着1789年与1848年的法国革命之影响而广为传播。
中世纪教会的神学权威相当苛刻和呆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苛刻与呆板似乎已达无法容忍之度。若你是一位在法国受教的高尚天主教徒，你将被严格教诲，直至坚信人类始祖亚当是在纪元930年8月20日去世的，这种情形甚至延续到1700年。那时候，人们若对信仰怀有任何疑窦，皆须求助僧侣权威的解释，贵族们则拥护每年必行的强制性忏悔，以根除教会指认的所有异端，这种体制贯穿整个中世纪晚期，经久不衰。
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最终导致教会体制全面崩溃的斗争仍然延续，这些斗争开创了公众生活的开明形式。这种开明形式以对真理实在与理性辩论功效所做的预设为基础。一个由公众评价诠释普遍原则的新社会取代了中世纪的体制，取代了那种仅以一本经书为依据，并且唯有中心权威才能行使经书解释权的体制。
在人们下定决心，力图将独立新精神的前提并入哲学体系之前，这种新兴的独立精神广而行之已经多年，它们形式各异——诸如艺术的独立、政治的独立、宗教的独立和科学的独立。笛卡儿的普遍怀疑论（Cartesian doubt）与洛克（Locke）的经验主义好比两支强力杠杆，将人类从原先的权威体系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这些哲学及其追随者们所持创之哲学旨在阐明人类确实能创立真理——仅以批判理性为基础，我们便能创立一门丰富且令人满意的关于人类及宇宙的学说——靠一些自明（self-evident）的命题或是一些感觉证言，再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够了。笛卡儿和洛克都坚持信仰天启（revealed）的基督教教义，而他们之后的理性主义者虽然倾向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却始终坚信无须任何外力，人类完全能依靠自己的批判性官能建立科学的真理和公平、正义、自由的制度。思想家——比如韦尔斯（Wells）和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可以折射出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直至今天，这一代人仍然坚持如上信念，包括那些最极端地信仰逻辑实证哲学（logical positivism）的经验主义者。他们都断言，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麻烦在于人们无法彻底抛弃传统信仰的包袱，继而认定激进怀疑论（radical scepticism）或经验论方法的深度应用方是希望所在。
不过，这个方法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人类建立自由知性生活的真实过程。诚然，当某个领域的权威被彻底推倒之时，该领域的新发现就将日益被解放出来。无一例外地，这些发现——包括科学上的发现——都不是单纯由感官经验辅之自明命题就能确立起来的。对科学和对发现探索的认可必得基于人类对科学前提的坚定信仰，并且，人们得坚信科学的追随者和孕育者们与我们一样，毫不怀疑地认同这前提。而上述的那个对一切不能以明确描述的程序来验证的命题皆加以质疑的方法却可能摧毁自然科学的全部信仰。其实，它甚至可能摧毁我们关于真理和真理之爱的信念，而这信念正是一切自由思想存在的基础。这个方法终将导致彻底的形上虚无主义（metaphysical nihilism），也就是说，它否认存在一个能据以普遍并显著地显现人类思想的基础。
可能会有人反驳我。他们认为，事实上怀疑论者往往热爱并支持科学和科学的一些姐妹领域，包括支持普遍的客观与宽容机制。确实有这回事，我至少得承认情况经常如此。但这只能说明人类可以一边继承某种伟大传统，一边又信从一派否定该传统之前提的哲学。因为那些伟大传统的大多数信徒对自己所持有的传统之前提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这前提只是悄然地深嵌在他们无意识实施的基础之中。这么一来，虽然实施与传承传统的信徒们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的前提，可这些前提依然能长久存在，科学事业也因此方能在那些自谓实践了培根方法——一种事实上无法达致任何科学结论的方法——的科学家手中薪火相传300年。那些在荒谬理论的指引下履行这个传统的人们——比如洛克之后数代经验主义信徒——不仅未曾意识到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内在矛盾，甚至还盲信自己的荒谬理论已成功地被正确实践所证实。
然而，在那些仿效非本土传统的国家，因其传统是由歪曲了的理论而不是通过真实的实践来传播的，这种逻辑的悬停状态就比较不可能发展。这个现象在法国可见一斑，正是在法国，从洛克的政府观念中衍生出了绝对自由的概念，随即又从逻辑上产生了卢梭的绝对人民主权（absolute popular sovereignty）学说。这个学说又引发了那个至今仍在阻挠法国国内各政党，使它们无法进行宽容辩论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不过，关于这个虚谬理论的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它继续东进，渗透到另一些更缺乏公民传统的国家中，并在那里进一步发展成现下流行的一些理论，比如“无限个人主义”（unrestrained individual）和“无限国家主义”（unrestrained nation）的浪漫理论，再比如“革命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此类理论都公开或暗地里支持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国家理论，激进地否认公开辩论中客观与公平存在的可能。而且，这些理论并不只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虽然，在任何时代中，笔触涉及政治的作家们都曾提出一些暴力的格言，而且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之后，这些格言从未间断地对政治家施加着影响，但20世纪仍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现否认理性与公平的群众运动，并声称这群众运动仅为单纯的权力之爱所推动的时代。(https://www.daowen.com)
这些运动以一些假定科学的理论来自我辩护。这话听起来似乎不合逻辑，因为恰恰是它们，剥夺了科学的独立地位；但这又是真的。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以科学的观点而言，工人阶级起而掌握绝对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浪漫主义理论则断定，超人和超种族最终控制绝对权力是生物学的必然。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的行为都建立在绝对暴力（ultimated violence）的理论基础之上，只不过法西斯主义里的种族论（tribal）和生机论（vitalistic）元素导致了有组织的兽性崇拜（deliberate cult of brultality），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纯粹的机械性视野（mechanistic outlook）里彻底缺失的东西。
然而，这些运动的力量却并非来自它们自认为是力量之源的那个地方，断不可因承认它们的自我评价而堕入他们持有的关于人类的错误看法里去。令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党人的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既不是无产阶级渴望的利益，也不是意大利人民与德国人民体内蓬勃的生机。这些革命能获成功，得归功于隐性的精神之源——从席卷而过的人道主义狂潮与爱国主义狂潮中，它们汲取力量。说到这里，道理已经相当明了了：从逻辑上来看，对所有精神实在的否认是根本错误的，这否认不仅荒谬，而且无法自圆其说，它正是以真理能够被确立的假说为前提的。不过，精神实在也并不一直安于潜藏幕后，它始终在起着作用。当人们说“所谓真理，就是那些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东西”，或者说“真理，即造福德国人民的事物”时，他们心中的真理信念和真理之爱并未消亡，只是我们对真理所承担的超验义务发生了转移，它被转嫁到无产阶级或德国人的眼前利益中去了。而我们对正义和仁爱的追求与我们心中的真理追求非常相似，将永恒存在。有些人公然宣称这些理想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他们认为唯有特定集团掌握的利益和权力才具有实际意义，事实上这些人都已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对公平与大同（brootherhood）的热望寄托到特定集团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去了。此时，他们的基本信心及他们对实在的满腔热爱与奉献便全部寄托到他们所选择的党派——某种实在之残渣——上去了；而这个被寄托希望的党派拥有了信徒们势不可挡的狂热拥戴，即便在轻蔑地践踏道德实在的时候，它仍能在信徒中激起深刻的道德反应。
从其根基着手分析至今，我们已触及了极权主义政府的理论。合理的社会结构需要几股相互竞争的力量存在，并由它们抵合形成究竟之力来裁决每一件在两个公民之间发生的纠纷。但如若公民们都致力于某些超验义务，尤其是那些像真理、公平、仁爱这样的普遍理想，而这些超验义务又都体现于公民所效忠的社会传统之中，那么公民之间发生的大量争议（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公民之间发生的全部争议）都可以留待（甚至是必须留待）个人良心来做最后的决断。然而，当某个社会不再继续通过它的每个成员献身于超验理想的时刻悄然来临之时，它便只有屈从于一个无限的世俗权力，藉此方能继续完整存在。人们一旦彻底抛弃他们对精神实在——正因对这实在承担义务，使他们的良心有资格也有责任主张某种立场——的信仰，也就无法再提出任何能够有效驳斥国家绝对控制的言论了。我方才已经昭明，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真理和正义之爱已经自动转化为国家权力之爱了。
一个社会对传统理想的献身也嵌入它对贯彻这些理想的社会行为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将随之偏离自己的切身利益（tangible interest）。那些建立在否认精神实在基础上的政府将这种偏离看作是不负责任的放纵，他们认为必须采取适度手段干预每个相关细节，方能抵消其负面影响。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规划在逻辑上具有必然性及显得周全详实的原因所在了。
举例而言，在科学领域，实施这种规划意味着尝试放弃科学的内在目标，并以政府设定的旨在实现公众福利利益的目标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对任何一项科学主张，政府似乎都有责任以社会福利为标准来为公众决定究竟是扬还是弃，而他们似乎也有责任决定到底是坚持还是撤回对任何一项特定科学追求的保护。此时，真实的科学目标——甚至包括追求实在的目标——就被合法地否定了，那些坚持探索科学、探索实在的科学家们很自然地就被冠以为满足一己志趣之私欲而行事的罪名。政客们宣称科学家是错的，说科学家们忽视了某些更高层次的利益，而他们正是这更高层次利益的监护人。因此，他们似乎就能合乎逻辑和法度地干涉科学事务了，若有一些古怪的奇想家在这时向政客们毛遂自荐，就极有可能被指认为科学家。在医学、农学或心理学这样一些领域中，科学标准为个人判断留下了广泛的空间，那些谋得政治支持的科学奇想家们很容易便能在这些领域中寻着机会，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因此，腐败行为和彻底的奴性将削弱真实的科学实践，使之日益狭隘；它们会扭曲科学实践正直的秉性，削弱科学实践的自由，类似的扭曲与削弱在每一个文化与政治活动的领域里都可能发生。
可见，一个拒绝致力于超验理想的社会，实际上是选择了奴从的道路。“不容异说”的言论至此完全。那些持怀疑论的经验主义（sceptical empiricism）曾经打破中世纪的神学权威，现今它正一往直前地试图摧毁良心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