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

2.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1]

本文旨在提出如下观点：在科学家共同体的组成模式中，呈现了某些与国家类似的特点，并且，要维持这种共同体的正常运作必须遵循一些与调控有形材生产过程的原则相仿的经济原则。我必须承认，这篇文章的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可是，我也相信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重释主题，使之既能从政治与经济理论中获益，亦能对政治与经济理论有所启示。在由独立科学家自由形成的协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高度浓缩的自由社会模型，它独立地体现了在复杂的国家功能中难以识别的某些自由社会的基础性特点。

首先必须阐明的是：事实上，每个依据自己的个人判断自由选题、自由研究的科学家们都作为某个紧密组织的成员而相互协作着。当我们考虑到一些相反的案例时（例如若干个独立个体在不采取任何协调措施的情况下，从事某项共同任务之案例），这个观点便能得到印证。比如一群剥豌豆的妇人，她们为完成同一项任务而各自努力剥着豌豆，这种独立的努力之间并未加以任何协调；再比如一支象棋队，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我们将剥豌豆的妇人和象棋队的队员一一分开，所剥豌豆的总量和象棋队赢得的比赛总量都不会受到影响。可是，我们可以来比照一下，倘若把科学家们彻底地孤立开来，将对科学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初，全体科学家共同知悉了一些信息，他们从这些最初的信息里推出一些问题，并从此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或许很快就被攻克了，而彼此孤立的科学家们却无从知晓他人的最新成果，他们得不到进一步的信息，随即也就无法再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由此科学的进程便将止步不前。

上述例子说明，科学家们的行动其实是协调的，它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协调的原则——科学家们不断获知其他科学家迄今为止的最新成果，并据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努力。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努力称为通过独立创造性活动间的相互调节而实现的协调，每个单独的创造性活动都会考虑到同一系统中的其他创造性活动，从而做出协调的努力。

用这么抽象的语词来表述独立创造性活动间自动自发的协调的原则，听起来似乎显得有些晦涩，那么，我们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阐证它。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面前堆满某个巨型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的散片——假设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散片拼合起来，该怎么办？为了加快拼图的速度，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找些帮手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问题是我们该以什么方式来组织这些帮手呢？显而易见，如果将散片平均分到每个人手中——这种方法相当类似于妇人剥豌豆的合作形式——让他们彼此隔离地完成自己分内的拼图，那将是完全无效的，因为每个人分到的散片很可能并不匹配。接着，假设我们采取稍微合理一些的方法，我们可以复制多套完整的散片分发给众人，让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最后，再将他们的成果整合起来。可是即便如此，这支团队的成绩也未见得能显著优于单个人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提高合作效率的唯一方式是让这些人在能瞧见同伴工作进展的地方一起完成拼图，以便每当一块散片被某人拼上之后，其他人马上都能留意到，如此合作的效果才能显著优于单个人所能取得的成绩。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每个合作者都在主创性指引下各自行事，但因为每个人都知悉他人的最新进展，就能及时根据这些新进展调整自己的努力，从而大大加快合作完成任务的速度。简言之，在这种模式下，一连串指向同一任务的独立的创造活动被组织起来了——在每个连续的阶段中，每个独立的创造性活动都能根据其他类似活动创造出的最新状态进行自我调整。

这种独立创造性活动间的自我协调所能达致的联合效果将出乎任何独立创造性活动之施行者的意料，“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这种协调活动，带领各个独立的创造性活动共同向发现事物潜在规律（hidden system）的方向进发。最终结果是未知的，所以这种协调只能渐进地发展，而且，如果自始至终的每个环节都能由最胜任的人来进行，那么最后实现的总体成就也将是各个可能性中最好的那种。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在拼图游戏的例子中上述条件都被满足了——每个参与拼合巨型拼图的人都密切留意着沿迄今为止最新拼合完成的图形边缘某一分区出现的机会，留心寻找与之匹配的散片，以便一旦发现某块散片可能与图形边线相匹配，就将之拼合上去——情形将会如何？此时，团队合作的工作效率超过了任何单个的人所能达到的工作效率，因为以这种模式合作的团队内部成员捕捉新机会——将新的散片拼合到图形中去的机会——的速度要比独立行动的个人迅速得多了。

任何试图在某个权威之下组织团队的尝试都将削弱团队成员的独立创造性，该权威从中枢发出的指令也将削减团队合作的工作效率。这种组织模式将有效地瓦解团队的合作。

从本质上说，科学进程也是如此。个体持续不断地根据所有他人的成果调整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由此，科学的发展方能实现。只要每个科学家在其专长领域始终尽其所能做出贡献（除非他放弃自己选择的课题方向，从而造成影响科学整体进程的损失），我们就可断言：这种由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自发协调形成的科学研究确保了科学进程中最高效的组织形式。另外，我们还必须重申：事实上，任何以指导科学家工作为职责的中心权威都将令科学进程陷入停顿。

在这里，我谈及由自发调节过程所带来的独立科学研究之间最大程度的相互协调，这令人联想到市场运行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所完成的自发调节。还记得我提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吗？这只“手”引导着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调节，从而实现科学事业最大的发展。其实，这就如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独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商品价格的指引下获得最大程度的物质满足，斯密便是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这项成就。我认为，市场的协调功能其实只是藉由相互调节而实现的协调过程的一个特殊案例而已，只不过在科学领域中，这种调节依靠留意其他科学家公开发表的成果而实现；而在市场中，价格体系发布的即时交易信息成了这种相互调节的媒介，正是价格体系的存在实现了供需的平衡。

不过，这套主宰市场的价格体系不仅能发布信息——市场中的经营者（agent）根据这些信息相互调节彼此的行为，还直接驱动经营者使用货币进行经济运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激发科学家对由他人公开发表的成果所形成的知性立场作出直接回应的动机则是现行的专业标准。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科学家选择研究课题、确定某种研究方法而排除其他选择的行动具有某些经济活动的特征，因为其目标正是利用有限的知性资源和物质资源，实现最大产出。因此，科学家应该选择一个对自己来说既不是太难，也不太容易的题目。选择一个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的题目固然将浪费他的部分才华，可是，如果选择一个对他来说太过困难的题目更会虚掷他所有的才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发现，无论是从事某个对自己来说过于困难的题目，还是从事某个过于简单的题目，人们都无法完全投入。因此，必须选择那个能最大程度地内嵌自我（ego-involvement）的课题，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激发主体最强烈的兴奋，保持最高度的注意力和最活跃的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选择还取决于科学家所享有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过，如果一个科学家片面强调这一点，只从毫不浪费地使用其拥有的资源出发来选择课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某些时候，如果牺牲一点资源能使研究通向更深刻、更重要的课题，科学家应该毫不犹豫。

专业标准便由此切入，成为科学家研究动机的组成部分。科学家主要根据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绩效（scientific merit）的标准来评估问题的深度和预期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虽然他可能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对这些标准进行修正。在此，我将分三个主题阐述科学绩效的标准，这些标准相互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但我无法在此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1）一篇科学文献若要为人们接受，它所需满足的第一条标准即必须具备足够的可信度（plausibility）。一直以来，科学出版物深受许多奇谈怪论、诳骗欺诈和粗制滥造之文的困扰，我们必须将它们拒之门外，否则，科学期刊就将被它们淹没。这套审查制度不仅要能排斥那些显然谬误的稿件，还应该剔除那些以当前的科学知识来判断似乎流于荒唐的文章。实际上，如果人们根据科学方法来判断，发现某篇文章的主题是不合理的，那么甚至连对之展开试验性的探讨都将相当困难。现如今，已经很少有实验室愿意让学生去研究超感官感知（extrasensory perception）的课题，甚至只是一项重新测试后天性格可以遗传的计划，也将从一开始就招来各种质疑。此外，即便所有这些障碍都已被克服，即便文章的作者在科学界已享有崇高的声望，论文还是可能仅仅因其观点与时下流行的关于事物性质的科学观点存在尖锐的冲突而被置之不理。

我在此将用来阐述这个道理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曾用过。〔1〕席雷利（Lord Rayleigh）[2]——英国皇家学会的著名成员——在1947年6月号的《英国皇家学会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发布了一组简单的试验，他声称当氢原子撞击金属线时，将把高达100电子伏特的能量传给金属线。如果这个结果正确，那么它的革命性意义将远远超过奥托·汉恩（Otto Hahn）关于原子裂变（atomic fission）的发现。可是，当我就此向物理学家请教时，他们只是耸耸肩：他们找不到上述试验的破绽，却也不愿相信由此得出的结论，甚至认为根本不值得花时间来重述这件事情，可以说，物理学家们对此不屑一顾。我已在《个人知识》一书中陈述了科学界对这组试验的一种可能解释，物理学家们对这组试验的轻视似乎并未使他们失去任何东西。

（2）评估科学文献绩效的第二条标准在于文献的科学价值，它由以下三项系数组成：①精确度；②系统重要性；③主题的本然旨趣（intrinsic interest）。诸位可以比较物理学论文与生物学论文的价值，从中体会这三项系数的评价如何共同决定一篇论文的科学价值：物理学研究无生命的物质，生物学研究则以生物为主题，后者比前者要有趣得多。但是，物理学以其突出的精确度和宽广的理论界域（scope）弥补了题材的无趣，而生物学则以令人激动的题材补偿了其在精确度和理论之美上的不足。

（3）在具备了充分的可信度和一定的科学价值之后，不同的论文在科学绩效的第三项标准——原创性（originality）的指标上仍大相径庭。为申报专利，人们会根据某项技术发明在业界引发的惊讶程度来评估它的原创性；与此类似，某项发现的原创性程度也可以根据它在科学界内所引发的惊讶程度来衡量。发现的不可预知性（unexpectedness）与其系统意义（systematic importance）是重叠的，它们与实现发现的行为相关联，而与该发现所引发的惊奇——令我们赞叹的大胆与原创性——却并不相同。一些极为大胆、颇具原创性的发现——比如海王星的发现——缺乏的正是重大的系统意义。

可信度标准和科学价值标准都趋向强调一致性，而独创性标准则鼓励异议，在指导与激发科学工作的过程中，这种内在的张力（internal tension）是必要的。科学的专业标准必须在强加一个纪律构架的同时，鼓励对这套构架的反叛。这些标准要求研究工作大致符合现行的关于事物性质的主导观点（predominant belief），以便被严格执行；不过，根据原创性的要求，我们还应允许对这种主导观念一定程度的背离。因而，科学公断的权威只强调原理层面的科学，目的正是为了在某些方面推陈出新。

科学真理只是能为人知的客观实在的一个面相而已，传授科学的正统信仰也正是为了让新人们通过学习而以其特有的方式建立起与客观实在的联系——科学领域里专业标准的双重功能正是这种信念的逻辑结果。因此，实践科学标准的权威正是为了给权威引导下的人们提供反对权威的独立立场。科学正统的权威似乎就来源于这种藉由激发并同化（assimilate）对立面而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过，他是谁？确切地说——是谁在行使科学正统的权威？我已提到，科学公断就好比正统权威的代言人（agent）。可是，这将引发严峻的难题：相对于广阔的科学疆域来说，每位科学家只能拥有对其中某个微小局部的合理理解。那么，这样一个专家的联合体是如何形成公论（joint opinion）的呢？这些专家又是如何贯彻这套精妙的功能——一边推介当前关于事物性质的科学观点以及科学界公认的有关文献的科学价值，一边又鼓励革新正统的独创性工作？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之时，我们还将揭示另一项对众多个体创造性活动进行控制所必需的组织原则，这原则基于以下的事实而存在：毋庸置疑，科学家们只能对科学的某个特定领域做出有效判断，但他们通常也具备在与自己专业相邻的科学领域内进行判断的能力，包括一些他人专攻的领域。每位科学家能进行合理的批判性判断的领域有相当程度的交叠，因此，作为某个具有能力交叠的群体之成员的科学家自然也会是另一些类似的能力交叠的群体之成员，从而，科学全境就被交错重叠的链条和网络所覆盖了。科学家们环视交叠的区域之后形成各自的判断，而上述连接和网络上的每个节点将在这些判断之间确立起共识——从一个交叠的相邻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就这样，关于科学绩效的价值判断的公论贯穿了科学的所有领域。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彼此交叠的邻近区域，科学绩效的统一标准在科学的全域——包括从天文学到医学的所有学科——内通行传布。这张交错重叠的网络正是科学公断的着身之处，科学公断不是任何个人的思想所能把握的，它包括许多部分并由众多个体分别掌握，而每个个体又依靠对共识之链（consensual chains）的信任间接认可他人的评价。这样一来，这条共识之链就通过一系列的交叠邻域将某个个体与所有他人连在了一起。

当然，科学的权威（scientific authority）并非平均地分摊给科学共同体里的每位科学家，这个职业里的著名成员统治着其他身份较低的人们。不过，从本质上看，科学公断的权威是共有（mutual）的，它建立于科学家之间，而非凌驾于科学家之上，科学家们相互行使权威。诚然，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家群体在世俗公众之上掌握科学权威。他们训练青年人，使之成为科学职业的成员，科学家群体控制着这个过程。不过，一旦年轻人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家，便不再有任何“上级”凌驾于他之上，那时，他对科学公断的臣服将通过加入相互鉴赏的行列而实现，在这行列之中，他对自己所臣服的权威承担均等份额的责任。

权威行使的权力究竟有多么重大？又是如何变化多端？对此我虽然无法深究细节，但仍得加以解释。大学里的教席和其他一些职位提供了独立研究的机会，它们的任命与科学公断对职位候选人的鉴定是相称的。负责鉴定送审稿件的仲裁者将他们认定为谬误的文献拒之门外，除此之外，科学公断还可以通过影响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综述进一步控制教科书。如果报纸文章或其他流行文献斗胆散布与科学公断相对立的观点，科学公断的代表就将攻击它们。科学公断亦以此类方式控制着学校里的科学教育。事实上，正是以意会承认（implicit recognition）科学公断之权威为前提，我们才形成了关于宇宙中人类的整体视野（whole outlook）。

先前我曾经提到，科学标准的一致性贯穿科学全境，该一致性使我们对不同领域——比如天文学和医学——发现的价值进行比较成为可能，这样的比较对在科学的不同门类之间理性分配科学努力和物质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篇论文必须满足最低标准方能被科学期刊所接受，显而易见，如果某个科学分支中的这种最低标准显著低于其他领域，过多的努力就将集中到这个学科里来。其实，这也是理性分配研究资金的根本原则：以科学绩效为准，那些收益走低的领域的资金将被削减，流入科学的生长点上。我们期望通过增加财政资助使这些领域的工作实现更高科学价值。相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资金究竟是来自公众权威还是来自私人，以及资金究竟是由少数赞助者支付还是由众多赞助人支付，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每次分派都听从科学公断——它将偏爱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和最有前途的课题——的指导，资金的分配就将自动实现整体科学发展的最大收益。无论如何，资金的分配将趋向使科学公断能提供科学价值的最大增值可能和科学才能的最宏大前景。

当然，由于科学公断有时也会发生错误，这就使得某些具有高度原创性和绩效的非正统工作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遭到质疑甚至完全被压制。可是，冒这种风险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由有效的科学公断强制执行的纪律方能阻止科学领域中的假货——由那些奇想家和草率行事者所制造出来的假货。在合理而权威的科学公断尚未确立的地方，研究工作将因缺乏刺激而流于萧条，那些平庸的成果和空洞的自吹自擂反而能赢取不合理的声名。政治和经济因素将通过人事任命和资金流动对科学事业造成严重破坏，科学期刊则会因为充斥大量垃圾而变得枯燥无趣。而且，只有当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科学公断体系就科学过程的本然价值（intrinsic value）向社会施加普遍影响时，才能引来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只有在赢得大众对自身权威的尊重之后，科学公断才能保护成熟科学家的完全独立、保证其成果不受限制地公开，而这两者确保了全世界的科学行动间自动自发的调节。20世纪科学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在上述组织原则之下取得的。显而易见，虽然这些原则在实施中存在一些缺陷，但仍然只有这些原则能有效地激发和协调这么大范围内的集体创造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关于科学研究应服从社会福利之需求的呼声与压力此起彼伏，在此我主要想谈谈我在英国见证到的一些事实。1938年秋，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旗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分会——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分会（Division for the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cience），其更确切的表述应为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in Britain），该分会旨在对科学进程给予社会学意义上的周密指导。1943年1月，协会成员在伦敦济济一堂，与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科学家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如果用一句话来正式地概括会议结论的话，那就是科学研究不再以其自身为最终目的。来自苏维埃的报道鼓舞了这场革命，这些报道描述了苏联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着眼于支持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目的，而在规划之下对科学研究所进行的成功管理。

一种洋溢的激情激发了将科学过程引导到造福全社会的道路上去的热望，我欣赏这种激情，可是我也知道它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它十分荒谬。

有一个例子能够揭示我所讲的这种不可能的含义。1945年1月，洛德·罗素（Lord Russell）和我在BBC的专家小组里共事。我们被问及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技术上可能的应用，当时我们都答不出来。其时距相对论公开发表已过了40年，距爱因斯坦开始这项研究工作的时间则已有50年了，离麦克逊-莫雷实验（Michelson Morley experiment）也有58年了。不过，当时我和洛德·罗素一无所知的相对论的技术应用问题，居然在之后几个月内就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而被揭示出来。由于以损失质量为代价的爆炸所释放的能量恰好符合了相对论的公式E=mc2，随后不久，《时代》（Time）杂志就在封面上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个方程式，将它作为相对论卓越的实践意义的标志。

也许，1945年1月时的罗素和我本应在相对论的这些应用的预见上走得更远一些，但显而易见的是，爱因斯坦决不可能在开始这项最终令他发现相对论的工作时——在那个世纪之交——便预料到这些未来的成果。首先，这个技术过程有赖于其他的许多重要发现，正是它们与相对论的结合才开创了原子时代。任何意欲引导科学研究追寻其本身之外的目标的尝试都将令其偏离科学发展的方向。当全体科学家都自动将自己的才华奉献于公众利益的使命时，非常时刻就来临了。不难想像，人们将日益憎恶科学进程，并进而停止一切科学研究——至少将中止某个学科的研究——正如苏联在整整25年的时间里中断了整个遗传学的研究。人类能够摧毁或破坏科学的发展，但却不能塑造它，因为科学的发展具有双重的不可预知性。一方面，科学的进展只能由无法预料的步骤而实现，并追寻它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发展的实践福祉也是偶然的。

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我忘记了当前大量科学工作是在企业实验室和政府实验室中完成的，我只是将这个事实暂且搁置一旁而已。〔2〕在阐述科学的自主进程的同时，我已充分地考虑到了科学与技术的联系。

不过，即便是承认科学进程之自治权的人们，或许也会为听任这么重要的过程自主进行，而无法对这进程中各局部的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协调进行控制而不胜苦恼。最近一次战争之后，一段激情高涨的时期来临了，其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阐明这项缺乏创见的任务是行不通的。

这个事件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3]发起，1945年夏天，该委员会给皇家学会发去了一份函件。由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签署的这份文件请求皇家学会协助保护“联合王国境内科学的平衡发展”（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这同时也是该文件的题目。

这个提案是针对研究工作中教授的高层次专业而提出的，它将大学阶段的学位教育排除在外。提案主要关注大学之间在实施冷僻专业（rare subject）教育时缺乏协调的现实。因为需要冷僻专业专家的地方很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需要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我们不免担忧：职务任免往往听从流行的指向，这似乎将导致人们花更多的力气去探究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专业，而对另一些重要得多的专业却鲜有人问津。为此，达尔文在提案中建议成立一个协调机构，以平衡研究努力分配过程中存在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皇家学会的诸多分会覆盖了科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因此该提案要求它列出应受扶持的学科目录，以填平上述沟壑。这样的学科概览将来还需更新，以便随时指导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平衡科学努力在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分布。

达尔文的提案连同一份由理事会与其他一些会员提案进行讨论后形成的报告一起，在皇家学会秘书处和各分会成员间传阅。那份报告承认大学之间在高等研究方面的协调存在疏漏（无计划性），并同意由皇家学会定期——极可能以一年为期——在概观前文所述的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做出方案。各分会均被要求起草被忽视的学科名录，以供学会理事会斟酌。

我认为学会提出的这一要求是毫无意义的，为此我写信给物理学分会的秘书（阿尔弗雷德先生），对那要求提出质疑。我们必须将科学努力理性地分配到相互匹配的各条研究战线上去——当前，大学里的一些教授职位空缺着——我认为，将大学所能吸引到的最杰出的候选人安排到这些职位上去的做法就是对这种理性分配的最有力的捍卫。作为例证，我列举了过去30年中，曼彻斯特大学对物理学系主任职位的一系列任命，按照这个标准，查尔斯·达尔文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物理学家。曼彻斯特大学先后在物理学系主任的岗位上选择了舒斯特（Schuster）、卢瑟福（Rutherford）、布雷格（W.L.Bragg）和布莱特（Blackett），这些人依序分别代表着各自时段上物理学研究的“冷僻”专业：光谱学（spectroscopy）、放射学（radioactivity）、X光治疗法（X-ray crystallography）、宇宙射线（cosmicrays）等。我敢肯定曼彻斯特大学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它肯定也受到一些建议其关注当时尚无合格人选的学科的错误影响。向某个新兴学科提供更多机会的关键标准是该领域所吸引的著名科学家数量上升，其他学科中活跃的创造性活动则相应消减，这意味着资源从这些学科中撤回。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离弃这个策略，但我仍力主其作为维护科学研究之平衡发展的基本策略。

阿尔弗雷德（Alfred Egerton）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正是通过他的介绍，我的观点才得以引起专项委员会成员的重视，当委员会会晤之时，我适时地提交了一份化学领域中被忽视的课题列表。然而，会谈的结果含糊细微，以至于我致信化学委员会主席，声明如果委员会的建议被递交给大学评议会的话，我将不支持这些建议。

我的担心后来证明是不必要的，在专项委员会主席中已经广为流传这样一个观点：设若大学总是聘请最著名的科学家而不考虑其专业，每个科学领域都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环境。尽管还有一些人仍然担心这样会导致过分追随时髦学科，讨论的结果最好的也仅至于尚无定论。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已声明专项委员会的报告令人失望。

作为秘书，阿尔弗雷德代表皇家学会理事会签署了一封发给全英大学校长的通函，该函件副本同时寄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至此，这场历时一年的运动宣告结束。来自各分会的报告作为附件一并寄出，通函基本认可了这些报告的内容。不过，在这封信里，只有少数建议被认定为具有特殊的意义——共有7条有关开辟新的研究教育的建议，但对如何协调这些新学科与帝国境内现有的研究活动，通函却没有涉及。这个文件对大学的冲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化学委员会建议成立“强有力的分析化学教育”，作为物理化学专业的教授，这个建议本应与我有关，可是在曼彻斯特，它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这件事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将之记下并不是为了揭示它的失误。物理学上大部分主要原理都是在承认不可能之事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况且，除了皇家学会之外，再没有别的科学家团体更有资格证明如下道理：一个中心权威并不能有效改进科学增长点自动自发的突现。这件事表明：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人类所能做、所需要做的只是辅助科学自动自发迈向伟大发现的新领域的进程，其代价便是另一些领域的衰落。虽然某些特别的考虑可能与这套做法有所偏差，但它无疑仍是维持科学研究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则。〔3〕

我想重提战后发生的另一件与这些原则有所关联的惊人之事。我已经提到过，对基础研究来说，分派给它的资金之来源——公众或私人——并不重要。基础研究所得的资金将在划拨给大学的资金总额中保持相当的比例。可是，战后英国大学的扩张使国家不得不为此支付庞大的开支，人们认为，作为回报，大学应对国家利益做出直接的支持。上述想法在1946年7月由大学校长委员会向全英各大学发出的一份备忘录里得到体现，时任曼彻斯特大学理事会主席的欧内斯特·西蒙（Ernest Simon）断言这份备忘录所具有的意义几乎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在此我想引用这份备忘录中的一些摘要：

大学应彻底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理应要求科学研究满足国家的需要，这不仅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义务。因此，英国境内每个关乎联邦利益的研究领域都应被扶持。事实上，在大学里这些研究领域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

因此，在大学校长们看来，各大学不仅应独立地合理使用信托给他们的资源，还应共同制定并切实执行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无论是独立从事还是共同致力于完成这项任务，大学都应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指导。到了最近这些年，这种指导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从前……

因此，校长们将很乐意看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被正式授权做好总览大学研究的所有主要领域的准备，以确保大学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从整体上满足国家的全线需要……(https://www.daowen.com)

在此，我们再次遭遇一股热切的渴望——承认这种致力于文化（cultural）活动的集体组织的渴望，虽然这些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有赖于个体创造性活动的相互调节——根据对手所取得的进展而进行调节，并在一个文化评价的指引下寻求来自公众或私人的援助。事实上，大学之间的竞争焦点已日益集中到争取国库资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各所大学运营其中的那个大框架就由这场竞争的结果决定。不过，例如空缺职位的选拔等决定大学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管理决策将保持自由，它们并非由大学集体决定，而只能取决于大学之间的竞争结果，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结果，校长们发出的备忘录并未在大学生活中留下印象，时至今日，它已逐渐为看过它的人们所淡忘。〔4〕

综上所述，那场试图引导科学，令科学进程更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运动逐渐衰亡了，这场运动的结局与试图从一个中枢出发，更有效地协调科学追求的运动如出一辙。在英国的大学里，科学继续以这场对科学施以社会学指导的运动开始之前的模式如常发展。我相信，苏联科学的一切进步亦和其他国家科学的进展一样，皆得归功于原创思想的主动性，这种原创思想以自己的标准选择自己的课题开展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拿社会的财政资助去满足科学家个人的知性愉悦（intellectual pleasure）。的确，只有科学家才能充分享受发现之美，可是，发现的纯粹科学旨趣（purely scientific interest of discovery）也能唤起广泛的回应，这一点在日常新闻里早已屡见不鲜。近年来，天文学上的观察成果和霍伊尔（Hoyle）、洛弗尔（Lovell）等人的理论——更近一点，还有赖克（Rylc）的理论——已激起了英国及其他地区大众的回应，由此可见，大众对这些进展所表现出的兴趣与科学家们的兴趣并无本质的不同。

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300年中，科学进程日益控制着人类对宇宙的看法，它已经深远地（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它的理论与哲学影响是极具穿透力的。

有些人认定公众之所以对科学感兴趣，全在于人类将科学看作财富之源与权力之根，这种观点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没有理由表明：一个先前曾赞助大学的私人慈善家将比一个仅怀着探索事物性质之理想的选民更热衷于支持科学。大学本应有勇气真诚地投合选民和一般民众。至少从诚意上说应是如此，因为能为大学科学研究辩白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大学提供了与科学公断亲密接触的机会——没有侵扰，也免受诱惑。实际上，科学发现散布在一切人的思想中，可是普通民众无法参与到实现发现的知性环境中去，只有沉迷于追求发现的心灵方能达到发现。为了实现发现，科学家需要一个在那些思想相似的科学同事中相对隔离的环境——他们敏锐地具有与他一样的目标，强烈地影响他的表现。学术土壤理应享有特权，以便确保由科学公断所维持的规则。

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孕育、主宰和保护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但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正是在拒绝所有权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述二者之间相互矛盾。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我们在此必须承认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上：哥白尼不得不与罗马教会支持的亚里士多德权威以及时不时引用《圣经》的路德教派斗争；而维萨琉斯则是在打破盖仑权威的基础上才确立其现代人体解剖学的研究。抛弃权威的呼声始终贯穿在现代科学逐渐形成的几个世纪中，这呼声来自培根、来自笛卡儿、来自伦敦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们。伟人们清晰地道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真实而重要的道理。不过，如今我们应该仔细思量他们口中的“抛弃权威”究竟何意？因为伟人们所针对的都是一些已被击败的对手，所以尽管其他许多对手或许早已在他们的领域出现，这种说法还是误导出了科学的前提即为抛弃一切权威的断言。在这个星球上，科学共和国的疆域越广，其成员人数在每个国家中也就越多，在其掌控下的物质资源就愈加丰富，从而，对主宰科学共和国的强有力的科学权威的需要也就愈加清楚地突现出来。今天，当我们试图拒绝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对科学研究的干涉时，我们只能以建立一种保护科学研究的科学权威的名义而行事。

显而易见，我们赋予科学权威的功能远不止于确认科学所宣称的事实。首先，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事实是一种被科学公断承认为如此这般之事——这种承认以一些支持它的迹象为根据，这种承认也是因为以现行的关于事物性质的科学观念而言，它似乎具有足够的可信度。此外，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正是这一系统本身被系统内在的科学兴趣所确认，科学公断体系通过精妙的价值判断，仔细审查并对现行科学贡献论功行赏——利益分配机制从而确立。科学始终就是科学，只是权威不断地被否定，或者公认的其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程度在发生变化。承认了科学权威，我们也就从整体上接受了一切此类价值判断。而且，考虑到这些科学公断均由众多科学家共同作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能对当前科学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进行评估，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直接作出科学的宣告。

而且，考虑到这些科学评价（scientific evaluations）是由众多科学家共同作出的，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只能对当前科学工作中的一个小部分进行评估，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依赖某个科学家直接作出科学的宣告。还记得吗？有一张相互欣赏之网存在，这种相互欣赏已远远超越科学家自身的视野范围，每位科学家最初都是藉由投身这张网上的某一个节点而得以自立。因此，每个这样的承认似乎都意味着臣服于一个贯穿科学的所有领域、范围甚广的价值判断体系，尽管对这价值判断体系中其他领域的主题几乎一无所知，但每个被科学国度接纳的新公民都得承认这体系。从而，我们得以了解科学绩效的标准如何经由大量广泛分布并截然不同的个体间的联系而代代相承，艺术、道德和法律的传统也是以这种方式代代相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科学绩效的鉴赏也是在某个被后世接受并发展而为后世的科学公断的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是无法明确言传表达的，因此，它只能以类似于艺术传承的途径——比如经由大师与学徒之间的联系——来传承，这个事实对上述推断具有重要的支持意义。从本质上说，科学之权威是传统的。

不过，这传统支持一个孕育原创性的权威。虽然科学公断向学者们强加了大量权威性的表述，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同时也对与这些权威表述相左的异议给予最高的赞赏。尽管科学制度的总体机制致力于压制那些与现行的事物性质观相矛盾的表面事实，但这套科学权威同样也对那些深刻改变现有的事物性质观的发现投以最高的敬意。1900年，普朗克（Planck）发现了量子论，可是直到11年后，这一理论方才获得最终的承认；又过了30年，人们才认识到普朗克的科学观点与牛顿竟然出奇的一致。科学传统坚持自身的总体原则，恰是为了在一些细节之处培育对自己的颠覆。

我在此不断重申这个道理，因为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与其他知性追求相仿的图景。在现代文学艺术中，我们就能看到科学上的原创性与传统之关系的翻版，艾略特（T.S.Eliot）曾写道，“这个语词（传统）鲜少出现，除非是在非难它的句子中”。〔5〕接着，艾略特阐述了我们对原创性的至高欣赏是怎样与我们所承认的文学价值之真实源头相冲突的：

我们满意地凝思诗人与其前辈——尤其是那些最近的前辈——的不同之处；我们竭尽全力在他的作品中寻找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享受这种独一无二。相反，如果不是怀着这样的偏好去理解一位诗人，我们将会发现在读者看起来，诗人的作品中最精彩，甚至是最具个性的那些部分也最鲜活地宣告着那些死去的诗人——他的前辈们——的不朽！〔6〕

艾略特在《小吉丁》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稍晚的后来者方能完全地揭示先人的思想。

死者活着的时候，无法以言词表达的，

他们作为死者能告诉你：死者的交流思想

超乎生者的语言之外是用火表达的。[4]

科学亦是如此，哥白尼和开普勒告诉牛顿何处才能找到不可思议的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遭遇了政治理论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现代社会能否局限于传统之中？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抨击法国大革命试图一举重铸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制度的努力，他预言这种彻底推翻传统的做法将使国家向专制堕落。作为对伯克的回应，汤姆·潘恩（Tom Paine）充满激情地宣称每代人都具有绝对自决的权力（the right of absolute self-determination）。论争由此开始，绵延到今天。迄今为止，汤姆·潘恩的思想仍居主导地位。但近年来，一些反对汤姆·潘恩而支持伯克的抗辩在美国有所复兴。我无意干涉在美国发生的讨论，但对过去170年中英国那场论战的情势，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简略的总结。从边沁（Bentham）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再到最近的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这些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来说，自由就意味着随心行事，意味着每个人也都允许他人同样地随心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时刻，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随心行事的权力都是无法约束的。对伯克眼中的那些生者、逝者和将生者的活生生的依存关系，英国理论家们却熟视无睹。然而实践是另一码子事。在实际操作上，正是伯克的观点掌控着不列颠民族，这就像用以撒的名义宣告，但实际操作的却是雅各布。

这种情势很奇怪，不过，一定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存在。这种情况与我们所描述的科学组织相当类似，这个类比似乎能真正揭示这种奇特情势的原因所在。现代人声称除了那些颠扑不破之理，他们不再轻信任何事物——笛卡儿、康德、约翰·穆勒、罗素（Bertrand Russell）均异口同声地传授着这个道理。他们不给我们留下任何相信传统的空间。但是，如今我们也看到，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人们能做什么？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人们倾向于坚持同时在政治理论上宣称绝对自决的权利和在政治实践中仰赖传统的引导。

不过，这种含糊的解决方法是不可靠的。如果法国革命所孕育的动态的现代社会事实上只是接受传统框架作为其指导，它就不是无限理想的。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解决了人类社会无限进步问题的政府，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依然深入你我。它最深远的热望蕴藏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中，该理念拒斥社会的原有整体结构、呼唤社会的彻底革新。20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之剧烈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它将这种呼唤付诸实施。俄国革命发出的没有限制的主张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回应。现代社会虽然在理论上主张绝对的自治权，但在实践中始终保持一个传统的框架，而俄国革命的理念——无论是将之作为炽热的信念加以接受，还是视其为威胁而加以抵制——已经对世界各地的这种传统框架提出了挑战。

我已经描述了这场运动是如何在许多英国科学家心中激发出赋予科学研究预想的社会目标的期望。科学发展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关于科学发展系由独立科学家追求个人志趣的行动而实现的说法，冒犯了科学家们的社会良心。他们认为公共权威应该捍卫一切公众福利，因此科学活动也应在政府的指导下为公众利益而进行。这场运动将当前科学知识的进展视为一个整体，为之设定了一个目标，倡导一种朝着该目标的努力。而事实上，任何单个的科学家对这种总体进展甚至是一无所知的，除了一些相当模糊的把握。在这场运动的主张者看来，科学家们对自主选题的权力的需求似乎是微不足道和非社会的，因为这种需求违背了一个社会慎重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但是，难道我不曾指出现如今这场运动实质上已经日渐衰亡？到如今，难道不是连那些遍及欧洲的科学家团体也承认市场的有效性？难道我们还没有听到要求科学研究之自由和独立的开放呼声，甚至是在苏联境内的重要科研中心里？既然它已丧失了其要义，为何还要复兴这场讨论？

我的答案是不能将社会的贤明建立在政治的醒悟之上。只有当其被看作是在一个坚实基础上确立自由社会原则的机会时，今日公众生活的清醒状态方能得以巩固。那么，关于科学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分析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乍一看，我似乎将科学追求比作市场，可是重点恰在相反的方向上。独立科学家之间的自我协调体现了一条高层次的原则，当应用到有形材的生产和分配上时，这条原则可被还原成市场机制。

让我们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简略勾勒这条高层次的原则。科学共和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立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致力于某个不确定的目标。这种联合由一个传统的权威约束和激发，不过该权威是动态的；这权威之所以能持续存在，恰有赖于它通过追随者的创造性而实现的持续的自我更新。

科学共和国是一个探险家的社会。这个社会致力于追求未知的将来，它相信将来必定可知并且也值得追求。具体到科学家身上，探险者们努力探寻隐藏的事实，以追求知性的愉悦。并且，在愉悦自身的同时，他们也启迪了全人类，帮助社会履行自我完善知识的义务。

我们能发现，一个自由社会将彻底地专注于探求自我完善——任何性质上的自我完善。这提示了主宰科学共和国的那些原则的普遍性。这样看来，一个专注于发现的社会，必须依靠支持那些相互自发协调的独立创造性活动而得到发展。这种协调也包括对抗和回应，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内部，这种对抗的发生甚至要比在科学之内频繁得多。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独立的创造性活动还是必须接受传统权威的指导，这权威依靠在其信徒中培育独创性而促进自我更新。

正因为动态的正统思想自诩为真理的追寻指引方向，这也以真理的名义默认了对手的权力——一语概之，这里的真理包含了我们承认为自我完善之理想的一切优秀范式（manner）。因此，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类社会所保障的个体自由是一种积极（positive）的自由。它无关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权力，但它确保人们有权说明他们认定的真理。这样一个社会并不提供格外广泛的私人自由，正如我们在此定义的那样，它孕育着成就一个自由社会的公众自由。

在关于自由社会的这种观念中，自由社会的自由和使用权都取决于其自我完善的奋斗过程，而这种自我完善又取决于其与那必将被揭示的真理之间的亲密性，这些真理呼唤人类去揭示它们。

这个观点已经超越了埃德蒙·伯克和汤姆·潘恩。它拒斥潘恩关于每个时代的绝对自决的要求（demand for absolute self-determination），而代之以对无止境的人之完善和社会之完善的追求。它接受了伯克关于自由根植于传统中的理念，却又将这理念置换为一个培育积极进步的系统。它否决了那社会中的一切人等均为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某个共同目标而劳作的梦想。对卓越的追求未给大众意志（popular will）留下空间，它转而承认那种依靠个体针对零碎（fragmentary）问题的创造性活动的共同产出而实现的社会环境，在该环境中公众利益仅被不完全地认识。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自由社会的理想是保守的、不完整的，因而也是无根的（adrift）、不负责任的和自私的，并且显然是杂乱无章的。

一个被设想为探险家之社会的自由社会将开放地面对这些指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确指出了它的本质特点。不过，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特点是追求社会自我完善所不可或缺的，或许可以将之看作是这项宏伟事业中略逊吸引力的方面。

这些特点的确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培育的特点，并且也适用于社会追求其他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当社会致力的知性努力和道德努力不断拓展，延伸到新的专业方向，这些特点便将越来越显著。因为，这必将导致创造性活动的进一步细化，从而增加对预想的社会整体革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