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理解历史
当我们相信人类经由理解而认知，我们便获得了实在层系（stratification）的视野，同时发现人类的思想展示了我们经验中最高层级的实在。一件事物总是由不同层级的实在组构而成的，而其真实的本质只能由其最高层级、最具摄悟性的特征来呈现。低层级的细部对这个特征的摄悟只能起支援性的作用，在鉴赏这些支援性的角色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这个特征。也就是说，人之研究必须自鉴赏人类作出负责任决定的行为起步。
人类抉择活动的最显著案例均有史可查。黑格尔（Hegel）将做出这些抉择的人称为“世界历史名人”，比如亚历山大（Alexander）、屋大维（Augustus）、查理曼（Charlemagne）、路德、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和列宁。较之以上这些人，科学和哲学的先驱、伟大的诗人、画家和作曲家，道德上的英雄和宗教殉道者们也许心怀更高贵的目标，并将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只有那些显著影响现有权力架构的政治行动，才能构成最惊人的人类抉择。它们写就历史之剧，并常成为史家记载的历史故事中主要的题材。
19世纪末以来，一股持续不断的哲学运动主张我们必须用一些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这股运动迅速成为主流，在德国，运动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赫尔德（Herder），继续往上溯源，还可以追及意大利的维科（Vico）。英国的科林伍德（Collingwood）全力呼吁历史应分离出自然科学领域，他的作品为这个学说争取到了有限的影响。
我在前两讲的论述中得出的观点反对任何将自然之研究和人之研究相分离的做法。我的观点认为，任何认知均有赖于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存在层级上的知识都是同类。但与此同时，该观点也承认当我们的理解主题上升到存在的更高层级时，越加需要新的理解力推动，也越能揭示新的摄悟特征。因此，我很乐意赞成关于史学家需要实践一种特殊摄悟的说法，但我也将同时阐证史学方法中一切特有质素都可在科学方法中寻到踪影，在渐进的调试之后，它们将在各个连续的阶段中突现出来。正如科学家从对无生命对象的研究起步，继而迈向对生命的研究，科学在此过程中逐步发展，到达第一个较低的层级，接着是生命的较高形式，然后直抵对高等动物知性的研究，一些越来越高级的模式进入了摄悟的领域，而对人类的研究亦仅仅只是这些模式之上叠加的一个更高层级的摄悟而已。由此可见，史学（historiography）特有的形征是在自然科学内部已然充满广泛预示的连续发展中突现的。
为了向诸位展示摄悟渐进地趋向紧张和复杂的过程，我得从纵览科学内部各个上升的摄悟阶段出发，直达人之研究的入口。我们先来看物理学领域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自然界最微小的细部，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内确立它们存在的模式，而正是对这其中和谐秩序的激情揣测导引着物理学上的发现。物理学的理论之美标志着它的科学价值。内居于（dwell in）某个理论，观察它被事实验证的过程，就能欣赏到这种美。物理学家们就是冷静地撇开了一些无序且无意义的微粒排列模式，心怀愉悦地内居于自然界无生命物体的生存模式之中。
理解的结构性元素在下一个层级中将更趋坚固与丰富，我在上一讲中已描述过这个以植物形式存在的生物层级，现在是将之与机械和工具等一道纳入我们的视野的时候了。更惊人的是，我们将在这个层级中看见一些杰出与失败的新形式的突现，理解过程中的个人参与也将趋向紧张。我们认识到：理解一台机器意味着进入它的目的并承认其运作的合理性，理解一具有机体则得承认个体的存在，欣赏其准确的成长、形式和功能，而我们据以准确地将某一个体纳入其种群的标准，即是判断这些特征健康与否、正常与否的标准。
当我们将话题转向深思熟虑的动物活动时，将随即发现意义和理解的激烈化已经形成一股连续的趋势——此处个体不再受环境制约调整自己的反应，转而奋力试图控制环境。为满足自身的欲求（appetites），动物谋求理解自己面临的处境，在此途中，动物们逐步形成正确或者错误的预期。在某个健康的个体身上，正误预期都会发生，因此这些预期是附着在植物性生物或健康或疾病之上的。现在我将从逻辑结构的角度勾勒此项特性，使其更精确地外显。
让我先来向诸位彰明：我们对植物和对无生命物体的观察只在两个逻辑层级上进行，而对有意识、有生命的动物的观察一般要涉及三个逻辑层级。我们可用如下的思路来例证关于逻辑层级的设定：我说“石头正滚动着”，这项陈述包含两个逻辑层级，即我和我的陈述所涉及的石头的层级和石头本身的层级。我们通常会自认为我们自己的层级在高，居高临下地谈论处于低层级的石头。但如果我说“‘石头正滚动着’这句话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再加上第三个层级方能包含这项陈述里涉及的三个事物：其一是我自己和我的言语所在的最上层，其二是我以为为真的那句话所居的中间层，最后才是代表石头的底层。
仅在生物性意义上做出的关于生物的描述就如同我们对石头的描述一样只涉及两个逻辑层级，而一旦动物开始活动，开始认知，它就上升到了居于它试图去控制的层级之上的更高层。举个例子，我说“猫是活的”，如同我说“石头正滚动着”一样，只涉及两个逻辑层级；而当我说“这只猫发现了一只老鼠”，这就包含三个层级了。最上层是关于我的层级，中间一层是关于猫的层级，而最底层则是老鼠所居之层。这样的逻辑结构允许我们判断动物的感知是否真实，而对它的呼吸或者消化功能我们却不能作出同样的判断。我们的理解也随之得到了基本意义上的丰富，因为当我们认为一只动物有能力犯错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赋予了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意知判断的能力。三层级的逻辑架构比原来更加复杂，我们与对象的同属感（fellow feeling）也随之扩张，这使我们能体悟到动物的知觉。
当我们承认一只动物具有做判断和犯错误的能力时，也就承认了该动物中有一个诠释性架构。在这架构之内，人们能以动物的眼光来判断对错，这种承认同时还引致了两种类型的错误之界划。比如，一只鲑鱼错误地咬了饵，此时它无疑犯了错，可它犯的这个错误换到别的经验环境里，却是一项正确的诠释。另一方面，如果小鹅误把某个人当作母亲，那么它必定会一直以此错误的思路误认其他人为母亲。这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一个错误的诠释架构之内正确地进行经验判断。这两种错误类型与病理性的判断力缺失——我们可以从一只大脑被剥离的小鼠身上观察到这种判断力缺失——是不一样的。再算上正确的判断类型，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四重的谨慎选择的分类，这个分类预示了史学家对人类决定的区分模式。
不过，在跨越动物智能与人类思想的鸿沟之前，我们可以先把二者之间的差异再缩小一些。我们可以承认某些动物身上也许存在最低层级的知性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已有证据（这证据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表明，高等动物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个难题担忧，而且这种担忧并非因为无法获得预期的奖赏。人们观察到这些高等动物被难题困扰时的情形，当它们忧虑无比，到达顶点时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不过，人们也同时发现，仅为了追求知性之美，这些动物便能在解决精巧难题的过程中得到游戏般的愉悦而乐此不疲。在上文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个体奋斗——出于个体志趣的奋斗——以追求知性卓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对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的初步超越。
现在，我要从自然科学过渡到人文科学，这样做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史家写史与自然研究的区别——我想从哲学家所主张的这两种知识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上的差异入手进行分析。诸位应当紧记：在一切史学研究之中，叙事史（dramatic history）是与负责任的人类选择行为最为贴近的一种史学研究思路，我们不妨选拿破仑的生平为例阐证历史研究之主题，将之与万有引力进行对比——万有引力的数学理论可谓最接近于“完全抽象的科学知识”之理想了。
拿破仑的生平由一连串的行动组成，而万有引力仅包含事件。人类活动中涉入了责任的概念，这也就引发了动机的问题。例如，对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法兰西所发动的那几场战争，拿破仑到底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彼得（Pieter Geyl）教授曾经将27位研究拿破仑的法国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一一进行比照，并写就了题为《拿破仑传》（Napoleon For and Against）的综述，可见史学家们对动机的分析导致了对拿破仑本人的毁誉参半。而在物理学家的研究中，就找不到这样的研究思路。因为物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中不包含行动，更没有任何关于道德责任感的问题掺杂其中。为了鉴定当初拿破仑的动机，诸位可以设身处地思考此事，权当你正处在他的地位上，复现他的真实想法。不过，很自然地，这种内居于对象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究竟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取决于实施内居行为的研究者本身——这个事实很能够深化我们正在进行的两种知识的比较。彼得教授发现，一个史学家对拿破仑评价如何与这个史学家本人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他还注意到，那些对拿破仑或褒或贬的评价，是根据研究进行的年代以及研究者本人的职业出身而有规律地变化着的。那些反教权主义者（anti-clericalism）和体会到民族自豪感的人们赞美拿破仑，而那些反军国主义者（anti-militarism）和宗教信徒则不齿他。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最近，我们对俄国革命的反应已经对史学家们产生影响，促动他们重新诠释法兰西革命和千禧年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s）。因此，编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史学研究的这个特点显然与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的研究截然不同。
接着，我将以此讨论刚才列举的观点。研究动物行为的动物心理学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一想到这个，历史纪录之行动与自然科学研究之事件间的藩篱就荡然无存了。的确，唯有人类行动才会服从于道德判断。可是，与我们的常识恰好相反的是，自然科学的每个分支实际上也都在进行某些价值判断。每个学科都在鉴赏组成其研究主题的特定摄悟对象的整体之美，相应地也就存在一系列渐升的美之标准，这个标准系列蜿蜒而上，直到抵达某个人类行为的道德评判。物理学家设定无生命物质模式之美的标准；博物学家（naturalist）设定各种动植物形态之美的标准；生理学家则为每个物种设定一套判断其器官功能是否健康、欲望及感知系统是否正常的标准；最后，动物心理学家们为动物个体设计出不同种类的问题，根据动物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再加上它们的思想力量，我们就可以评估动物的独创性。在每个连续而上的阶段中，这些评价越来越具穿透力，也将越来越复杂。
这些评价还将一步步贴切，这就把它们与自然科学同史学的另一种关系连接起来了。诸位一定还记得，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物理学家可以深入地内居于某个数学理论之中，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享受数学理论的普遍性质——壮丽、简练及精确；化学家对其主题之亲近则略有不同，他能在化合物奇特的性质和化学变化微妙的分级条件里寻到乐趣，鉴定某个已知物种的标本比起鉴定一个已知化学物质的样本来要难得多，因为前者需要更高程度的鉴定力；当我们继续往上走，谈到对动物行为的研究时，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感觉、欲望和目的行为的世界，只有更深地将自己和动物融为一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再往上走，我们就与动物的知性接上了头，这时候的内居行为将是如此的深入，及至我们与动物亲密到能够为它们设定一批问题——这问题将如我们所欲，唤醒它们最剧烈的思想努力，接着将它们引向思想崩溃；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再继续往上迈一步——这一步令我们抵达拿破仑的例子——通过亲密而深入地内居于拿破仑，我们可以重新站在他的立场上思考他的问题，从而理解他的历史身份。
可见，我们并无法用先前设定的三项根据——①与自然科学不同，史学研究的不仅仅是事件，而是行动；②史学家以自以为恰切的标准来评估这些行为；③他通过复现行动来研究他的课题——中的任一项来区分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
可是，我们能否把因不同史学家内居于拿破仑之深浅不同而引起的亲密性程度的差异与那些更没有相似性的生物学家或动物心理学家们的诠释框架之间的差异相类比呢？
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被强加了某些以政治为根基的正统信仰（orthodoxies），这个例子似乎已经证明来自政治的影响只能腐化科学。不过，要正确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审视。诸位还记得我们确立人类责任概念的方式吗？只有在那些必然对其加诸限制、令其可能僵化的支援性细部里，正确性的连续层级才能顺利运作，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也才确立了人类责任的概念。我们还证明了一个宇宙成层的概念——无法从其细部出发确切定义的概念——是致力于真理追求的人之概念的必要基础；接受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显然，如果当前这个逻辑顺序为真，那么我的自由社会之爱，那股令我确认自由社会之实在的爱，也就证实了宇宙的分层结构正是自由社会存在的逻辑先决条件。何误之有呢？之前的探讨已经阐明：每项理解活动或多或少都将调整人之生命，那么也就是说，转换一个更为真实的为人之道还能令我们的人之理解更为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马克思“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知存在”之说；不过，我完全不同意他这条规则里暗含的经济决定论。
文德尔班（Windelband）院长曾在1894年的院长训示——就是这篇训示，首次有效地宣称历史学应与自然科学分离——里主张历史具有某个独特的质素，现在我们有必要来重温这篇训示。他认为历史事件是“唯一”的，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实具有“可复现性”，二者形成对比。事实上，文德尔班指认的这个显著区别只代表了不同思路的区别——理论思路与事实思路，这种思路的区别在任何一个知识门类中都存在。历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事实志趣的取向压倒了理论志趣的取向而在这门学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里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从数学物理学到历史学，我们看到了一个连续的、分级的科学门类，在这些科学门类里，“唯一性”和“普遍性”两种特征的呈现比例依序变化。可是，为何这两种逻辑上迥异的成分在各门学科里呈现的比例以此种方式变化，却无人研究呢？
李克特（Ricket）系统地扩大了文德尔班的观察。至于我，则希望在此以自己的方式对不同学科里“唯一性”和“可复现性”的关联重新表述如下：我认为，一股理解的激情自始至终都在推动人类的科学追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可以说，理解的热望激发了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一旦把握到某个有望揭示重大的、当时仍深不可测的、具有含义的灵感时，那股子热望就最大程度地被满足了。如此根深蒂固的热望和激情似乎应是相当真实的，并且能激发出强烈的兴趣。在人类思想的不同领域，甚至是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里，这种激情和热望的应用呈现出不同的方式。物理学虽然仅只研究浅薄的无生命物质，但仍凭其浩瀚却又精确的概括而达到深远；生物学的视野失之零散而不够精确，但生物体内在的深奥却也足以补偿这种概括性和精确性上的不足，使其得到同等的满足。沿着这个思路再跨一步，我们就从生物学领域被带入叙事体史学领域里来了。拿破仑的人格已是如此深妙，需要伟大的史学作品方能诠释，而且无须进行概推，因这作品本身已具备足够的旨趣。不过，有了伟人，才有叙事史的存在。但是，人们也会将历史简化地记载为知性上毫无价值的编年史或者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这些更为理论化的写史思路的细部虽提不起人们的兴趣，可是却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任思想自由驰骋。
总而言之，即便是一块小鹅卵石，也是独一无二的，但完全“唯一”的事物又是非常希罕的。如果果真独一无二，那么这东西无论发掘于何处（无论是出现在自然界里还是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成员之中），都必将被投之以对其本身的兴趣。它们提供亲密内居于它们之中的机会，让我们系统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就因为伟人比起自然之物来具有更深的“唯一性”，所以在他们身上比在自然之物上更能完成关于“唯一性”的精细研究。因此，虽然在亲密性与精密的复杂性递增的科学序列里，叙事史学位居最末，但它对研究对象格外有力、格外精妙的个人参与却抵消了这一不足，使之在科学门类中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一种主张史学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并且承认史学所描述的是实在之特殊层面的知识理论将既不赞成也不否定将史学分离出自然科学的做法。这个知识理论对此不做理会，却转而留了一项任务给我们：它要求我们在致力于史载的人类行动之研究时，尽可能贴切地界定人类思想所处的地位。现在，让我们重拾先前的思路，迈出这场关于“人之研究”的探讨的最后几步。
我曾经说过，众生当中，唯有人类能赢得尊重。这个结论是相对于纯粹思想之事而言的，所以它与相对于无生命世界之和谐或相对于低等生命之优秀的欣赏是不同的。这些纯粹属于思想的事物，比如高尚行为、艺术作品或科学发现，都不能满足物质的需求，反而需要物质为之牺牲，它们仅因其自身就被视为优秀。正因为有能力做出此等牺牲，人类才需要赢得尊重，赢得那些分享由其牺牲所见证之事物的人的尊重。可见，这也是自由与人相互尊重的基础，而写史之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面对他所书写的创造历史的人。
可是，任何在此基础上赢取尊重的主张，也都可能在此基础上受到责备，这种可能性取决于由人类思想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强制地加诸于人类精神激情之上的种种限制。我说的媒介是指人的身体存在与社会依赖性，这二者定义了人之使命，它们均非人类责任所能及。这种物质的和社会的本质以三种类型的不足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我已经在区分动物自我中心的知性时为此埋下了伏笔：①在一个合意的框架内犯错；②理性应用某个不合意的框架；③违背人类责任的病态行为。接下来我要证明在评估历史行动时，这三种批判类型将相应引出三种类型的谬论。(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某个历史名人，史学家最关注的是其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伟业或者劣迹，不过史学家们却也必须就这些主题作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并且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进行道德和政治判断时曾面临一些限制，而他们此刻也必须在相同类型的局限之内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判断。这种强加于史学家身上的限制恰是由他自己的社会本质所致，根深蒂固，无从挣脱，因为如果我们妄图挣脱它们，那么挣脱的行为本身也将在这限制的范围才能进行。因此，接受现存的社会媒介并依赖它来塑造个人思想和希望，乃是我们的究竟意会义务。我便是以承认这项义务为前提框架而断言自己负有义务的，而且，这也确认了我先前定义为人之使命的那个观点。
如此看来，上文提到的三种类型的历史谬论与三种批判历史行动的思路密切相关：①无视行动之人所处的历史背景，而只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书写历史。18世纪的史学家们，例如伏尔泰（Voltaire）和吉朋（Gibbon），就曾用这种狭隘的眼光来评判历史，我们可以把这种错误称为理性主义者的谬论。②历史相对论（historicism）提倡以过往年代曾经流行的标准来判断那些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种写史方法的兴起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念。这种方法用到极致之时，必定导致那种对过往年代之标准的绝对妥协，这将使我们的批判毫无意义。历史相对论的方法孕育了一种极端的、完全虚谬的相对主义。③唯物主义者持有的历史观进一步削减了人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行动都由权利与利益所推动。根据这个思路，一切人类行动都无道德意义，人们完全无须承担对理想的义务。这是决定论者的谬误。
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知性架构必将在人之责任中施加一些限制，而理性主义者在研究中应用了第一种批判，其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些限制；相对论者之误则恰好相反，他们使用了第二种批判思路，完全抛弃了人类所应承担的接受那个培育人类的架构的责任；决定论者使用第三种批判方法，他们先验地假设研究对象神智不健全，并将这种假设应用到对神智健全的研究对象的研究当中去。
稳健的人之研究应当避免以上三种谬误。这种研究承认人承担着义务，即借助于人微不足道的身体机能和特定环境中的资源奋力追寻结论的义务，可这结论到底为何，又不完全取决于身体机能和环境资源所提供的机遇。史学家们从这个观点中可以看到，凡历史名人，为成就其努力，必得接受一个既存的文化媒介，并且得去把握一些掺有不名誉诱惑的偶然机遇。不过，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有的文化媒介？哪些机会得把握，哪些机会又需要抛弃？什么样的诱惑我们拒，什么样的诱惑我们迎？对这些问题，每个历史名人都得做出自己的决断。史学家们从来不承认这些环境因素能够决定一个健全人深思熟虑的活动，他们不承认这种决定性是无法抗拒的，他们将力图规避上文提过的三种可能发生的谬误，规避的过程如下：①对理性主义者的谬误——史学家承认对于一切自由行动来说，生物本质和文化本质都是绝对必要、不可或缺的；②对相对主义者的谬误——史学家承认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能直达真理与正确性的标准，他们必定只能部分地妥协于现有环境，从而方能坚持他们的真理追求；③对于决定论者的谬误——史学家将自己托付于一个个人知识的体系，这种个人知识承认人之思想将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至此，我已将人类负责任之判断的社会本原、动物深思熟虑的欲望抉择的反射机械作用本原与低等生物体技能本原之间的相似说全了。现在，可以继续延伸这场讨论，来谈谈历史哲学家主张将编史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去的另一项依据了。
一旦承担起对真理标准和正确性标准的义务，人便成为理性之人，从此他就能从事数学、司法裁判，还能写诗，总之能做一切纯粹思想之事。因此，只要历史中包含了这类行动，史学家便能理解过往之人做了何事，这就好比我们理解一项数学论据或者理解法庭上的一项司法裁判。一项理性结论或行动能凭其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而得到开脱，这类理性结论的效力与它出现的历史年代无关，实际上，理性结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将是有效的。因此，如果理解了这样的一项结论，那史学家也就掌握了一个处于自然科学领域之外的、永恒的非物质主题。
为了补充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将理性的人类行为与某种病态行为（比如由脑部受损引起的病态行为）作个比较。这种病态行为毫无理性可言，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用理智来理解它；可是，如果从病因入手，理解就可以完成，这种病因正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主题。也许，历史会记载下一些人的病态行为，比如提庇留（Tiberius）和希特勒的行为，但理解这些行为却不是史学家的正事，他们的要务是去理解历史名人的负责任的抉择。
我赞成做此区分，这种区分无疑是清楚而重要的。不过，我要补充说，我们其实已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遭遇了这种区分。我们发现，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间，也呈现出这样的区别来。摄悟原则在较高层级中的运作效果与在低层级细部上的运作效果就呈现了此类差别，尽管这类运作必须依赖这些低层级的细部方能完成。我想将理性的理解与原因的解释作一对比，以重塑这种差别，同时，将这差别推广到本场研讨所涉及的所有领域。
拿一项正确的司法判决来说吧，它既是一项人类理性行为，也是作为有血有肉之人的法官所实施的一项行动。当法官实施司法行动之时，其思想和身体机能都在对司法的过程施加支援性的作用。这个过程有赖于法官的思想力量，比如记忆力和想像力，也有赖于他的身体机能，比如适当进食、正常消化。二者均由一些物理和化学的过程支援性地构成，并受一些规律的支配。不过，这些细部的作用有个限度，控制在界限之内，它们将共同作用，促进摄悟原则的运作；超出限度，它们就将导致摄悟原则运作失灵。记忆力和想像力可能误导法官；一些健康的肉体欲望也可能不利他做出适法判断；而物理的或化学的自然过程又可能破坏他的健康。结果，所有这些——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都无法解释一项正确的司法判决，而只能说清楚（至少是在原理上说清楚）错误判罚是如何发生的。这种错误判罚的原因可能是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也可能是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上的。
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欲望系统。尽管法官的欲望可能削弱其结论的理性，可是单从欲望系统本身来看，这些欲望和生理的功能却自成一套理性系统。进食、寻求荫庇以及积累财富的过程都可以用充分理性的思路来解释；并且这个低层级的理性还可能受到来自另一个更低层级的诱因的威胁。那些在正常情况下能促成自我中心欲望系统的理性功能的细部也可能诱发疾病或事物，干扰这项功能。
即使是在较低等的植物层级上发生的生命过程中，理性也贯穿始终，大行其道。我们说脑活塞（cardial valve）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持血液循环畅通，可是当循环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又说那是因为脑活塞的问题。
这项分析一方面巩固了编史的自主性，也巩固了那些主要以理性来阐证其研究主题的学科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表明：①自然科学也包括了知识的这些分支，②关于理性的研究往往植根于在较低层级实在中运作的原因的补充知识之中。为了更充分地阐述这种存在于编史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内在连续性与差异，我想在此展示一位史学家与历史名人之间典型的知遇（encounter）情景以及一位生物学家与他所研究的活物相遇的情景，揭示其中的内在关联。
对无生命体的观察是在两个逻辑层级上进行的，较高的层级是针对观察者的，低一些的那个层级则是相对于被观察之物的；而在对植物性层级之上的生物进行观察的时候，道理也是如此，这一点请诸位牢记。还需要大家留心的是那第三层级是如何出现的，当我们观察一只动物，而它本身亦扮演观察者的角色时，第三层级方才形成——生物学家占据最高的层级，动物居中，动物观察的物体则位列最低。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鲜明的逻辑分层处处受到个人知识的牵制。这种牵制的存在是因为观察者支援性地意知到的细部——所有的线索、符号、工具，包括其他任何此类细部都已被观察者所吸收，它们进而也就隶属于观察者所居的这个逻辑层级之中，可是这些细部又是观察对象之细部，应隶属于观察者之下的那个逻辑层级。可见，当其被置于上层之时，这些细部支援性地存在，在下层中它们则以焦点地位存在，这就与双层逻辑的划分相抵触了。
现在，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随着人类认知之物存在层级的升高，认知者个人参与其中的程度也相应升高，并且，认知者在研究中也将为它们设定更高的标准。这两股潮流结合起来，将在认知者与被认知物之间导致一个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平等的共通存在。所以当我们达到人认知他人这一顶点时，认知者已经极度深入地内居于被认知者，以致于我们无法将这二者分别放到不同的逻辑层级上去。也就是说，当我们注视某个人，把他作为负责任之人类的一员来看待，将那些同样被我们接受为判断我们自己的标准的问题应用在他身上的时候，这场注视已经失却了作为观察的特征，而成为一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的知遇了。
不过，这还不是讨论的终点。让我从史学入手，展开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叙事史关注的往往是历史上有争议的杰出伟人。无论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是敌对还是友善，史学家们皆不可将从自身生活经验中派生出来的标准适用到这些历史名人的身上。举个例子，假设某个史学家非常敬慕一位伟大的历史角色——比如拿破仑，我们在此假设存在一位以研究拿破仑为业、从信徒的地位出发来研究他的仰慕者。事实上，此时这仰慕者等于已经皈依了一派秘教，这派秘教的激情洪流曾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光中席卷全欧洲。从他的时代开始，拿破仑的角色就已被大陆文学和哲学塑造为“残忍的伟大”（ruthless greatness）之理想。司汤达笔下的于连（Julien Sorel）、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普希金的赫曼（Herrman，《黑桃皇后》中的角色）、托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尼科夫（Raskolnikoff）——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深受拿破仑影响的法兰西青年和俄国青年。尼采盛行一时的影响使拿破仑在德国的威望达到顶点，尼采在《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s）里说，在拿破仑身上，兽性与超人的理想都得到了体现。从尼采延续到我们的时代，这秘教始终盛行不衰，直传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将某个人当成理想而关注即意味着臣服于他的权威。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拿破仑之崇拜者在评价拿破仑时并未使用那些独立的、预先确立的标准，相反，他把拿破仑本身看作理想的标准，就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拿破仑。这样一个仰慕者在选择心目中的英雄时可能犯错，但他与伟大的联系却错不了。正如我们需要拥有一台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盘旋的星云，先有敬畏，而后方能知觉到伟大。
不过，我还需要继续扩展我的探讨，才能完全到达这场讨论的目标。演讲之初，我就曾夸口承诺，一旦我们承认理解是为确立知识的手段，就能贯通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为实现这一承诺，我展示了一个呈中国套盒般排列的摄悟层级（comprehensive level），并将其他的层级都纳入人的纯粹精神生活系列中去。我还说，这最后一个层系是由人的知性激情所唤醒的，这激情来源于他所继承的文化土壤，它是人类特有的生存形式：一种致力于追求真理及类真理的优秀之物的思想生活。正是因为人能达到真理和其他一切人类理想，人才能赢得自由和尊重，在此基础之上，他确实赢得了自由，赢得了那些与他一样，能通达真理和人类理想之人的尊重！说到底，我想从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建立自由社会是人类的宇宙使命，而这，乃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础！
现在我们发现，在探究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之后，自己已经被引回这些本质的主题上来了。根据观察，虔诚的臣服是一个研究关于顺序上升的实在的研究系列——的最终一层。从物理学开始，我们经过持续上升的生物科学，抵达对实施负责任抉择的人类之研究；然后，从认知中两个平等主体的知遇到英雄之研究，我们发现自己向研究对象致以敬意，以他为榜样自我教育。说到这里，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再想当然地居于高于观察对象的逻辑层级之中。如果这会儿我们还能分出两个逻辑层级的话，那我们也只能仰视我们的对象，而非俯瞰它。
不过，我特意选择拿破仑做例子，意在提醒诸位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有时竟也可能成为一种堕落。这个例子昭示我们是如何地臣服于那些正被我们虔诚地研究的事迹与作品的主角们，以此来成就我们的整个思想世界；而在接受他们为主角时，我们又是如何地充满盲目的自信，如何地一意孤行。任何权威都无法教我们如何在他与他的对手之间选择我们的立场，选择终究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此时，我们承担起了一项究竟义务，这义务本质上相当于一种决断行为——判定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有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环境，在其中展开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我们选择自己的英雄，从而接受人类的特殊使命。
在这个环节上，人之研究最终转变成一项自我教育过程。此时我们不再只是观察某个物体，也不只是知遇某个人物，这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学生，努力理解并致力仿效历史上的伟大思想，致力于承担起伟人们设下的普遍义务。之后，人类就进入了一个表达与标准交织的框架，由它指引，人之思得到扩张与历练。
关于这种内居行为，我曾在第一讲的结尾部分以基础数学的研究和音乐给人的智力愉悦为例进行阐述，我说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架构所激活的。我写道：这个过程始终被一股充满热情的理解渴望所推动，这股渴望展开了存在的种种形式，凭此愈加满足变化了的自我。我们从物理学与史学的内在联系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又将之继续推展，再次抵达峰巅——在这峰巅，我们发现自己的知识财富就含在理解和妥协的行动之中。
至此，这项探讨已经与我在为林赛院长创立的这所大学所作的演讲中表明的立场天衣无缝地联系起来了。过去的20年中，关于大学的社会责任的各种说法屡见不鲜，况且，大学为社会培养医生、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之于大学对社会提出的要求而言，它的这些义务不免显得太过微不足道。因为，大学在塑造现代人的思想世界中承担着精英的角色。今天，大学教师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界定了人类义务，并为人类设定全社会都应尊重的标准的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和诠释者。未来的领袖就在今日的年轻人之中，大学最主要的义务就在于把为自由社会献身的基本真理传授给他们——我们时代的年轻人。
这里定义了一个社会中的大学的理念，我相信它与林赛院长在他所创立的大学中所体现的理念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