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格哈德·肖勒姆

瓦尔特·本雅明的日记涉及他在莫斯科两个月的逗留（1926年12月6日—1927年1月底）。就我所知，这是他文稿中较独特的一种。这本日记绝对坦率并且坦率得无情，无疑是他生活转折时期最个人化的文件。他也曾记过别的日记，但往往是几页后就中断了，那些日记留存至今的无一堪与此记相比，连1932年（他彼时正考虑结束生命）所记很个人化的断想也无法与这本日记相比。

这本特立独行的日记涉及他生活中关键的一个时期，并且绝对未经审查，首先是未经自我审查。已知他个人所有通信往往采取一条路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党派倾向；无论写信给谁，他都会考虑到这一点。这些书信缺乏只有诚实并无限制地面临自我估价才会出现的特别的一面。这本日记里所表达的东西在他的写作中从未特别阐述过。当然，在格言警句式的暗语里，他也不时暗示过这些东西，但所指仍小心谨慎，“消过毒”，经过自我审查过程。然而，这本日记却以详细的原始背景出现，这个背景是他留下的几封写自莫斯科的信——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朱拉·拉德的——绝对没提到的。

本雅明去莫斯科有三个原因。首先出于他对阿斯娅·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近距离观察一下俄罗斯的局势，也许甚至可以与它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这个问题他已掂量了两年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行之前承诺的文学义务，有人委托他写莫斯科及其居民述状；简言之，就是给莫斯科“相个面”。毕竟，他的川资部分源自莫斯科纪行的预付稿酬，他同意日后交稿。1927年初发表的四篇东西就是这些协议的直接产物，特别是那篇长文《莫斯科》，他曾与布伯讨论过此文，文章就发表在后者编的《创造者》杂志上。这篇文章便是这本日记里所记东西的重写，其中相当部分源自原始日记。日记令人诧异的是其叫人难以置信地精确，其观察与想象力竟结合得这样紧凑。

这本日记的一本部分生动地描述了作者结果是徒劳的企图：他想与苏联文艺生活的代表人物乃至与之有关的官方人物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意图将这些关系巩固成能让他当通讯员的关系；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能为俄罗斯出版物写德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东西了。还有一大部分是详细铺陈自己是否应该加入德国共产党。惦量的结果是决定不加入。他清楚地认出了界限；他不愿迈过界限。

本雅明对他与莫斯科文学界关系的预期是乐观的，而现实中等待他的却是失望；这一前一后形成鲜明对照。他的乐观在1926年12月10日给我的信中很显然，当时他刚到莫斯科四天。此信从未发表，现在我将它收在此编的附录里。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从莫斯科写给我的惟一信函。他的所有期待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本日记里知详端底。尽管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并不少泄气；他幻灭了。

本雅明自己对莫斯科经历的评估可以从他回来三个星期后（1927年2月23日）写给马丁·布伯的信中精确推断。他在此信中宣布他的“莫斯科”文章即将完成。我似乎觉得本雅明的总结值得摘引如下：“我的话不会有任何理论。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能让‘作品’自己说话。因为我已成功掌握了这种非常新的没有倾向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能响亮地回应完全转变了的语境的假象。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里免于任何判断——这些我绝对坚信不可能是在精神上的‘数据’之基础上形成的，而只能形成于经济上的事实之基础。很少有人（即便是在俄国）对此有足够的广泛的把握。就目前而言，莫斯科以蓝图的形式展现了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本身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不可预料，其情形将远不同于人们为未来所画的蓝图。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已明显表现出这种迹象，一点也不掩饰。”(https://www.daowen.com)

对目前的读者来说，这话是浓缩的现实，以前在日记中只有胚胎，尚不成形。他接触到的所有人（不知他意识到与否，他们清一色都是犹太人）属于政治或艺术上的反对派——那时多少还能区分两者。就我能对他们的命运所作的追踪，无论是托洛茨基派或其他什么派，迟早成为斯大林时期的牺牲品（一旦政权巩固）。连他的朋友阿斯娅·拉西斯在斯大林“清洗”之初都被迫在劳改营中度过许多年。此外，本雅明越发意识到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或出于恐惧或出于世故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是他不能无视的；这终于导致严重冲突，包括跟阿斯娅·拉西斯。

伯恩哈德·赖希是很有学识的导演（曾执导于柏林德意志剧院），阿斯娅·拉西斯的伴侣（在她晚年时他还愿娶她）。他同本雅明的关系虽紧张，但对本雅明的莫斯科活动帮助更大，在学术上也更能为本雅明提供指导。日记表明，赖希的关系网也比拉西斯大。不过，到1927年1月本雅明同赖希的关系已近破裂——一种尽力掩饰的决裂。

这本日记的核心无疑是本雅明与阿斯娅·拉西斯（1891—1979）那问题不断的关系。几年前她出了本回忆录《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一章是写瓦尔特·本雅明的。对读过那个章节的读者来说，这本日记会令其不快并沮丧、吃惊。

本雅明1924年5月在卡普里初遇阿斯娅·拉西斯。在他从卡普里给我的信中他每提到她往往不指其名，而称之为“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对迫切需要激进的共产主义有着透彻的见地”。本雅明称她为“来自里加的俄国革命者，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女子之一。”从这一刻直到至少1930年，阿斯娅无疑对他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24年他们一起在柏林，1925年一起在里加；在去莫斯科之前也许还在柏林一起呆过，他去莫斯科主要也是为了见她。她是继朵拉·凯尔纳和朱拉·科恩〔一拉德〕之后第三个在他生活中有过核心重要位置的女人。本雅明对她的迷恋与她对本雅明学术上的强有力影响有关。这一点从《单行道》的题辞可以看出：“这条街被命名为阿斯娅·拉西斯街，这位工程师通过作者之手铺就了这条街。”然而这本日记却没有让我们见识这位他爱的女人学术的一面。这本日记所叙述的是从头到尾的沮丧求爱，以及作者追求她的急切。从他到莫斯科直到临离开，阿斯娅一直生病住在精神病院，但我们对她的病状一无所知。他俩见面大抵是在她的病房里，只有几次在本雅明的旅馆。她与前伴侣生的女儿（估计八九岁光景）也身体不好，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儿童医院里。阿斯娅·拉西斯因此很少参加他积极从事的活动。她只是友好地倾听本雅明对各种活动的叙述。她是本雅明难以捉摸的追求对象，最终还是充满敌意较量的争论对手，还经常是如此。多少次白等阿斯娅赴约，多少次被她拒绝，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的对性的玩世不恭——这一切都令人沮丧地详细记录于这本日记，更让人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女人一点学术轮廓都看不出。亲见过本雅明与阿斯娅·拉西斯相处的人都有这种印象并将这种印象转告了我：真是奇怪，这对恋人除了吵架什么都不干。这是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她来到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正在为她而闹离婚！这个谜的一部分仍悬而未解；不过，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在本雅明这种人的生活里也完全恰如其分。

1980年2月1日

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