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

不十分记得早上发生的事了。我想我是见了阿斯娅的。把她送回精神病院后我想去特列恰可夫画廊的。可是我找不到在哪儿，在寒风中走过建筑工地、阅兵场和教堂（都在莫斯科河左岸）。我看见红军士兵在训练，就像孩子各就各位踢足球。一所学校出现一群小姑娘。在我乘公车回家的那个车站对面有一幢辉煌的红色教堂，它的红墙一直延伸到大街，有一座塔和圆顶。我越走越累，因为我拿着一个不太便携的包，里面装的是彩纸制成的三个小房子，花三十戈比的大价钱买的呢。好不容易才在左岸一条主街的摊头上买到的。下午在阿斯娅那儿。我出去给她买了些蛋糕。当我站在门口准备走时，赖希的古怪行为让我吃惊，我说“再见”他没应声。我想他大概情绪不好。先时他离开房间一会儿，我跟阿斯娅说他会买蛋糕的；然而他返回后却令她失望。当我不一会儿买回蛋糕时，赖希躺在床上。他心脏病犯了，阿斯娅不知所措。我很吃惊阿斯娅对待赖希的病痛竟像我过去对待朵拉的病痛。她在责备他，以不耐烦不细心的方式照料他，像是要让别人知道他得病是犯了多大的错儿。赖希慢慢地复元了。这不幸发生的事意味着我得单独去梅氏剧场了。稍后阿斯娅把赖希带回我的房间。他睡在我床上过夜，我则睡在阿斯娅给我铺好的沙发上。——尽管比首演时缩短了一个小时，《钦差大臣》还是从七点三刻演到午夜。这出戏分成三个部分，共（假如我没弄错）十六幕[57]。赖希的多次叙述为我看整出戏的视觉效果作了准备。我很惊讶这出戏如此铺陈。事实上，这出戏最精彩的东西不是服饰的多彩多姿，而是舞台背景的设计[58]。除了个别例外，场景都安排在一小块倾斜的平面上。每变一幕，道具就换一种风格，都是帝王派头的红木家具。这样做的净效果是创造了一系列迷人的风俗画儿，这就符合这出戏的本意了：它本来就打算进行非戏剧的社会学分析。作为为革命戏剧改编的经典剧作，人们赋予这出戏许多重要意义，同时也认为这场试验是个失败。更要紧的是，党出来反对这出戏，连《真理报》戏剧评论家写的温和评论都被编者拒绝了。剧场里的掌声受到约束，这也许是因为官方的倾向，而不是观众实际的反应。这出戏当然令人大饱眼福。这无疑与这里的普遍谨慎气氛有关，而这出戏却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假如你问只是认识的人他们是如何看某出没意义的戏或电影的，回答往往是：“这里的人以为这样或那样，”或者“人们大抵的看法是如此这般的。”这出戏的指导原则、表演之向极有限领域的集中，使之具备了异常奢侈的紧凑（戏剧价值之所在），同时又没有忽略表演的空间。一场派对戏使所有这一切达到高潮，这场戏是舞台的杰作。小小的表演区域挤了十五个人，只有纸制的所谓柱子把他们间隔成几组。（赖希谈到了线条布置的废弃。）总的来讲，其效果像一个蛋糕的构架（很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这里的蛋糕能说明这一比较），或者更恰当点说，像八音钟上翩翩起舞的木偶，果戈理的文本就是它们的牵线。再者，这出戏实际也有音乐。结尾部分出现的一点夸德里尔舞曲在任何布尔乔亚戏里都算是迷人的乐曲。在无产阶级的戏里出现，就有点令人惊异。后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里再显然不过了：一长栏杆把舞台一分为二；钦差大臣站在栏杆前，群众仍在栏杆后面看他的每一个动作，跟他的外套做富于表情的游戏——一会儿把它掷过钦差大臣的肩膀，而钦差大臣则倚在扶手上。——在硬床上睡得很香。(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