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纪事——为我亲爱的斯特凡

现在让我回忆一下把这座城市介绍给我的那些人。尽管属于玩着孤独的游戏、在这座城市最中心地区长大的孩子，但涉及其广阔的区域，他们仍需要寻找向导。而最初的向导——对像我这样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当然是保姆。她们带我去动物园——尽管我很久以后才回忆起来，记得有锣鼓喧天的军乐队，还有那条“丑闻街”（“新艺术”的追随者们给这条街起的名字）——或者，假如不是动物园，那就是万牲园。我相信当时我一路发现的已谈不上任何居住条件和待客条件，商店之间惟有冷清，十字路口甚至过马路都危险的第一条“街道”便是希尔大街。我喜欢想象这条街比西区其他街道较少改观，现在甚至可以提供势不可挡的雾霭中的景致：拯救“小兄弟”的生命。去万牲园要经过赫库勒斯桥，河岸的微斜也许算这个孩子头一次遇见的山坡——雄狮般高耸的两侧桥石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在班德勒大街的尽头便开始呈现迷宫般的所在，不过倒也不乏解谜的阿里阿德涅：[1]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路易丝王后在皇家风格点缀的基座上俯视着鲜花；围绕着两座雕像的薄雾似乎被沙中小溪蜿蜒的印迹惊呆了。我的眼睛寻找的是基座，而不是塑像，既然发生在它们身上的诸事件从时空上来讲要更近些，就算细节不明。我现在纵使面对万牲园大街前那一副漫不经心的平庸外表，也还是认定这座迷宫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没有什么向你表明几码之远，就是这座城市最奇怪的地方。不错，当时，其外表一定与其背后的东西极相符合。因为，就在这儿或者不远处游荡着阿里阿德涅的阴魂，我在她的形象里第一次（从未完全忘记）知道了一个字就能弄明白的东西：爱。当时仅三岁，之前不可能知道。保姆的形象取代了阿里阿德涅的形象，一个冰冷的影子赶走了我爱的东西。假如一个人不知无能为何，他就很有可能掌握不了任何东西。如果你同意这个看法，你也会明白这无能不是与事物奋斗一开始或之前产生的，而是在事物的中心产生的。在柏林，这一情形把我带到生活的中间时期，从整个少年到进大学，这一时期为我在这座城市面前显得无能的时期。这有两个根源。第一，我方向感很差。假如是我能分辨左右之前三十年，假如是我学会阅读城市街道图之前，我可远远无法欣赏自己的笨。假如有什么东西使我更不愿看到这一事实的话，那便是这一切都是我母亲造成的。即便是今天，我仍将自己不会煮咖啡的责任怪在她身上。她喜欢把每一细小的行为都变成对我实际生活能力的测试。每当我陪她在市中心街道上走过（不经常这样）时，我总幻想着违抗她。可谁又知道正是因为这种拒不服从使我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个城市的街道发生关系。毕竟，凝视一番似乎也只能看到收入眼底的三分之一的东西。我还记得母亲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每次步行我都迂腐地比她慢半步。我的迟缓笨拙习惯并非因为我蠢，而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散步；这一习惯并且很可能使我以为自己很迅捷、灵巧和机敏。

的确，很多年来我都在想在地图上推进自己的生命疆域。我一开始预想的是普通的地图，现在则倾向于参谋部用的市中心地图，假如这种地图存在。这种地图无疑不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战争的战区如何划分。我逐渐建立一种标志体系，在这种地图的灰色背景上这些标志五彩缤纷，前提是我得标出男女朋友的家，各种楼堂馆所，从“青年运动”的“争论会场”到共青团聚会之所，从旅馆到一夜风流的妓院，从动物园的很关键的长凳到通往各学校的道路，到我看着填满死人的墓地，到久已被人遗忘的名字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名咖啡馆，到目前矗立着空公寓楼的网球场，到刷着金粉的大礼堂（舞蹈课的疯狂几同体育场里的活动）。即便是没有这张地图，我们有启蒙前辈给予的勇气。法国人莱昂·都德至少以他作品的标题给了我们示范，他的标题包含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曾生活过的巴黎》。《曾生活过的柏林》虽然不那么好，但也真实。这里与我相关的不只是书的标题；巴黎本身是第四个保姆给予我向导的城市，无论这向导是自愿或不自愿进行的。假如用一个单词来表示巴黎对我的这些断想的作用，那单词是“小心谨慎”。假如不是巴黎，我几乎无法将自己抛给最初城市生活的这些记忆湍流。巴黎在我面前划定两个形式，惟有在这两个形式里记忆之举才能保证完成。假如我没坚定地发誓放弃补偿第一个形式的企图（正如坚定希望有一天会实现第二个），我的记忆之举也无法完成。这第一个形式是M.普鲁斯特的作品里产生的。我所生产的这部作品的译文有力地体现着一种克制，克制自己不去逗弄相关的可能性。相关的可能性——它们真的存在吗？它们当然不允许逗弄。普鲁斯特戏笔似的开头后来变得异常严肃。已然开启记忆之扇的人永不会到达记忆片断的尽头。没有什么意象能令他满意，因为他已明白记忆可以展开，而真实只存在于折叠的记忆中。那意象、那味道、那触摸，为了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展示被分析。此刻记忆从微小深入到最末稍的细节，又从细节到无限小，而它在这微观宇宙中所遇到的东西却越变越大。普鲁斯特的要命游戏就是如此半吊子地开始的；在这游戏里，他几乎找不到所需数目的后来者作为伙伴。

与之（动物园的音乐）完全不同的是另一个公园的音乐；我很小的时候耳朵里就灌进这种音乐。这音乐来自卢梭岛，驶过滑冰环道，在“新湖”上空盘旋，更别提是在了解此人写作风格晦涩之前了。由于所处的位置，这个冰道无法与别的冰道相比，更因为它四季生命繁盛，夏季的情形会怎样？那些网球场。然而在这里，在岸边的树枝下，舒展着一汪湖水，这湖水与迷宫似的水路相连接。此刻人们在小拱桥下滑冰，夏天则有扶栏或狮嘴拴着的链子，看脚下的小船在昏暗的水中划行。湖附近有蜿蜒的小道，更有孤独老人的温柔去处。在沙地的边缘有“仅供成人”的长椅，四周有人为的沟壕，是蹒跚步行的人边想心事边挖的，或者是站久了沉下去的，直到碰上一个玩伴儿，或者被坐在椅子上的保姆吆喝声唤起。她坐在那儿，严肃而用功地读着小说、看着孩子，懒得动一下眼睑直到工作结束，跟长椅那头的护士换一下位置；那一位把孩子夹在膝盖间织着什么。孤独的老年男人找到这里，向生活的严肃一面表示及时的敬意，在这些心不在焉的女同胞中，在孩子的尖叫声中。这生活的严肃一面便是报纸。即便是在这公园的小道上滞留久了，我喜欢的姑娘已然离去，我也不愿呆在其他地方想她，只愿坐在玩耍的地方一个无靠背的长凳上。我从没坐在那儿掀沙子。所有这些画面我都保留在记忆里了。不过没有什么比那些带音乐的酒吧更能生动地带回“新湖”和童年时光的记忆了。在冰上孤独地远游一阵后，我的脚上穿着冰鞋，踏着熟悉的木板，踉踉跄跄地走过卖巧克力的机器，走过更妙的卖糖馅鸡蛋的母鸡状机器，走过燃着无烟煤炉的过道，来到这长凳边。在这里可以让脚上铁的分量减轻，在解冰鞋之前，脚还不算落地。假如你此时把一条腿慢慢地放到另一个膝盖上，并且解开冰鞋，这时似乎在原处你长出了翅膀，你迈出步去，脚步向冰封的大地直点头。

接着是我的第五个向导：弗朗兹·黑塞尔。我不是指他的《柏林漫步》，那是后来的。我说的是《庆典》，在故乡柏林收到的，里面写我们一起在巴黎的漫步。似乎又回到那港湾，岸边码头仍潮起潮落，水边是海员们漫步的脚印。《庆典》里核心篇章是那篇《绿草坪》——那写的是耸立在一圈沙发中的一张床。在这张床上我们谱着巴黎曲子的尾声，这尾声不免谦卑，有着东方式的刻板，比起几年前在巴黎享受的那些伟大的睡眠差远了。当时超现实主义分子们不明智地宣誓进入他们那反动的生涯，由此完成着上帝在睡梦中得之的作品文本。在这块“草坪”上我们横陈过回家后想起仍好笑的女人，不过没有几个。在低垂的铺盖下，我们的目光经常相遇，但这也比在刮着穿堂风的过道上、在棕榈树中、在希腊的小村镇里、在窗台上或在壁龛里好，这些地方是“动物园神话”演变的地方，是这座城市学问的第一章。这种情形有些发扬光大的趋势，因为我们都很精明，只从最“拉丁”的区域找姑娘，一般来讲遵守着住在这一区域的巴黎人的风俗。在柏林，这一区域不幸属于富人，“韦丁”、“雪尼肯多夫”和“特格尔”在这方面都无法与“梅尼耶蒙坦”、“奥蒂耶”或“涅伊利”相比。

更让人心满意足的是星期天下午的郊游。一次在莫阿比特区我们发现了一条拱廊街，发现了斯特汀隧道，发现了瓦尔纳剧院前的逍遥自在。同我们一起的有一位喜欢摄影的姑娘。在我思索柏林时，突然想到，似乎只有那次逛的巴黎的那一角才真正适宜摄入镜头。因为，离当前流动的功能性生存状态越近，可拍摄的范围就越小。据观察摄影几乎无法记录某些东西的实质，比如一座现代化的工厂。这样的照片也许可以同火车站相比较。而在当今时代，火车已过时，一般来讲已不再是真正的“城市大门”。城市郊区本该由铁路展开的，辅之以机动车道。车站本该给人秩序，给人一个突然袭击；然而它已过时，像是古董；摄影也如此，连快门都老掉牙了。只有电影还能从视觉上向人展示这座城市的精髓，比如引导机动车驾驶者进入新的中心区域。

第四个向导。[2]在一个城市里找不着道很令人乏味无趣。只要无知就成——用不着别的。不过，在一个城市迷路——就像在森林中迷路。——那就需要交点别的学费了。于是，标牌和街名、路人、房顶、亭子或酒吧一定会同游逛者说话，就像森林里脚下踩的吱吱响的树枝，像远处麻雀的惊叫，像一块空地突然而至的宁静，只有一朵荷花立于中间。巴黎教会了我这种迷路的艺术；它圆了我一个梦，这个梦在学校作业本污渍斑斑的纸页上的迷宫里早就露端倪了。也无可否认我进入了迷宫的最核心位置，米诺陶[3]的内室，惟一不同的是这个神话里的怪物有三个头颅：就是德拉哈普街那个小妓院住着的那些人的头颅。在那儿，我敛聚起体内储存的最后的能量（不完全排除阿里阿德涅的线索），走了进去。假如巴黎如此回应我不安的期望，那从另一面来讲，它超出了我的画面想象。当这座城市在神秘传统的脚步中向我展示自己时，我至少可将这传统追溯到里尔克时代，当时他的保护人是弗朗兹·黑塞尔。巴黎不只是道路的迷宫，还是地下隧道的迷宫。我一想到地铁的地下世界和南北线通往整个城市成百个出口，就想起我那无穷无尽的闲逛。

然而，我童年时期街道意象最佳妙者——比在保姆身边（也许是法语家庭教师身边）看到熊来了还要佳妙——比在希尔大街经过或终止的赛马道还佳妙的是——一定是在1900年左右——一段全然废弃的路之延伸，湍急的水流雷鸣般从它身上流过。我曾经历当地的一场洪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脑子里有异常事件的概念也与那天的事不可分。我们当时可能是被送回家了。不管怎么说，这一情形留下一个警报。我的力量一定是在削弱，在这个城市的天然沥青路中间，我感到自己暴露在自然力量跟前。在原始森林里，我也不会像在库尔弗斯腾斯大街这么感觉遭遗弃，在这水柱子间。我已不记得是如何够着我家前门上青铜狮子的嘴了。那对铜环此刻成了救生圈。

坐上出租车，倚着脏兮兮的靠垫，沿着兰德韦尔运河一路颠簸奔车站而去，快到尽头时便是我父母的家，每周至少去一次。每周一次在父母客厅里的晚聚会活生生的就在眼前似的。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倒不是去那儿的日子的临近，或者是离开时的情形，而是在前往的途中一开始就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持续行为，那场面不请自来。出租车的目的地一般是在安哈尔站——然后在那儿乘火车到苏德罗德或哈能克里；到巴德萨尔斯希里尔或——后来——弗洛伊登斯塔德。不过现在又变成阿伦其或海林根达姆了，接着是经斯特汀站。我相信自那时起，波罗的海的沙丘风景在我看来似乎就像命定似的就呈现在乔塞斯大街上，那满是黄沙色的车站建筑。在我的想象里，墙后便是无垠的地平线。

不过，假如不弄清形成这种意象的媒介，这种视觉的确是误导。姑且以为它是透明的，则无论有多模糊，所现之景的轮廊像是山峰构成的。作者所生活的目前就是这种媒介。在这种媒介里，他通过经验的先后顺序，切入另一部门。他在这些经验中发现了又一轮令人不安的延续。首先是他的童年时期，在他曾生活的区域——往日的或现在的“西区”。在那里，那个认他为其中一员的阶级在自我满足或自我厌倦的状态下生存，把这地区弄成了个出租的贫民窟似的玩艺儿。不管怎样，他被束缚在这一殷实的一隅，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什么。穷人？对他这一代的富人子弟来说，穷人住在彼岸的背面。假如说在这么小的年纪他能描述穷人的样子，那实际上是富人的流浪汉形象，尽管那富人没有钱。描述者也不知其名其根源；被描述者也远离生产过程和尚未被抽象的剥削，他对自己贫困的沉思默想状，一如富人对自己的财富。这孩子第一次涉足贫穷凄惨的陌生世界是在书里（也许只是偶然初涉的领域之一），那是身前身后挂着广告宣传的三明治工，周围的人正羞辱他，根本就不想拿他递出的广告。可怜的人——故事如此结束——悄悄地把所有广告都当废物扔掉了。当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毫无结果，已经属于蓄意破坏和无政府主义行为，这种状态很难让知识分子看清事物。也许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同样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在我的举止中有所暴露。如前所述，在城市里漫步顽固地拒绝（在任何情况下）形成统一战线，甚至与我自己的母亲。不管怎样，毫无疑问，初次跨越阶级界限的感觉包含一种无与伦比的好奇，就像公开在大街上与妓女搭讪。开始的时候，这种跨越界限不仅是社会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就像是在嫖娼之举的推动下整个街道网络都打开了。不过，这真是跨越吗？难道不是在边缘上作顽强的意念上的盘旋？或者说是一种有着最强烈动机的犹豫（那界限的彼岸惟有虚无）？不过，大城市里有无数地方可供人们站在虚无的边缘。出租房屋区门前的妓女和铁路站台前不太喧闹的沥青路上的妓女都像这种虚无偶像崇拜的居家女神。所以在犯错误的道路上，火车站成了我特殊的落脚处，每个车站都有城市般的边缘：西里先站如此，斯特汀站、高利兹站也如此，连弗里德里希大街都这样。

正如童话里有巫婆甚至仙女奴役整个森林的故事一样，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条街整个被一个女人统治占据着。她总是女王般端坐在窗台上，离我出生的房子只有一分钟步行路程。她的名字叫勒曼大婶。通往她家的梯子很陡，就在过道的门后面，梯子很黑，只有门开时才亮一点。尖利的声音吝啬地给我们道声“早安”，让我们在桌上放好菱形玻璃积木。积木可以组成一个矿井，矿井里小人儿推着小车，拿斧子干着活，油灯的光柱里只见吊桶上下。在我看来，由于这位大婶和她的矿井，斯蒂格利泽街永远无法以斯蒂格利兹的名字命名。笼子里的黄雀（斯蒂格利兹）比在我看来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柏林郊区更像这位大婶端坐在窗台上的这条街。它与根锡纳街相连，后者是过去三十年变化最小的街之一。在作为往昔的守护者的不临街的小房间里，无数妓女立了门户；在通货膨胀时期，把这一地区弄成远近闻名的脏闹剧场。不用说，没人能讲清这样的故事：穷困潦倒的人打开客厅的门，他们的女儿则掀开裙子，客人当然是有钱的美国人。

以这种方式爬上楼梯[4]，在我前面只有靴子和屁股以及声声入耳的成百脚步声。我似乎记得自己常常深恶痛绝这种群体氛围。正如在城市里与母亲散步时感觉一样，孤独在我看来是惟一适宜的人类生存状态。很好理解：因为这帮学童是最无形式最不高贵的群体。他们像本阶级的每一群体一样常常背叛其资产阶级的根源，这根源便代表最不成熟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每个成员建立着相互的关系。终于进入视线的走廊和教室也是在我心中根植而抹不去的恐怖事物，也就是说，它们会在我的梦中出现。这些景象报复着单调冷漠（我每跨进教室的门槛就不禁冷颤），把自己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背景常常是又要进行高中毕业考试（试题更苛刻了）。我自己的马虎愚笨也让我担心。毫无疑问，这些教室本身就像梦幻。想起每天要爬五次以上的石阶上暗散的湿汗味儿就让我觉得是在做恶梦。外表看起来修得不错的学校在建筑和位置上算是最荒凉的。校徽标志倒是与学术挺相配的，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塑像，放在操场的边角（不错，在成群的学生玩儿军事游戏时此人便是宠物），可怜巴巴地呆在火墙那儿。按校方传说（我没错），这是捐赠物。这一纪念塑像从没人刷洗（不像教室有人刷洗）；随着岁月的流逝，像身上积了一厚层尘土。至今它仍站立在指定的位置，灰尘每天从经过的市内火车那儿扬到它身上。我对这条铁路的异常反感很可能从这时开始，坐在车窗前的人们让我嫉妒。他们有资本无视悬挂在我们头上的校钟，没有意识到他们穿过的是时间笼子看不见的栅栏。只有在课间休息时才能看见他们，因为教室窗户的下半部分玻璃都结了霜冻。“漂泊的云，天空的水手”对我们来讲不啻为绝对精确的囚徒述状诗。除了这些囚禁的象征：霜冻了的窗户和那臭名昭著的门上的木装饰雉堞，我的记忆里没保留多少教室里的东西。当我听说碗橱里也饰有这种东西时我一点也不惊讶；更别提墙上的凯撒画像了，刀光剑影无孔不入。然而，大礼堂里则是一派“新艺术”气象。一件粗糙夸张的装饰品伸着僵硬的灰绿肢体在木墙裙上。它所体现的物质客体没有所体现的历史多；眼睛简直没处安身，耳朵则无望地抛给白痴似的喋喋不休。我也差不多：听一次类似的讲话，几年耳根子都不静。对那些毕业生来说，这是放假典礼。在这儿与另外几个地方，我的记忆里只找到僵化固定的词汇和表情以及诗句，这些东西就像固体冷却后的凝固，保留在我心中，算是大群体和我个人碰撞的印记。正如某种意义的梦醒来后以话语的形式留存，其他内容则消失了；这里，孤立的话语作为灾难性遭遇的标记仍留存原处。对我来说，其中之一便是学校的整体气氛浓缩了。我听说这个学校是我在被送往那儿的头一个早晨。家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我送到那儿，此前我只接受过私塾辅导。我去的这地方后来便成了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不过当时仍位于帕索尔大街。“小头目”这个词儿至今在我脑中与一个恶心、肥胖、丑陋的男孩相连。最初的上学经历就没有什么别的留存了。六年后，当我头一天出现在陌生恐怖的豪宾达的环境里时，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一个高个子充满敌意的家伙在班上是个人物，他问我“老子”是否已然离去。对这种学生男孩惯常的口气我却全然不熟悉。我面临深渊，却以简单明了的抗议试图越过去。这里的大礼堂写着诗句，学校的合唱队以此唱着告别歌，给那些即将离开学校的毕业生——“兄弟，此时愿我们/成为你的伙伴/在如此广阔的世界”——接下来是包含如下字眼的歌词：“忠实地站在你一边”。无论怎样，这些诗句使我能年复一年地衡量我的脆弱。因为，不管学校的日常活动在我感觉是多么的可恶，这首歌的欢快似乎将我带离这无限阴郁的地狱。不过，到唱给我和我们班级听时，这首歌却没给我留下印象，因为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更动听的歌词是有一次课后在体育馆的更衣室里听到的，从未忘记。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舒尔”——大家这么叫那位知道歌词的大大咧咧的男孩——很帅，也许因为我觉得歌调很真实，但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在那环境里这歌唱得恰到好处，唱出了疯狂尚武的虚妄：“徘徊在后边/你不必担心/神经衰弱。”

假如我的德文比同代任何作家都写得好的话，那得大抵归功于二十年遵循一小小的规则：除了在书信中，永远别用“我”这个单词。我允许自己违背这个诫律的次数少得可数。这个奇特的结果与那些歌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有一天有人建议我写作，并且以松散的专题形式对柏林每天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一切加以系列阐释时——当我同意这么做时——我突然明白，这一多年来习惯于躲在幕后的主题真不容易亮相。然而，这个主题倒不曾向我提抗议，而是用了些计谋，并且很成功，使我相信回顾一下这些年我眼中的柏林会是这一系列阐释的很合适的序言。假如这篇序言现在远超出了原留给阐释的空间，那不仅是因为记忆的神秘操作——记忆真的有能力对所见所闻进行无休止的插话——并且同时也出于对“我”所代表的主题的谨慎，“我”是不能很廉价出售的。柏林有一地区较之其他有意识的经历对这一主题来说更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个城市也有其他地区给这一主题带来深而沉痛的经历，但没有一个地区自身如此程度地成为事件的一部分。我所指的地区便是动物园那儿。在离铁路高架桥最近的那片房屋背后，有一处叫“相会之家”的房子，这便是我和一名叫恩斯特·乔尔合租的小公寓。我们是如何同意合租公寓的我已记不清了。一定不那么简单，因为乔尔领导的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小组在我担任“柏林自由学生联盟”主席期间是我攻击的主要目标。乔尔正是作为这个小组的领导签房约的，而我的签字则保障了相会之家“辨论室”的权益。两个小组之间房屋的分配——时间空间如何安排等等——都规定得很尖刻。不管怎样，当时对我来说只有辩论小组重要。

和我一起签房约的恩斯特·乔尔和我之间相处和谐的时候不多。没有迹象表明这位乔尔十五年后会向我揭示这座城市的魔力。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于这样的阶段，只能作为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便是四十岁时作一生最重要的回忆是否太早了点。因为，这一形象已然是个死人的形象，谁知道他能怎样帮助我跨过这道门槛，带着哪怕是最外表事物的记忆？他又没有别的办法可入其他门槛。在曾经有过其他门槛的人里，我是惟一仍然保留这个途径的人。我永远也不该以为我得通过地形上的这条途径寻找他。假如我回想一下十多年前第一次朝这个方向试跑的情形，我先前那篇短文似乎要比较好一些。那是在海德堡，毫无疑问正在忘我地工作的时候，想是在总结自己对抒情诗本质的思考。研究的对象是我的朋友弗瑞兹·亨勒。“相会之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围绕他进行的；一切的消失也是因他而起的。弗瑞兹·亨勒是个诗人，是我惟一不在“真实生活”中遇见、而是在他作品中遇见的诗人。他十九岁就死了，无缘深入了解。同样，我初次努力通过诗歌领域来了解他的生活并未成功。由经验的直接性而致的我的讲座不可抗拒地让听众不懂并引来他们的势利语言。他们是到玛丽安·韦伯的家听我的讲座的。无论记忆最终有多么的模糊，对“相会之家”的房间叙述多么的不清，我今天似乎更有理由尝试勾勒死去的诗人曾居住过的外部空间，也就是“分配”给他的房间，而不是他从事创造的内心空间。也许那只是因为在他生命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横越了我出生地的空间。亨勒的柏林是“相会之家”的柏林。在这一时期，他住得离此很近，在克洛普斯多克大街一幢房子的四层楼。我曾经在那里拜访过他，那是我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之后长久不来往以后的事。即便是今天我也还记得那消解几星期不快的微笑，那微笑便成了治愈伤口的魔方，无关紧要的话就此免了。后来，就是那封催醒我的快信到来的早晨（信上写着：“你会发现我们躺在“相会之家”）之后——当亨勒和他的女朋友死去后——这一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仍是活着的人相会的地方。然而，今天，当我回想其旧式的公寓房，许多夏天时落满尘土的树，穿行的市政铁路那阴冷的铁石构件，那少得可怜的公共汽车，兰德威尔运河（将这一地区同莫阿比特无产者住宅区一分为二），施洛斯帕克街美丽但稍显密集的树，那说不出有多粗野的在五星形路口横冲直撞的打猎人群——今天，宇宙的这一点，我们偶然开办的“相会之家”之所在对我来说已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柏林资产阶级最后一批真正的精英所占据的历史上的一刻的图解。它离“大战”的深渊很近，就像“相会之家”离兰德威尔运河的陡峭斜坡很近一样。它与无产阶级青年不沾边，正如这一租货公寓区与莫阿比特的房子不沾边一样。这些房子是同类房子的最后一批，正如居住在这些公寓的人是最后一批该类人一样。这类人能以慈善之举来平息被剥夺者的怨气。尽管——也许正因为——如此，毫无疑问，柏林这座城市从未再强行介入我的生活。此前是强行介入过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可以无动于衷地离开它，除非它的学校有所改善，除非学生的父母不再那么非人道，除非这个地方能接纳荷尔德林或乔治这样的字眼。这是最后一次英勇的企图，企图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的态度。我们那时不知道它注定要失败的，不过即便是知道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今天，和当时一样清楚，纵使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推理，我明白“青春的语言”应当站在各种活动组织的核心。那晚的斗争似乎集中了我们全部力量，听众的不理解所预示的失败的阴影也似乎感觉得到；我们的无能表现得再真实不过了。我此时此地想起的是亨勒和我之间在《行动》[5]编辑部发生的争论。原先的日程表上只有我的题为“青春”的演讲，我想当然以为在演讲前发言稿应该事先发给最核心的圈子。然而，少有的事发生了，亨勒提出反对意见。不管是他想发言，还是想把我拒绝的对我发言的修改强加给我——反正是大吵了一通，像类似场面发生的那样，每个与会者都被卷了进去——站在亨勒一边的是三姐妹[6][7]中最小的那位。我们周围最重要的事件总是与这三姐妹有关。如像一个犹太寡妇同三个女儿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对一个严肃地倾向于废除家庭的团体来说，代表着合理依据，人人可以此发动进攻。简而言之，这位姑娘重申了好朋友的要求。不过，我并未准备屈服。于是，那晚在《行动》编辑部，在惊讶不已但并不太被俘获的听众面前，两个同题演讲、几乎相同的文本被宣读了。事实上“青春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并不比这些演讲的微妙领域大。今天想想这两篇演讲，我倒愿把它们比作传奇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和辛普盖英雄之间的冲突岛屿，没有船只能平安通过，因为彼时彼地，爱和恨之海都在翻腾。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会比现在要司空见惯得多，因为他们当时还未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然而，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感觉到那些局限了，即使在认识成熟之前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认识到必须砸烂需求不正的国家，才能改善学校教育和母亲的家园，我们是在举办各种讨论时认识到这些局限的。在这些讨论会上，我们当中的年幼者谈到在家里所受到的虐待。父母们在起居室里看似和蔼，但骨子里所想与我们希望反对的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中年长一些的人在啤酒馆里举办文学沙龙时我们也感到了这些局限：有那些侍者在，一刻也不能说处于安全。当我们在装饰优雅的房间里接待女朋友时，我们也感到这些局限：没有自由去锁门。在与公共场所的拥有者打交道时，在与脚夫打交道时，在与各种关系和保护人打交道时，我们同样感到这种局限。1914年8月8日，我们中跟死去的一对儿最亲密者不愿离去直到他们被埋葬。当这日子终于来到时，我们只能在斯图加特广场一家下等铁路旅馆里寻找可怜的躲避之处，这时我们也感到了局限。连墓地在我们心中也充满了这座城市制造的局限：居然无法将这一对儿安葬在同一公墓同一墓穴。我稍后的另一认识也酝酿于这些日子；我心中植入一个信念：柏林城也不能免于一场为更佳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假如今天我偶然走过这一地区的街道，我会像走进一个多年不造访的阁楼一样感到不安。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就在那儿，但没人记得具体方位了。真的，这一高耸着公寓楼的死寂地区如今是西区资产阶级的邻居。

那个时候柏林的咖啡馆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扮演着角色。我仍记得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咖啡馆的情形。那是较早的事了，当时刚毕业。维多利亚咖啡馆，我们第一次集体活动凌晨三点在这里结束。这家咖啡馆已不复存在。它的位置——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安特登林登一角——已被新柏林一家最吵闹最豪华的咖啡馆取代。与新的相比较，旧的在当时无论怎样奢华，它显现的是枝形吊灯、镜子墙和豪华舒适岁月的魔力。这个老维多利亚咖啡馆当时是我们最后一站，无疑至此我们的组织行将解散。咖啡馆的座位一定有一多半是空着的——无论怎样今天透过意象的薄纱我能隐约确定，除了几个妓女外，没有别人。这些妓女似乎独享着宽敞的咖啡馆。我们并没呆多久，我现在记不得是否我付了维多利亚咖啡馆的账。第二次光顾后不久，这家咖啡馆就消失了。当时泡咖啡馆尚未成为日常需要，因此柏林不算是让我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城市，尽管我的坏习惯后来没少体现于这座城市日后的去处。久而久之，在真正的咖啡馆着实有意识地寻求了生活的乐趣。我们光顾的头一家咖啡馆，与其说是休闲的地方，毋宁说是战略决策地。我在此准确无误地亮出它的名字：众所周知，直到一战岁月，波希米亚的总部是昔日的“西区咖啡馆”。在八月的头几天，我们正是坐在这家咖啡馆。在蜂拥而至的自愿推荐者所推荐的诸多“营地”中选择合适的营地。我们决定选择贝勒阿兰恩斯街上的骑兵营地。在随后的一天我准时到了，内心却对尚武没有丝毫热情。无论思想上多么有所保留，我只是想在不可避免的强制征兵中不失去朋友，于是挤在兵营门口的人堆里有我。我承认只过了两天：8月8日，我便在头脑中驱逐了这座城市和这场战争，并且久未回心于这座城市。我经常在“西区咖啡馆见到亨勒；通常我们很晚在那儿相遇，大约十二点钟。我不能说我们与文学界的波希米亚分子关系密切，他们是整天整夜都在咖啡馆过的。我们的组织是自给自足的组织。我们的“运动”的范围不同于周围已解放的人们的世界，因此与他们的联系转瞬即逝。一段时期内两边的居间人是弗朗兹·芬弗特，《行动》的编者；我们同他的关系是纯马基雅维里式的关系。此外，拉斯喀—舒勒曾拉我到桌前谈过；韦兰·赫兹菲尔德，一位青年学生也在那儿露过面，还有西蒙·古特曼，我稍后还要谈到他。不过，这份名单已是我们窄小的世界的疆界。我相信在这家咖啡馆里我们是个异数。对许多宗旨不一行动的狂热重视、自由学生联盟的组织和辩论会的发展、在学生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辞、对有需求的同志的帮助、对纠缠于友谊或爱情难题的苦恼人的关心——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别于周围自我满足自以为是的波希米亚分子。亨勒与他们中的一二位更熟些，如画家梅德纳，曾给他画过像的。不过，这一层关系对我们来讲仍没有什么结果。接下来是有一天在瑞士，我从报上读到“西区咖啡馆”已关门的消息。在这家咖啡馆里，我从没感到自在过。那个时候我尚不热衷于等待，而没有这个，一个人是没法彻底享受咖啡馆的魅力的。假如我在某个晚上在烟雾笼罩的沙发上望着烟圈绕梁而上等待着什么的话，那无疑是热切地期待着辩论室里某种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紧张又达到无可忍受的极致而请来一位居间人，等待他的调停结果。我越发喜欢上隔壁那家咖啡馆了，我开始光顾这家咖啡馆是在我下面要讲到的这一时期。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公主咖啡馆”。为了创造一门“咖啡馆地貌学”，首先从最低处划等，要看其专业和娱乐设施。然而，假如撇开随行业路子设立的最无耻的娱乐场乐，很显然在大多数旅馆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功能是巧合的。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是“罗马咖啡馆”的历史，从“西区咖啡馆”的业主驱逐自己的客人时开始算。不久，“罗马咖啡馆”安顿了这帮波希米亚分子，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感到自己是这家咖啡馆的主人。现已不在的侍者理查德是个传奇人物，还负责分报纸。此人是个罗锅，因名声不好在这些人里极受尊敬。他是这些人占着上风的象征。当德国经济开始复苏时，波希米亚小圈子显然失去了表现主义革命宣言时期围绕在他们头上的咄咄逼人的光环。资产阶级修正了自己同“咖啡馆大佬”成员（人们这么称“罗马咖啡馆”）的关系，发现一切又都回到了正常。这个时候，“罗马咖啡馆”的地貌开始变化。“艺术家”们退居二线，越来越变得像室内陈设的组成部分，而由股票投机商、经理、电影和戏剧经纪人、有文学头脑的职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开始占据位置——消闲的位置。对白天踏进办公室、晚上踏进家门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大都市公民来说，要想根本上变一变就得投入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越有异国情调越好。其实，他们的家庭和办公室就在色彩无限斑斓的社会环境中，于是他们选择了艺术家和罪犯聚集的酒吧。从这个观点看，两者之间的区分是不大的。柏林咖啡馆的历史大抵上是一部不同阶层人的历史。先征服领地者有义务为逐渐逼近的人让路，让别人走上舞台。

对亨勒和我来说，这样的舞台就是“公主咖啡馆”。我们习惯于做小包间的客人。所谓小包间也几乎是字面上说说。这家咖啡馆是那时热门的室内装饰人和广告艺术家吕西安·伯恩哈德设计的。这种设计给客人留下充裕的舒适角落。从历史角度谈，这种设计间于“单间”和咖啡厅之间。这种设置的主要用途因此很明显。我们光顾一次后，在一段时间里定期去那儿，当然是因为那些“野鸡”。亨勒当时曾写过一首“公主咖啡馆”：“咖啡馆的门通过歌声带入凉意。”我们并没打算在这家咖啡馆结交朋友。相反，这里吸引我们的正是将我们与世隔离的氛围。我们与这座城市文学圈的每一点不同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这一点不同当然尤为如此。并且，那当然与“野鸡”有关。这种状态导致青年运动走入地下层面，其间有一段是在哈楞西的一个艺术家画室里，我们稍后还要谈到它。常来的S.古特曼先生很可能时不时地也在此同我们见面。一如通常的情况，我对此一点记忆也没有，此地更比它地甚，人物先于地点隐退，两者都没那间孤独的圆形小屋（上面提到的“小包间”）在记忆中那么生动：紫罗兰色的帘子，紫罗兰色的光，许多座位总是空的，一对儿一对儿人总是尽量不占别人的空间。我曾称此圆形剧场为“人体解剖学校”。后来，当这一时代久已结束之后，我夜晚常久坐在那儿，挨着一个爵士乐队，悄悄地摊开纸页，写我的《德国悲剧的起源》。有一天，一项新的“改造”实施了，“公主咖啡馆”变成了“斯坦因威咖啡馆”，我于是中止前往。今天，它已沦为一家啤酒屋。

再也没有什么音乐能像动物园附近咖啡餐厅之间那条“丑闻街”那两个管乐队所奏的音乐那样具有非人道并且无耻的品质了；这种音乐驱使潮涌的人群徜徉于此。今天，我终于明白这股潮流的根本驱动力。对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儿更高明的学习调情的场所了。这里被牛羚和斑马栖息的沙地包围着，有兀鹫和秃鹰筑巢的半裂枯树，有鹈鹕和鹭鸶孵卵的地方。这些动物的鸣叫与鼓乐敲打之声混在一起。在这种氛围里，小伙子的眼光头一次落在一个走过的姑娘的身上，与此同时他却更起劲地同朋友交谈。如此举动旨在既不让眼睛欺骗自己，也不让声音欺骗自己，好像他一点也没看她。

那时，动物园在李希腾斯坦桥那儿还有个入口。在三个大门里，它是最少被人利用的，可以通往公园最荒凉之处：一条有着带奶白色圆球枝形烛台的通道，像威斯巴登或皮尔蒙某条荒凉的散步小径。在经济危机使这些地方变得如此人烟稀少、弄得似乎比罗马胜地还古老之前，动物园的这一死角便是未来的意象，一个预言的所在。必须考虑有这样的所在，真的，就像原始人声称某些植物有神力一样，因此一定也存在具备神力的地方：也许在荒凉的散步小径或树顶上，尤其是小镇里的，靠墙的，与铁路一个平面的十字路口的，更尤其是将一个城神秘地分成几个区域的所在。李希腾斯坦就是这样一个门槛，在西区两个公园之间。似乎在两个公园最近处，两边的生命都静止了。这种日常的荒凉更容易被记得阿德勒舞厅过道多年节日般热闹夜晚的人敏锐地感觉到。那家舞厅现在也像这个久闭的大门一样废置着。

语言清楚地表明，记忆不是探索历史的工具，而是历史的舞台。记忆是以往经验的媒介，正如土地是埋葬消亡城市的媒介。试图走近自己被埋葬了的过去的人必须扮演挖掘人的角色。这与真实的回忆的调子和表面是相符合的。必须不惮于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同一件事情上。将它揉碎就像揉碎土块；将它掀起，就像掀起土壤。因为，那事情本身只是一种储存，一个层次，只服从于最细微的检视，检视土壤中埋藏的真正的宝贝：意象，从较早的联想截取的意象，像收藏家画廊里的珍贵残片或断肢——这些东西就在我们日后理解的平淡空间里。不错，要想成功地挖掘，就得制定一个计划。在黑暗的土壤里挥锹也不可不小心。假如只是记录一份所发现之物的清单，那便是大大地欺骗了自己，必须把发现地所给你的暗喜也记上。没有结果的搜寻与成功的搜寻一样频繁。因此，记忆一定不能以叙述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以报道的方式进行；而应以最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狂想曲的方式进行。要将铁锨伸向每一个新地方；在旧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

不错，这个城市的无数事物的外表仍像我童年时那样存在。尽管如此，望着它们沉思默想时，我没有与童年时代相遇。我过于经常地注视它们，因为它们曾是我散步和思索的舞台和布景。少数几个地方——尤其是圣麦修广场的圣麦修教堂——显然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去遥远的角落吗？我还知道有这样的所在？说不清楚。今天这教堂对我来说，全赖自己的外表：两边有两个尖顶的教堂，赭黄色砖构筑的。这是一座旧式教堂，就像许多旧式建筑一样：虽然在我们眼里没有年轻过，在我们小时候甚至不认识我们，但它们对我们的童年了如指掌，也因为这个我们爱它们。假如我有勇气走进我曾走过千百次的某个前门，我便会以很不同的一种方式面对那个时代。旧西区里的一个前门。不错，我的眼睛不再能看见它，或者那幢房子的外表。我的脚底无疑会先告诉我（一旦我把门关上），在这破损的楼梯上，他们走的是老的陈迹；而假如我不再跨过那房子的门槛，那是因为担心与这楼梯的内部相遇，这里隐藏着识别我的力量，而房子的外表久已失去这种力量。同有着棱子的窗户一样，它仍旧是原样的，纵使是起居处全变样了。心跳的间隙充满荒凉的诗句，在我们精疲力尽驻足于楼层之间梯子上的时候。它们从木板处闪出光亮，在光亮里一个长着核桃棕色眉毛的女人手上拿着高脚酒杯从壁龛里浮出；与此同时，我书包的碎片切入我的肩膀，我被迫读道：“工业点缀着城市的居民，劳作的回报是恩赐。”外面也许下着雨，一个彩色的窗户开着，伴着雨点的节奏继续向上攀登。

警句：啊烤糊了的凯旋柱

带着孩子的糖，来自冬天。

我从未在柏林的街上睡过觉。我曾目睹日落和黎明，但在两者之间，我给自己找了个栖身地。在有些人眼里，贫穷或罪恶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道风景，他们在这道风景里从黑暗留连到日出；只有这些人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总是找得到自己不再去第二次的地方，有时是落后而不为人知的所在，还不是独自前往的。假如夜晚在一个过道驻足，那便是因为我的腿被街道的纽带缠住了，而将我从缠绕中解脱的往往不是最干净的手。

回忆，即便是最泛的回忆，也不总能累积成自传。即便是与我特别有关的柏林岁月的回忆也肯定不能累积成自传。因为，自传与时间有关，有前后顺序，是生活连续流动的过程。我在这里所谈的是空间、瞬间和非连续性。因为，即便是岁月出现于此，它们也是以回忆的瞬间形式出现的。这种奇异的形式——可以称为飞逝或永恒——都不是构成生活的东西。其展现的不太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在此扮演的角色，如柏林我身边最近的人扮演的那种角色——无论是谁，是在什么时候。这座城市的气氛只赋予着它们短暂而空幻的存在。它们像乞丐一样沿墙偷窃，气冲冲地出现在窗前，随后又消失，守护神般在门槛那儿嗅闻。即使是在整个区域贴满它们的名字，也只能像死人墓碑上所刻的名字。喧闹、事实上的柏林、工作中的城市和商业的都会，比其他城市多而不是少那些地方和瞬间，它有着死亡的证据、表现也充满死相。对这些瞬间、这些地方的含糊意识也许比其他东西更能与童年的记忆相吻合。这种特性如半忘的梦境一样瞬息万变。因为，童年没有先见之明，对生活一无所知。（尽管很有保留）童年是紧依附在死亡之域的，它从死亡之域突然进入活的疆场，依附生活本身。一个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着过去是很难说清的，要看许多事而定——时间、环境、自身的本质和教育。我自己对柏林的感觉是有局限的。我的感觉并不囿于斯特拉陶市场和1848年的弗里德里希几个事实——因为地貌传统代表着这片土地与死亡的联系——我的局限完全是因为我父母的家庭都不是柏林土著。这一点就限制了童年的记忆——正是这一局限，而不是童年经历本身使后来的事昭然若揭，无论界限划到哪里，十九世纪后半期当然还在这个范围内，随后的意象都属于此，不以一般重现的方式，而是以如下所说的意象出现：按照伊壁鸠鲁的教导，这种意象往往脱离事物本身，并决定着我们对它们的看法。

首先，别让人以为我们在谈论一家市场（室内市场）。不，它的发音为“Markthalle”[8]。这些单词都被说话的习惯侵蚀了，不再具有原来的“意思”。散步的习惯也将所有意象都磨损了，因此也没有什么符合买卖的原始观念。

在我们身后的那块地就是前院，院门是沉重的弹簧门，很危险的。我们现在走在旗方石头上，上面有泔水和鱼水，很滑，也很容易踩在胡萝卜和生菜叶上。在铁丝网分割的摊位上都编有号码，网后藏着胖大婶们，她们像维纳尔—西里斯的女牧师，其实是田野树木长的一切水果的供货人，卖着一切能吃的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就像做淫媒的老鸨。她们又像穿着羊毛的不可及的巨人从一个摊位到另一个摊位地交换震颤的手势，大珍珠母钮扣或装满了钱的袋子。难道她们的裙边下面没有冒泡？这还不算真正肥沃的土地？难道没有一个市场的上帝亲自把货物装到她们腿上：草莓、甲壳纲动物、蘑菇、肉菜？这些东西同放下它们的人同居一个空间，没精打彩地、默不作声地盯着家庭主妇们时断时续地前来，后者负着菜篮和大包小包，吃力地在他（它）们面前运行，脚底下是臭名昭著的滑溜巷道。不过，假如在冬天，傍晚煤气灯初上，你马上便有沉沦的感觉，越发明白在这轻脚慢步里，有着海一般的深度，虽然玻璃似的水面浑浊而潺湲。

我越频繁地回到这些记忆里去，就越觉得人们在这些记忆中所扮演的微不足道的角色不是偶然的。我想到一天下午在巴黎，我突然得到一种启示，于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了诸多见解。正是在这天下午，我的履历同周围的人，朋友、同志、激情和爱情的关系才以最生动最隐蔽的形式交相展现在我眼前。我对自己说也只有巴黎，那里的墙壁和码头、驻足之所、艺术收藏和垃圾、栏杆和广场、拱廊和货亭能传授一种独特的语言，在笼罩着我们的孤独中，在我们对万物的沉浸中使我们同周围人的关系达到一种睡眠状态的深度。在睡眠中，梦的意象等着向人们展示他们真正的面目。我希望写这个下午，因为它使城市给人想象保留的是什么样的饮食起居是如此地明显。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在城市里相互进行着最无情的要求，在城市里约会、打电话、开会、访问、调情、生存斗争，让人无暇敛心默祷。为什么城市本身却在记忆中免于受罚？为什么它从我们的生活中编织出的面纱所揭示的人们的形象不如我们与他人或自己相遇的实地的形象多？在问题中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圣日耳曼——德斯——普瑞斯的德斯杜赫马哥兹咖啡馆，当时我在等——忘了是谁了。突然有一种迫人的力量让我想起为自己的生活画一图纸，同时明确无误该如何画。我以简单的问题质询了我过去的生活，答案似乎顺理成章地写到了随身带的一张纸上。一两年之后我把这张纸弄丢了，好不心疼！自此我再也没能像初悟那样把它写成原来的样子，写下来的倒像思想家族的系列。然而现在，在不直接重现它的情况下再在思绪中重构它，那简直就像在谈论迷宫了。我并不关心迷宫的内室安装了什么，自我或者命运，但进入内室的通道却越发多了。我称这些通道为最初熟识的人，每个通道是我所遇熟人的图像象征；我不是通过其他人与这些人相遇的，而是通过邻居、家庭关系、同学、误认的同道、旅伴之类与他们相遇的——几乎数不胜数——就是这样的情形。有多少最初的关系，就有多少通往迷宫的通道。不过，既然他们中的大部分——至少是那些仍保留在记忆中的人——还自己结识新朋友，与新人建立关系，一定时间后他们就会将通道分叉出去（男性也许向右，女性也许向左）。这些体系中是否产生交叉关系要看我们一生的道路交织的程度而定。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计划的研究所提供的惊人见解：它揭示着个人生活的差异。在按职业、学校、家庭和旅行划分的最初相识的人的不同生活里，是什么在扮演角色？许多旁系的形成是个人生存通过无形法律左右的？有哪些在生活中开始得早些，哪些晚些？有哪些延续到生命的结束，哪些退出？尼采说：“假如一个人有性格，他就会一而再地拥有同样的经历。”不管这在大范围内是否正确，反正在小范围内也许有通往（一再）对我们来讲有着同一作用的人的途径：这些途径在生活最不同的阶段总是把我们引向朋友、叛徒、爱人、学生或老师那儿。我的生活图景就是这样向我展示的，在巴黎的那个下午它展示在我面前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背景是这座城市，周围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形。许多年前，我相信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柏林，背景是跟我最近的人，事物也相约形成一种象征，同样精彩的象征。是一种四环徽标。它把我带到柏林库弗格拉本区的旧房屋那儿。这些房屋外表平实而有绅士风度，有着宽阔的过道，也许是辛克尔时期的产物。当时在其中一座房子里住着一位显赫的古董商。他没有陈列橱窗，你得进房子里去欣赏。有几个展柜，所展的有史前的胸针和扣子，隆巴耳环、晚期罗马项链、中世纪硬币和许多类似的宝贝。我的朋友A.C[9]是如何找到他的，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当时的全神贯注劲头。我当时刚研究过阿洛斯·李格尔的《晚期罗马艺术业》，带着这本书的印象，我琢磨着那些金铠甲和镶嵌着石榴石的手镯。假如没有记错，我们是三个人：我的朋友、他当时的女朋友或多萝茜·J.太太和我。C提出看耳环——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多彩浮雕饰品、帝国时期的耳环，通常是半宝石上刻出的。他最终买的四件东西每一件都印在我脑子里不可忘记。除了不知去向的那一件，其余的都还在当时买的人想送的那些个人手里。一件是明黄色带烟色的黄玉，是多萝茜J.选的。工艺为希腊风格，微小的空处画着丽达在她分开的大腿间接纳那只天鹅，真是典雅极了。我不太能欣赏那块紫色宝石，那是捐赠人恩斯特·S〔肖恩〕为我们共同的朋友选的：一位十五或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在上面刻了个风景轮廓，莱德热说是庞贝城。然而，最后两个戒指却异样地让我动心。一件本是打算给我的，不过我只拥有了它一小会儿；真正的命定对象是通过我给我当时的女朋友格瑞特·R〔拉德〕。这是我所见最奇特的戒指，是由一块坚硬的石榴石刻出，形状是美杜莎[10]的头。这是一件罗马帝国时期的作品，所镀的淡红银不是原来的。戴在手指上，这个戒指似乎是图章戒指中最完美的。只有把它脱下来你才会进入它的秘密，可以对着灯光反复琢磨那美杜莎的头。石榴石的不同层面透明度不同，最薄处是如此地透明，以致泛着玫瑰晕。蛇的阴郁身体似乎在两只深而发光的眼睛上腾空而起；两只眼睛从一张脸上向外望去，眼睛下面是黑紫色的脸颊，眼光再次缩入夜色。事后我多次试图用这块石头盖印，但结果证明它很易碎，需要最细心地保存。把它给出去不久，我就与它的新主人断了关系。我的心已随四个戒指之最后一个而去，送戒指的人是给他妹妹留的。这位姑娘当然是这个圈子命运的核心，尽管多少年后我们才意识到此。因为除了她的美——她的美本身并不令人晕眩，只是不含糊，也不光彩照人——她没有什么可以注定位于舞台的中心。事实上，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她从未成为人的核心，而是命运的核心。似乎是她植物般的消极和内向安排了后者——在一切人文事物里，命运似乎最服从于植物的法则——把后者都集中到她的周围。当时其一部分在发芽，另一部分则在休眠，需要许多年才可以枝叶的形式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命运事实上是她以妹妹的爱的温柔充斥了哥哥的一张关系网，与哥哥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建立了一种联系——那收了庞贝城戒指的人和我——她最终嫁给了与哥哥结婚的女人的兄弟，后者是她第二任丈夫[11]。——而她就是在我提到的那天从我手里接收带有美杜莎头像的戒指的人。没过多少天，我又送了一只天青石戒指，还有一只用叶子包成花环的笛子，上面刻着——在第四只戒指之后，致戴它的人——这样一首十四行诗：给永远被戒指环着的你的手指[12][13]……

绿色的松树林里分发财宝的巨人[14][15][16]或满足人愿望的仙女——这样的人在我们一生中至少出现一次。但是，只有星期日的孩子们记得他们的愿望，所以只有少数人在一生中能够获得愿望的满足。我知道这样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对我来讲得到满足了。并且我不愿声称它比童话故事里孩子们的愿望要高明。这个故事要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多少与冬天的每个早晨的六点半钟被提经我门口的灯有关系，在黑暗中灯把保姆的影子映到房顶上。炉子里生着火；不久在红红的映光中，窗户格子被反射到光光的地板上。室内的温度——晚上在床捂的热度，早上炉火烧的热度——使我加倍地迷糊该起床了。这时我却只有睡个好觉的愿望。这一愿望伴随了我整个上学时期。这一愿望不可分割的仆人却担心上学迟到。我今天仍能感觉到，当我经过塞维格尼广场时的那种厌恶情绪；步入我家住的卡梅尔大街，我在可恶的钟显示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那出神的空隙里阅读自己的判断力。在这样的冬日里活跃在我心中的愿望或者在稍后极度疲乏中升腾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我下午从沙发床上起身，因为还有一堂体育课。只是我不总能认识到这种满足，尤其是在寻找工作（资产阶级所谓的工作）不成的时候。

也有另一种声音保存了不可解的神秘：对孩子来讲，成年人的语言具有这种神秘。感谢岁月匆匆，这另一种声音既没有经过我的嘴唇，也没有进入我的耳朵。不久前我重新发现这种声音。在我决定写下这些回忆录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细微发现起了很大作用。我的父母很有钱，我们每年搬家，在我上学之前之后都这样，每年夏天还有临时的外出旅行，到离家不远的夏日别墅去。先是波茨坦，后是纽巴贝尔斯堡。后者仍在我记忆中留有许多印象，也许有更多的东西可讲——大盗入门那晚，我父母亲把自己锁在我房里；在格瑞布尼茨湖畔与父亲肩挨肩钓鱼、孔雀岛之行给我的生活带来第一次大失望，因为在草地上找不到大人保证说有的孔雀羽毛——与之相对照，波茨坦的夏日全然从记忆中消失了，除非我能找到割龙须菜的记忆——我初次的也是惟一的对农活的热情——那要追溯到布劳豪斯堡那儿的花园。我泄露了关键字眼，就像玫瑰露中无数花瓣，成百个夏日都保留在它们的气味中，没有形成、没有颜色，连丰富多彩都没了。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布劳豪斯堡。要遍览它包含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孩子和成年人语言区域间疆界所存在的这些字眼可与马拉美的诗相比，当诗被阅读后变得虚无飘渺时，诗的语言和亵渎之词的对立就显现了。同样，布劳豪斯堡一词也失去了一切分量，不再有丝毫的“酿造”一词的含义。它至多是蓝色所笼罩的小山，每年夏天耸起，给我和我父母一个居住的地方。

我青少年时期父母财政来源的经济基础一直是个秘密。也许不只对我这个长子来说是个秘密，就是对母亲来讲也是个秘密。当然，这种情况在犹太人的家庭很合规矩，在许多基督教家庭无疑也如此。更令人好奇的是，消费行为也笼罩在深藏着收入与财富的神秘中。不管怎样，我记得但凡提到一定的供方——他们称之为“财源”——总是有某种开场的肃穆。不错，的确存在着不同。承办日常所需之物的人不再属于那个秘密的范畴，倒是母亲带我和弟妹们“进城”时我母亲常去的在柏林享有长久声誉的公司有点神秘兮兮。这种去处总是固定的：衣服在缪勒公司买，鞋在斯蒂勒公司买，箱子在马德勒公司买；这些事都办完后在希尔布里希公司点上一杯热巧克力加惯奶油。这些采购的地方都是严格按传统划定的——不像是同商人的联系，那是我父亲的责任。我父亲具有体面而文明的素质，克勤克俭，是个有着企业精神的大商人。由于不得志，他很早就退出自己并非不胜任的一家公司——莱普克艺术品拍卖行，他是合伙人之一。他撤出股份之后，越来越想将资金用于投机性的投资；从这时起他越发对在家中进行交易更感兴趣，我一点都不吃惊。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由此找到的财源间接地与他的投资有关。因此，假如从我母亲的购物能看出柏林传统而正式的商业世界形象的话，那我父亲的暗示和指示则导致未知而略带欺世的形象，这种形象的高大完全因为这些名字在家庭餐桌上被提起时的那种权威腔调，事实上我也从未见到过这些公司，别的公司我倒见到过。头一家要算莱普克拍卖行本身，我父亲不仅与之有联系，而且还不时从那儿买回东西。我怀疑类似交易让人开心合算，除了他买的地毯。在父亲死前不久他曾对我说，假如他的鞋袜薄一点，他能用脚拇趾辨别地毯绒毛的质量。然而，在我的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想象父亲拍卖时相伴的木槌起落。后来，当他从莱普克撤出之后，木槌总是放在他桌上。即便是我从未听到过槌击的声音，另一种声音变得与父亲权威和辉煌的形象融为一体了——或者说是与这种行业的人的形象融为一体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母亲用来切蛋卷的刀子的声音（给父亲上午上班去准备的食品）到最后一刮的时候与蛋卷的酥脆声相连，那刮就是为了去掉粘在刀上的黄油。这个信号是父亲一天劳作的序曲，对我来说，就像日后戏剧开场钟声一样令人激动。除此以外，父亲职业的象征还可以从我家公寓里那个大锚看出，它几乎跟真的一样大，放在一只缩小了十三倍的船上，船左侧有一只可以取出的桨，右侧放着一只金碗。这件艺术品是木制的，铁锚是黑色的，船桨则是彩色的，外表涂着清漆。整个组装显得很匆忙，现在我不能断定是否存在第二只铁锚；想象中是有的，但不知原件是否有，或是想象的产物。关于莱普克拍卖行就说到这里。此外，还有一个艺术品供应商至少就青铜器而言，它是格拉登别克公司。我不知道这一选择是否也受商务关系的远近影响。然而我家漱口水的供应肯定与这种关系有关，大瓶里装的过氧化物都是我父亲当经理的“医药商店”来的。另一方面，较少透明度的是与斯塔贝尔纳克公司的事务，这家公司许多年来一直是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垄断着我家公寓的装修。中间商似乎是一家建筑契约人公司，其中一名经理阿尔特格尔特先生扮演着合伙人的角色，在电话中与我父亲进行了无数次交谈。他的名字之所以保留在我记忆中是因为他的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在班上名声最臭。除了吃饭时的谈话，只有电话能让我们熟知商业和商人的神秘世界。我父亲经常打电话。父亲的外表很谦恭，只有在电话上表现出与他的有时很巨额的财富相吻合的气度和决断。在与中间商的交谈中，这种能量并非不经常发扬光大；“生活的严肃的一面”在父亲的活动中棱角清晰，在与电话接线员的争吵中体现其实在的象征。我童年时电话开始被使用，我于是知道它被钉在过道的一角。当它在黑暗中尖叫时，柏林那所公寓可真叫恐怖，从半点着灯的餐厅经无尽的过道到里间卧室都让它惊起。当我的同学朋友在两点到四点的违禁时间里打电话来时，这部电话就成了炼狱的机器。我父亲所有的神秘交易并非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从一开始他就——像许多不总感觉婚姻如意的丈夫一样——有一种倾向，在家庭经济的某些方面独立行事。因此他在外省有许多关系，主要是在汉堡郊区，经常有人叫他外出谈生意。霍尔斯坦黄油和秋天的野鸭都是这路财源上来的，几成定例。此外，酒是一家柏林公司供的，我父亲的手里有他们的股票。这家公司名为“中央葡萄酒批销商”公司，他们在酒业里尝试新的核算方法。最后，在父母商量事情时，这些名字都搅在了一起，还有其他一些名字。父母两边的柏林中产阶级传统是趋同的：公证方面的契约找奥伯涅克咨询，经营管理由莱因操作，舞蹈课委托夸里奇来上，家庭医生是仁弗斯，至少只要他还住在同一栋房子里[17]；约瑟夫·戈尔施密德是我们的银行家。我长久以来奢望父亲能在某个晚上把家庭的欢乐同他那能满足各种其他家庭需求的生意和谐地结合起来。大约在1910年，在西区的路德街上立起一家联合企业（这座楼现在尚包括斯加拉“冰宫”），我父亲是成员之一，并且拥有相当股份。一天晚上，我不记得是开业那天还是后来的某天，我父亲想起带我去那儿。那“冰宫”不只是柏林第一家人造遛冰场，而且还是红火的夜总会。我的注意力与其说在冰场上绕圈滑冰，不如说是在酒吧的特异景色里，我能从圆圈观台的一个包厢里轻松地观察到此。这特异景象中有一位穿着非常紧身的、白色的水手服的妓女。我虽不能跟她说一句话，但在随后几年里，她的形象决定了我的色情幻想。

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对这个“城”的认识只是购物的去处。也就是在购物的场合我初次明白了父母的钱能为我们在商店柜台、店员、镜子和我母亲评估的眼睛之间打开一条通道；我母亲的手笼就放在柜台上。在“新衣服”的羞辱中，我们站在那儿，手偷偷地伸出袖子，就像肮脏的价格牌子。只有在甜食店里我的精神才又打起来，感觉躲过那虚假的崇拜了。这种崇拜堂而皇之地在那些偶像前羞辱我的母亲，偶像的名字包括曼海默、赫佐格、以色列、格森、亚当、艾斯德斯、马德勒、艾玛·贝蒂、巴德和拉奇曼。攻不破的群山，不，是商品的洞穴——那就是这座“城”。

有人认为他们在传宗接代里找到了命运之门的钥匙，另有人在星象中，还有人则还是在教育中。对我来说，我相信我的明信片收藏给我日后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见地。但愿我能再翻看一下这些东西。对这一收藏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我的外祖母，一位决断而有创业精神的女人。我想我从她那儿继承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喜欢送人礼物，另一样是喜欢旅行。假如第一样热情与圣诞节——不提童年对柏林简直无法想象圣诞节——有关尚可怀疑的话，那么有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就是说小时看的儿童历险记书籍没能引起我旅行的热情，我外祖母从远方给我寄的明信片（大量的）才真正引起我对旅行的爱。我们对某个地方的向往如同这个地方的外在形象一样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命运。我该说说这些明信片。它们在我内心唤起的是向往吗？难道它们的磁性般吸引力没有大到让我希望到那画儿上的地方一游？因为我置身于——塔巴尔兹、布林迪西、马多纳·迪·坎皮格里奥、韦斯特兰；我注视着这些地方，不忍离去，注视着覆盖着红草莓色泽的塔巴尔兹山坡林地，注视着布林迪西的漆成黄白色的码头，注视着马多纳·迪·坎皮格里奥那蓝上加蓝的圆屋顶，注视着“韦斯特兰”浪波剖面的弓形。去看老太太时，她总是在铺着地毯的靠窗凹室里呆着，窗前有扶手栏杆，眼睛向布鲁米肖夫街望去。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斯坦格尔旅行社的带领下去远洋旅行的，甚至还骑骆驼。她是个寡妇，我小的时候，她的三个女儿都嫁人了。第四个女儿我一无所知，但对她在母亲的公寓里所占的那间房子却所知甚多。不过，也许我该先说说这套公寓。我能用什么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些屋子散发出的几乎无以铭记的资产阶级安全感呢？也许用“矛盾”这个词儿比较合适：特殊的保护观念似乎直接与它们的缺点相关。充斥着这许多屋子——十二间或十四间——的家什如今即便是二手家具店中最次者也能配套供应。假如这些短命的样式比替代它们的“新艺术”要更扎实些的话——让你感觉自在、舒适、安慰的是它们身上所特有的无动于衷，岁月缓慢地流逝，它们把未来托付给物质的耐用本身，无处可去作理性的计算。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如下事物：无论它多么顺从时尚之微念，总的来讲它却充满自信，相信自身的永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传代的考验、迁徒的考验，离终极永远不远同时又远离终极，终极似乎便是一事物的尽头。在这些屋子里，贫困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甚至连死亡也没有地位。没有给死亡安排地方——所有屋子的主人死在医院里，而家具则直奔旧货商那里。在这些屋子里没有死亡供应——所以白天很舒适，夜晚则成了最压抑的梦的剧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想起这幢房子时——布鲁米肖夫街10号或12号——想起童年如许幸福时光在这里度过，如我被允许边听钢琴练习曲，边翻阅《达令海峡的分水岭》，就坐在安乐椅上——刚开始回想我就遇上个恶梦。醒来时没有印象房子里有楼梯。我的记忆里今天仍保留着那些幸福岁月里所做过的一个鬼魂附体的梦的场景。在这个梦里，楼梯似乎在一个鬼的控制之下，当我攀登时他正等着我，虽然不挡我的路，但在我还有几阶要上时却让我感到其存在。在最后几个阶梯那儿它使鬼术迷惑了我。在布鲁米肖夫街的这套公寓里房间不仅多，而且还都挺大。为了到呆在窗户那儿的外祖母跟前，我得走过巨大的餐厅，到起居室的最尽头。只有欢宴尤其是圣诞节欢宴时，才能显出这些屋子的容量。而当这一天到来时，似乎这所房子已在外屋里等了许久。这房子里其他部位在另外的场合也派上用场：已婚的女儿来访能打开许久不用的衣橱；另一间里屋为我们小孩儿开启，假如成年人希望在外屋睡个午觉的话；待字闺中的小女儿上钢琴课能激活这所房子的另一部位。远处不太有人去的屋子最重要者要算那凉廊。也许这是因为这里最少装饰，最不适合成人独处；或许是因为街声隐约传进；更或许是因为它通往后院，满是孩子、仆人、摇手风琴的人和脚夫。从凉廊望去可被描述的声音多过形式。像这样体面的住宅区的后院是从不真正地忙忙碌碌的；富人的优游使其工作本身也镇静自若，一切都等待着星期天降临的“睡美人”式的睡眠。因为这个原故星期天成了凉廊日——星期天，其他屋子都不容它，就像是都被毁了似的。星期天从这些屋子渗漏了，只有凉廊，随地毯一直延伸到院子的凉廊以及有着庞贝似红墙的凉廊能容它，连教堂的钟都不容它。这些教堂——十二圣徒教堂、圣马修教堂和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整个下午缓慢地肩负起它，遛过栏杆，一直堆积到夜晚。我已经说过，我的外祖母不是死在布鲁米肖夫街的；住在街对过的我的祖母也没死在这条街。所以，布街对我来说成了极乐世界，一个死去了但不朽的祖母的身影存兹的无限领域。曾经笼罩在一个地区的想象往往给这个地区的边缘装饰以不可理解、荆棘丛生的褶子，因此，在几十年的过程中，直至今天，这幢房子附近的一家老牌杂货店（在马奇伯格街上）在以往的记忆里从未涉足；这个店成了早逝的祖父的纪念碑，只是因为店主的名字跟他的名字一样叫盖奥尔格。(https://www.daowen.com)

不过，难道这也不是这座城市：当夜晚我们正“娱乐”时一缕缕夜光映在卧室的门下？难道柏林本身没有进入充满期待的童年的夜，就像威廉·退尔或朱利叶斯·凯撒的世界事后闯入观众的夜？那些夜晚光顾我们的梦之舟一定是在谈话声浪中，或在杯盘狼藉里在我们的床边停下的；黎明，梦之舟于地毯声中弃我们而去，是雨天潮湿的空气破窗而入敲打地毯的，这声音比在男人的记忆中的爱人的嗓音更不易从儿童的记忆里抹去。地毯的声音是女仆（真正的成年人）的下流世界的语言。这种语言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无精打采、默不作声，有时会抓住时机把别人弄得奔跑如马，就像是她们被鬼魂追逐了一样。庭院是这座城市向我的童年敞开自己的地方之一，其他容我放我的地方则是火车站。离开时，这座城市展现的是广阔的景象，好不气派。铁路在雾霭中交汇，好像没有比这交汇处更遥远的地方了。然而，一回到家，一切又不同了。照着我们的依旧是庭院窗户那孤寂的灯光，还往往没有窗帘，依旧是肮脏的楼梯；依旧是挂着破布的地窖窗户。这是我从哈能克里或西尔特返回时这座城市向我展现的后院情形，再次向我关闭它们，从不让我看个究竟或让我进去。不过，每次旅行这最后五分钟的可怕情景已映入我的眼帘。也许有人看这些情景就像是看颓垣上的后窗，夜晚降临，一盏灯站立在这后窗上。

我的明信片册里有些背面的文字在我的记忆里比正面的画儿还恒久。所有的文字都有漂亮的落款“海仑·普法尔”。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在知道学校的年级之前，我早就被她带进我那个“阶级”孩子们的亲密关系中，尽管“阶级”[18]一词儿二十年后我才稔熟。我记忆中的两个姑娘的名字当时在我们圈子里便属于上等阶级人家的孩子。她们的名字叫伊尔丝·乌尔斯坦和路易丝·冯·兰道。我不知道这些兰道家的子弟属于贵族的哪个等级。不过，他们的姓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有根据说——对我的父母也很有吸引力。但是，这很难说是他们家族的姓仍然未从记忆中抹去的原因。与其那样说，不如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某个姓名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就我所知，那是我离开那个小圈子不久。后来，每当我经过鲁佐河岸时，我的眼睛会搜寻她的家。毕业的时候，我写了第一篇哲学论文，题目是《贵族气断想》。除了开篇提到的品达的姓，我第一个同学的迷人姓氏不声不响地列在其中。普法尔太太的姓在诺希先生的姓之后，后者我只能单独面对。他是我的学前教师，我父母本打算送我上他所在的学校的。他的教导并不完全合我的意。有时我也跟他调皮捣蛋。我至今仍记得，一天在赫克利斯桥上听说诺希先生取消了次日的课时那种上帝赐我全能之力的感觉。当时我知道我该把这种感觉归功于什么，而可惜现在我已忘了那魔方。当我开始上学后，诺希先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比他与我单独相处时给我的印象深。那经常发生的鞭打更是让这些印象活现。诺希先生热衷于用棍子抽打。他还受托教我们唱歌。就是在这唱歌课上，他向我展示了一个我们从童年起就知道的关闭着的大门；我们那时就被保证那门后是通往日后真实生活的路。我们当时都在练习唱《华伦斯坦兵营》里的铁甲骑兵之歌：“骑上战马，忠诚的朋友骑马远去/到自由与勇敢的阵地/在那儿人的价值超过尘土/心/在平衡中仍有分量。”诺希先生要同学们告诉他，最后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没有人能回答。这是令孩子们愚钝的人为问题之一。我们的困惑似乎最合诺希先生的意，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了。”现在我已长大了，已经进入诺希先生指点给我的门径；然而，那门仍紧闭着。当时我还不打算走那道门呢。

雾气很重的夜晚的灯光有着巨大的光环。我最初看戏的印象便是小时候这些大光环中产生的。最早看的是一场“猴子戏”，也许是在“菩提树下”演的。我是被前呼后拥着去的，因为父母亲和祖母都想看看我第一次看戏是怎样个情形。真的，在刺目的光环里，我无法辨明哪儿是光源，舞台上到底在演什么。座位、灯光和人的脸映红映灰一团如云，根本就盖住了舞台上猴子的胡闹。随后六七年的戏剧演出我尚能重述，但也说不了多少——在苏德罗德的斯巴剧场看的《淑女们的男人》，我在柏林最早看的戏是《威廉·退尔》，在肖斯皮尔豪斯看的马特考斯基演的《菲耶斯特》，在歌剧院看的德斯汀演的《卡门》。后两个戏是我祖母带我去看的，所以不仅节目热闹，而且环座给人印象很深。我则更喜欢《威廉·退尔》，因为其剑客侠气至今仍未从脑中消退，并且事先知道故事大概；同一晚上其他演出则不再记得了。一定是那天下午我和母亲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像是要完成一件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母亲终于想出办法对付我。她说除非我听她的话，否则晚上把我留在家里。我服从了。但是，我的感觉却是这种威胁掷地有声。我衡量了两种对立的力量，马上看出另一面的分量有多重，因此默默地忍受了粗野的程序；这个程序所下的功夫与目的不成比例——因为那目的是一时而起的，而所付的代价却是母亲拟给予我的那个夜晚的恩惠；我今天知道，当时也预计过，这种恩惠是深刻而永恒的——这种被误用并被侵犯信任的感觉在我心中留存至今，而此前当天所发生的事则不记得了。许多年后再次证明对一件事的预料比实际发生的更有意义更久于记忆。我小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看凯恩兹表演，但他的特邀演出都是在我上学时进行的。只有早上预先订票才有可能买到我能支付得起的座位票，所以我的愿望多年来一直未实现。无论如何，我的父母也未帮我实现愿望。一天——不知是因为预订票是在星期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终于早早来到售票处，诺伦多夫广场剧院的售票处是也。我站在售票处前——似乎记忆要给主题加个序曲——等着，胸有成竹，但不是为了买票。此刻记忆中止了，只在我爬上当晚环座的台阶时又捡起了线索，在《理查二世》演出之前。记忆再次出现的是在礼堂的门前，“此路不通”？不错，我眼前出现的是戏剧的一个场面，但完全中断了，不知是这场演出还是另一场；到底看没看凯恩兹的表演也不得而知；或者他的表演取消了，或者觉得他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总之，他演出的形象，整个夜晚都从记忆中消失了。因此，无论最初看戏的记忆走到哪里，我面对的总是不确定。到最后，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都分不清了。我与母亲在冬天一个黑夜里去看《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倒是真的。我真的看了这部歌剧，在类似人民剧场的地方。那是一个热闹而欢乐的夜晚，但一路上倒是挺安静的，大雪覆盖着的陌生的柏林在汽灯光里向我展现。这一景象之于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像我明信片上那令人羡慕的景象之于明信片的关系一样，有一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比如，深蓝色背景中呈淡蓝色的哈尔门。贝尔阿兰恩斯广场掩映在周围的房子中，满月当空。明信片上端月亮和窗户那一角磨损了，形成对照的白色破坏了画面，只能举到灯下或蜡烛光下去看，或者靠着窗户，借泻进的月光一睹本色，如此整个画面又恢复原来面目。也许那晚我们去听歌剧是使这座城市突然泛出异样的光的原因，也许只是我散步后做的一个梦，记忆取代了曾经的现实。

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的建筑一定与我脑中的布兰登堡哥特式砖构相符。无论怎样，那是红砖建构，表现了对司汤达或丹吉尔等城市常见的主题的偏好。整个来讲，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印象。这座建筑紧挨着市政铁路区，孤零零的像个悲伤的处女。也许它的外表比我在里面的体验更未在我记忆中保留丝毫快乐。自离开它之后，我从未想过要回去。我已谈过一路去学校的情形。假如掐着钟点到校门，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可怕的后果倒也没什么——在门口的文具店买个量角器或绑练习本散页纸的橡皮筋、封缄纸什么的——假如那守门人只获准提前十分钟开门的那大铁门还关着——那等候在门前一定是忧郁且抑闷的，那是在市政铁路的拱桥下啊，火车是从这里走过克涅斯别克街的。除了风驰电掣般的火车强吹掉我的帽子，我得自己小心外，另就是老师们走进走出（当然，他们任何时候都可随意进出），别的全无记忆了。

我似乎今天才得以体会到向老师脱帽行礼义务里隐藏着的仇恨和耻辱有多深。在我私人生活领域里却有必要以此动作来认可他们，这简直有点霸道。稍保持点距离的军人式的致敬倒是我不反对的。但像对某种社会关系或朋友似地问候老师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就好像他们要在我家里开学校似的。仅这一点就能看出学校是多么不得我心。就算是我体验过学校纪律的老一套——杖笞、换座位、或放学留下——都是些低级办法，那些年他们对我的恐吓、给我的身心笼罩的阴影从未从我记忆中抹去。惩罚升级、一年往家带四份表现报告，其重要性里含着这种恐惧和阴影；更具体更惊人的细节里也含着这种恐惧和阴影。持续的教学过程中不时插进点别的什么，令我莫测高深地休克和困惑——比如郊游、比赛、一年一度柏林地区学校间的竞赛，以决定囚笼中的最佳队伍。不用说，我从不属于很少成功的校队。不过，在这种场合进行全校动员时，我是参加了的。比赛一般在五月或六月进行，在勒尔特车站附近的某个场地或训练场。天气照例是骄阳似火。我紧张地走下勒尔特车站，不太明确地朝我依稀记得的方向走去，结果发现自己走进陌生的学生队伍中去了，感觉既轻松又反感。从这一刻起我便不停地犹豫困惑：是去找自己学校的队伍呢？还是在荫凉的地方歇一会儿；是不越过操场找个卖东西的摊位买点水果当早饭呢？还是装出一副并非无所谓的样子凑到一个知道当日比赛结果的人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好在回家的路上跟同学们交换对比赛的看法，尽管我对这些结果并不了解。最令人讨厌反感的倒不是这些比赛参加的人多，而是那场地。那不经常有人走动的宽路都被栅栏挡住了，栅栏把操场还围了起来，操场成了排练队伍的场所。那些日子我多想放松一下紧张的身体，哪怕在树荫下呆一小会儿或在卖香肠的小摊那儿呆一小会儿，如此我便会被这地方的力量征服十年，也许还不得不去当兵。凯撒·弗里德里希学校在萨维尼广场的市政铁路附近。在萨维尼广场车站上，你可直看到下方的操场。一旦从那儿解放出来，我则有机会经常这样腑瞰这操场。现在这操场在我眼里一无用处，就像过早而非专业地出土的墨西哥神殿，其久经风雨侵蚀的壁画经挖掘时修补可能增添些光彩，但风化则将更严重。我所能做的只是接触今天复活了的东西，已不完整的零碎内部构件，而整个来讲，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学校的内部细节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一个重现的碎片当然是我在校期间最不注意的雉堞墙顶，教室的墙上全是这个砌成的。也许这并不难解释。因为，进入我视野的一切迟早对我有用，成为把它们扫进遗忘的海洋的思想或观念的一部分。这狭窄的雉堞被日常潮汐的健康节奏驱逐了无数次，直到它像一只贝壳那样搁浅在我白日梦的海岸。此刻我途经它，把它捡起来，像哈姆莱特对着骷髅那样对它发问。如我说过的，这雉堞代表一系列战斗。在它们之间可以看到的不是空无一物的空间，而是同一块木头，只是有了铁凹。筑这雉堞的用意让人想起城堡的守护者。至于他与回忆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形下，这雉堞更让人感觉在关闭的门后人们在早晨做紧张的弥撒：实际上是教室在上课。在工艺美术教室的门上，雉堞成了团队团结的象征。在教室的柜子上我又与它相遇，不过在老师办公室的墙上，并排的柜子则更一致地强调了雉堞的象征意义。在第一、第二、第三种形式里，在架上许多小衣小帽的领域里，其影响消失了。在高年级它暗示着“毕业考试”的临近，就要给高年级的劳动者卫冕了。不过，在这些地方，意义和理性的东西一点也与它不沾边。它那走廊墙上说不出来的灰绿色点缀、铁栏杆上荒唐的金属纹饰仍然是我恐惧和恶梦的避难所藏身处。不过，除了尖声提醒上下课时间的校钟，还没有什么能与这雉堞相比。这信号的音色和长度一成不变；尽管如此，第一次钟声的开始和最后一次钟声的结尾显得是多么的不同——要描述这种不同便意味着揭开七年紧罩在每一天上的纱布。在冬天，钟声响时往往灯还开着，但一点也谈不上舒适安全，就像牙医就要做手术时往人嘴里照射的灯光。两次铃响的间隙是课休时间。在第二次铃响之前，成群的学生窸窸窣窣、叽叽喳喳地涌过仅有的两扇门，挤在每一层楼的过道里。我总是恨这些楼梯台阶，因为不得不在牛羊似的人群里向上攀登，眼前是成片的屁股和脚丫，挤在我身体四周的人体发散着躲不掉的异味儿。有时迟到了，经过空旷的过道，独自急匆匆地爬上楼，气喘喘地走进教室；这也没减轻我对它们的恨。假如这发生在老师的手放在门把上之前，尽管他就要来了，也能在他看见你之前遛进去。然而，假如门已关上——则无论别的门开得有多大也不行。即便是你在老师关门的那一刻上下走过，在老师说开始上课那一刻进去，则无论过道的哪一位陌生老师的眼光掠过你有多么无碍，一旦你鼓足勇气开门，里边的审视目光也是躲不了的。

在我无穷尽漫步所经过的街道之一，多年前我便惊异地发现第一次性骚动，而且是在最奇怪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是在一个犹太历新年，我的父母为我安排了去参加某个圣典。也许是在改革后的犹太教堂里举行的什么活动。我母亲的家庭传统赞同参加类似活动，而我父亲的出身则更倾向他出席正统教仪。然而，他得让步。因为母亲托付一个亲戚带我去教堂，我得去他家迎他。不知是因为我忘了他的地址或是因为我对这一地区不熟，反正是越走离目的地越远。让我独自去教堂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这种糊涂、健忘和尴尬无疑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等着去参加的宗教仪式，无论是从家规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的角度。就这么走着走着，突然一个念头自发地袭来：一方面是“太晚了，仪式早就结束了，永远也到不了那儿”——另一方面则是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随遇而安吧。这两股意识不可抗拒地汇成巨大的快乐。居然对宗教仪式亵渎似地无所谓，却对行进中的街道大有兴趣，好像街上那拉皮条的仪式我早就熟悉似的，我内心的一股冲力似乎觉醒了。

我家“夏天的居处”先是在波茨坦，然后是在巴贝尔斯堡，从城市的角度看，这些居处是在外面，而从夏天的角度看，它们是在里面：我们被夏天笼罩着。我必须将它与记忆脱离，就像一个人随意从一个洞穴的墙上于黑暗中蹭下的一块青苔一样，感觉湿乎乎的一股咸味。有些记忆保存得特别完好；因为，尽管它们本身未受影响，却被随后的一股冲力孤立隔绝了。与后来的记忆接触并未使这些记忆磨损殆尽，它们仍独自存在，自给自足。当我谈起这些夏日时，第一个类似记忆便出现了：那是在我7～8岁时的一个夜晚。我们家的一个女仆在铁门前站了许久，这扇铁门前是种着一排树的人行道，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树。我经常徜徉其间的大花园已经（对我）关闭了，园里的植物已长出围栏。是上床的时候了。也许我刚玩完我最喜欢的游戏，用我的“尤利卡”手枪射橡皮子弹，好像是在铁栅栏边的树丛里，靶子是木鸟，被子弹击中了，倒在后面涂了色的叶子上，这些鸟是用绳子拴在叶子上的。一整天我都在保守一个秘密：前一天晚上做的那个梦。那是个可怕的梦。一个魔鬼出现在我眼前。其实，它活动的地方并不真正存在，但很像那个我够不着但又怪挠心的熟悉地方。那是我父母卧室的一角，有一拱门将之与室内其它地方隔开，挂着厚重的淡紫罗兰帘布；我母亲的睡衣、休闲衣和围巾都挂在那里面。帘布后的黑暗深不可穿透。这一角的凶险黑暗与我母亲偶尔打开的亚麻衬里柜子的明快形成对照，后者白边镶蓝，绣着席勒作品《钟》的词句；一层层架子上堆放着床单、桌布、餐巾和枕套。柜门里挂着的绸帘色彩夺目，有一股甜香味儿。这是天堂和地狱之别，家园和荒野之别，只有转轮上的古代魔术可以来回这么变。此刻我的梦从恶世界而起：一个魔鬼披着各种绸布在马凳上忙活着，绸布一条盖着另一条。魔鬼在偷绸布。它并未拿起就走，其实并看不见它要拿它们干什么，但我知道鬼在偷绸布，正如传说中人们发现一群精灵在宴会；人们知道这些死东西在开宴，只是看不见它们吃喝。我保守的就是这个梦的秘密。第二天晚上我注意到（半睡半醒中），我母亲和父亲在非同寻常的时辰悄悄地来到我的房间。我没看见他们锁门。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居然早饭没东西吃。这所房子的一切都没了。中午，我祖母从柏林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晚上无数盗贼光顾过这所房子。幸亏他们的喧闹声暴露了人数，我母亲得以拦住父亲，父亲拿着把小刀就想去对付他们。这伙人的冒险持续到差不多凌晨。我父母徒劳地站在黎明的窗前，向外界发着信号：这帮盗贼悠然地满载而归。很久以后，他们被抓了。组织者是个杀人犯，被判过多次刑，居然又聋又哑。我感到自豪，因为大人向我问起头一晚上的事情——他们怀疑破门人与站在门前的女仆有关。更让我自豪的是当时我为何闭口不说所做的梦，现在当然终于可以当预感来叙说。

最早接触的书在我眼里是怎样的——要记起这个，我先得忘掉所有别的关于书的知识。当然，我今天对书的知识端赖当时向书敞开自己的从容。现在，内容、主题和题材对书而言是身外之物，从前这些东西可完全是书的身内之物，不会比页数或纸张更独立于书。书中所揭示的世界和书本身无论怎样在那时是永不分离的。所以每本到手的书，其内容、其世界是可感知的。不过，同样，这书里的内容和世界也改变了书的每一部分。它们在书中燃烧，从书中喷出火焰；它们不仅坐落于装帧或插图，而且登基于每一章的开头和第一个字母、段落和栏目。这些书你不是读过去的，而是栖居于字里行间，中断一阵后再打开它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又到停留过的地方。收到一本新书时的痴迷，就像被邀到一个豪宅小住几周的客人的心情；快速浏览一下书页，就像客人带着艳羡的眼光一瞥一长串贵宾套房，他得经此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真是不忍释手。所以，每年我一发现新的一套《德国青年新指南》，便全然进入封面里的“堡垒”后面（那封面饰有盾牌盔甲），一路找到间谍故事或打猎的故事，一晚上就这么读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初次远征故事的迷宫中找出“房间”和“走廊”里的各种色味形声更好玩的了。在现实中，长篇故事中断多次，作为连载重现，像地下通道一样一直延伸到头。就算是地道里有冲天的气味又怎么样，我们看见球状的东西或水车闪着光，闻到一股姜饼的味道；又好像听到斯蒂文森教堂的头顶缭绕着圣诞歌曲，那教堂的图像在两页纸之间，就像门缝里一瞥的祖先肖像；又好像姜饼的味儿与西西里硫矿的味儿融在一起了，突然像壁画一样整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不过，在我浸沉在书中一阵之后，再回到放满圣诞礼物的桌前，这间屋子就不像从前过圣诞时那样对我必不可少了；我似乎从童话的城堡沿小平台走了下来。

任何人都能观察到我们的印象刚产生时能持续一定时间，而在记忆里印象的命运则不佳。并没有什么阻止我们将停留过二十四小时上下的房间清晰地保留在记忆里，而把住过数月的房间忘掉。假如记忆之盘里没有意象出现，那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印象不持久。也许更经常的情况是，半遮掩的习惯多年来拒绝给记忆以必要的光明，直到有一天它从陌生的光源中闪出光，就像从燃烧着的镁粉闪出光一样。此刻，闪光刺穿记忆里房间的意象。这也并不太神秘，因为类似突现光明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傍依自我的时刻。我们那惯常的苏醒的平日的自我积极地或被动地卷入所发生的事；更深一层的自我则在另一地方突然被击中，就像一小堆镁粉被火柴的火焰所击中一样。正是因为最深层的自我在突然一击中献身，我们的回忆里才有最抹不去的记忆。所以，假如不是我父亲一天晚上走进我的房间——我已在床上——告知一个人的死讯，我六岁时住过的房间就会被遗忘。其实并不是死人的消息对我有影响：死去的是我远方的表亲。而是，我父亲讲话时的方式（手稿到此中断——编者）

然而，与记忆的快乐相融合的是另一样东西：在记忆中占有东西的快乐。今天，我不再能分辨它们：似乎目前我所联系的只是瞬间天赐之物的一部分，它也收到了在我看来不会再行全然失去的礼物——纵然是在我想到它的几秒钟内几十年瞬息而过。

我生平第一次失望是一天下午在孔雀岛上碰到的。在路上大人告诉我说草地上能找到孔雀羽毛。我还很少听说这么新鲜的事，就像通了电的两极闪出火花般迅速，我即刻将孔雀岛的名字同孔雀羽毛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倒不是间接得自孔雀的意象，在这一过程中它根本没有份儿。所以当我徒劳地在草坪上寻找羽毛时产生的抱怨性的失望不是冲着孔雀的，那上下走动的孔雀；而是冲着岛屿土壤本身的，叫孔雀岛却没有孔雀羽毛。假如我找到了在草地上翻腾的羽毛，就会感到自己在这里是受欢迎的，人家期待我来。此刻这岛屿似乎未兑现承诺。当然那些孔雀安慰不了我。它们不是让大家看的吗？而我想要只给我准备的东西，别人并不知晓的东西，只有我在草地里能找到。假如不是大地母亲自己招惹的我，我的失望恐怕还不会那么大。同样，假如不是大地母亲让我感到她的赞誉，经过许多折腾才学会的骑自行车就不会让人感到甜美。那时候人们学骑车——那时盛行自行车比赛——是在专门建造的大厅里。这些大厅倒没有后来的冰宫或室内网球场那样势力，倒有点像遛冰场或体育馆，具有的是一种心态：体育和露天不是不可分的；今天体育和露天便是不可分的。那是“体育服装”的时代；不像现在的紧身服装，那时候的运动装不太适合身体的直接需要，而是要尽量体现体育项目的特点，将之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正如那些大厅与自然和其他运动隔绝一样。在类似大厅里从事的运动仍有其肇始时期的偏执。在铺着沥青的地上，在辅导老师的监督下，男人、女人和孩子骑的是一种三个轮子的自行车，前轮比后轮大十倍，气垫座也许是艺术家排练用的。格连尼克果园、施劳斯·巴贝尔斯伯格宽广庄严的道路、我家夏季花园里窄小隐蔽的道路、通往格瑞布尼兹湖绿树成荫的道路、湖边不时现出的防波堤——这一切我都将之视为我的领地，能在幻想中片刻完成无数次的漫步、玩耍和郊游。我以求婚的姿式给大地下跪，就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一桩欢娱的婚姻征服无数的领土。

我已谈过那些庭院。圣诞节也基本上是庭院的节日。它在庭院中始于风箱乐器，节前一整个星期拉的是赞美歌，最后是圣诞树收尾，根被切了，倚在雪中或在雨中闪光。不过，对资产阶级子弟来说，圣诞节是一夜之间来临的，它把这座城市一分为两个阵营。这些阵营不是真正的阵营，在那种阵营里被剥削者和他们的统治者不可调和地相互敌对。不，它是这样一种阵营：布置安排得像人造的纸基督塑像或木基督塑像，不过也显得古老而庄严：圣诞节来临了，把这个城市的孩子们一分为二，有人在波茨坦广场逛商亭，另有人则独自在商亭里把洋娃娃和小动物卖给同龄人。圣诞节来了，同来的有另一世界的陌生器物，（手稿中断——编者）。

曾经有人描述过“似曾经历的错觉”效果。不过我自己却怀疑这说法是否得当，对这一过程的恰当比喻是否从声学领域找更好些。一个人在讲到经历的事件时应该像是呼唤唤醒的回声，一种似乎在往昔生活的黑暗中听到的声音。假如没有弄错，瞬息进入已然活跃的意识的冲击是以声音的形式敲打我们的。那是窸窸窣窣轻叩的字词，有着魔术般的力量，将我们带入很久以前冰凉的坟墓，“现在”只能从墓拱那儿以回音的形式返回。这暂时抹去的对应部分你仔细琢磨过了吗？我们所遇到的冲力难道像在房里找到的遗忘了的手套或手袋一样只是一种姿式或字词？正如某些东西导致我猜测呆在那儿的一个陌生人一样，有些字词或姿式我们推断是隐形的陌生人——未来留给我们保存的。我当时大概五岁。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我父亲出现了，也许是来道晚安的。我想多半出于不情愿，他告诉我一个亲戚的死讯。去世的是一个表亲，一个几乎与我无关的成年人。然而，我父亲却详细地讲了情况，并利用这个机会回答了我的提问：什么叫心脏病。我们之间还算能沟通。我并未全然听进那些解释。不过，那天晚上我一定记住了我的房间和我的床，正像一个隐约感到今后会来寻找遗忘之物的人仔细观察某个地方一样。许多年后我发现我忘了什么了：我父亲在那间屋子向我透露的消息之一部分：那病叫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