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公共卫生服务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健康的目的。公共卫生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时，除需要预防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外，还要结合其他学科（如环境工程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等）的理论和方法，且涉及卫生法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共卫生措施的贯彻执行。实施公共卫生服务时需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体现“大卫生观念”。
公共卫生服务以预防和控制疾病，保障大众健康为宗旨。公共卫生服务的核心功能是开展公共卫生监测，应对公共卫生问题，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开发大众健康潜能，这些核心功能的发挥应在国家主导下进行，起到保障大众健康的作用。公共卫生服务措施是以预防医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为基础，根据公共卫生服务宗旨和核心功能所采取的社会性实践的总称，也是三级预防策略的具体措施。公共卫生服务措施包括开展公共卫生监测、预防性卫生服务、疾病预防与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健康、卫生服务研究等方面。SARS、新冠病毒感染等均对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如公共卫生监测预警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保障健康与提高大众健康素养等方面造成了全方位的巨大冲击。
（一）冲击公共卫生监测与预警制度
公共卫生监测是通过长期、持续、系统地收集群体及群体健康相关资料，经过归纳、分析和评价，将监测结果及时传播给相关人员和组织，从而有助于公共卫生行动的行为，包括传染病监测、死因监测、综合性监测点监测、慢性病监测、环境监测、职业病监测、行为监测、症状监测、媒体公共卫生监测等。传染病监测管理技术可分为常规监测管理、主动监测管理、被动监测管理3种。
常规监测管理也称常规疫情报告，是传染病防治管理的日常工作，属于传染病检测技术的基础组成部分，主要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的要求所执行的疫情报告、网络直报2种方式。
主动监测管理是有计划、有目的、有范围、有对象的专项监测管理，是传染病防治管理的特殊工作，属于传染病防治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用于重大传染病的防治管理和应急控制。全面、系统的主动监测所获取的信息对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评价预防控制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
被动监测管理是由报告责任人按照既定的报告规范和程序，向公共卫生机构紧急报告传染病疫情数据和资料。被动监测管理与主动监测管理完全不同，被动监测管理只有预案，没有事先计划的监测地区、监测对象、监测数量，在突发疫情报告后，才紧急确定监测范围、监测方法、监测对象、监测数量，整个过程处于被动状态。2004年我国建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网络属于被动监测管理的范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凡发现法定传染病，所有责任报告人都应当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传染病监测的内容包括及时发现并诊断病例，以便追踪和控制；发现新发传染病或新的公共卫生问题；了解病例三间分布情况，及时确定流行或暴发的存在，以便启动暴发调查并控制疫情；监测人群免疫水平、病原体的血清型（或基因型）、毒力、耐药性、变异以及动物宿主的种类、分布、病原体携带情况等，了解疾病的变化趋势，识别高危人群或地区，为干预策略与措施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信息等。
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报告的传染病病种由最初的18种增至的40种（2020年1月20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70年代起，又陆续建立了流感、乙脑、流脑、霍乱、鼠疫等单病种检测系统。在卫生部的支持和领导下，1980年建立了以传染病为主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由当时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牵头负责实施。2003年SARS疫情的暴发流行，再次引起国家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度重视，强化了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报信息平台，新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加大对公共卫生监测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监测系统的效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网络直报系统）于2004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于2010年进行了一次改造，其核心子系统为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系统（National Notifiable Diseases Reporting System，NNDRS），实现了基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定传染病病例实时、在线、直接报告。截至2016年底，NNDRS在册实名授权用户已达14.6万，覆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6.8万家，年平均报告传染病病例1 000多例。该系统为B/S架构，部署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中心，使用搭建在互联网上的虚拟专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传输数据，具有数据采集、实时统计分析、定时统计分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可视化展现等功能。尽管以网络直报系统为代表的信息系统建设应用实现了我国传染病监测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目前我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监测就是基于NNDRS。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于2020年8月19日修订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似病例后，应当立即进行单人单间隔离治疗；院内专家会诊或主诊医师会诊，仍考虑疑似病例，在 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并采集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时在确保转运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将疑似病例转运至定点医院。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密切接触者，即便常见呼吸道病原检测阳性，也建议及时进行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疑似病例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且发病7天后新冠病毒特异性IgM抗体和IgG抗体仍为阴性，可排除疑似病例诊断。对于确诊病例应在发现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NNDRS从监测方式分类，属于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以医院为现场、以患者为对象开展工作；从监测管理技术分类，属于常规监测管理。该监测系统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监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监测手段有限，监测覆盖面不广，敏感性不强，对传染源的发现、报告、诊断、隔离、治疗存在一定的延误。NNDRS发现和报告病例的基本过程：新冠病毒感染疑似病例出现临床症状后到医院诊疗，医生通过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发现符合疑似和确诊病例定义的病例后，对病例进行网络直报，再对病例进行隔离治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追踪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这一过程耗时较长，早发现病例的能力较差，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些病例可能会延迟就诊，导致对传染源的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出现一定延误，造成一定程度的传播。
二是NNDRS针对已发现的法定传染病的监测，主要依靠临床医生在临床诊断后上报监测系统。对于新冠病毒感染这样的新发传染病，在疫情暴发流行初期，相关人员对该病的认识十分有限，对其病原学特征、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由于未证实新发传染病的存在、未将该病纳入法定传染病名单，该监测系统无法实现对其的监测报告。
三是无法有效监测管理、追踪密切接触者。在疑似或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医学观察过程中，因有的患者曾到过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长途大巴、动车、飞机、轮船等），在发病前活动轨迹较复杂，对其追踪、联系十分困难，无法通过常规监测报告系统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医学观察、监测管理。
四是对可疑暴露者存在监测盲区。各地流动人口中的一些可疑暴露者，具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流行病学史，但尚未出现临床症状，不属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但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是无症状的感染者，目前NNDRS无法对他们进行及时有效的网络报告、医学观察等管理，这是监测的盲区，不利于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对疫情防控不利。
五是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应用。许多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早期临床症状并不典型，与流感、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及细菌性肺炎、其他已知病毒性肺炎、非感染性疾病（如血管炎、皮肌炎和机化性肺炎）等其他疾病的临床症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需要自我观察、鉴别诊断。在疫情暴发阶段，社会公众有一定的恐慌情绪，一些流感等其他疾病病例也到定点医院进行排查，可能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六是NNDRS是基于电脑桌面、B/S架构的系统，过于专业化，应用门槛高，需要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而且缺少灵活性、实时性。在当今智能手机大量普及、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大量应用的信息化时代，NNDRS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以及大量可疑暴露者和密切接触者均无法有效、快速、实时管理，没有提供社会人员主动报告的快速通道，监测效率较低。
（二）冲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政策(https://www.daowen.com)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并报上一级行政机构，批准后可实施应急预案；对有明确病因或危险因素的疾病实施健康保护措施，如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进行动态监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对于SARS、甲型H1N1、H7N9、新冠病毒感染等新发传染病，公众的认识是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在其暴发流行的起始阶段，我们对其病原学特征、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了解甚少，采取防控措施的及时性、针对性不够，对其危害性、传染性认识不足，导致早期疫情传播迅速。因此在这一阶段，疫情暴发流行给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例如，新冠病毒感染出现后，在认清疫情传播的严峻形势后，我国果断采取防控措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坚决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巨大决心，不惜暂时牺牲经济发展，及时关闭武汉市的离汉通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疫情蔓延传播，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三）冲击健康促进工作和大众健康素养
通过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提高大众公共卫生素养，是实现公共卫生的必要条件。要通过社会动员，传播公共卫生和健康知识，改变有害健康的不良卫生行为，实行自我保健，合理摄入营养，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加强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纵观传染病的不断出现和迅猛发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暴露出以下短板。
一是健康教育体系缺乏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强化健康教育工作，培养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建立预防为主的理念是改变人们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可降低人群和个体发生疾病的风险。但是，目前我国大众健康素养普遍较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健康教育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层次，均缺乏系统的健康教育体系和课程。
二是健康素养的公众责任缺乏。健康素养3个方面的内容中，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对于预防疾病、保持健康是关键因素，可以有效提高人群健康水平，减轻疾病负担，帮助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例如，从疫病预防来说，提高个人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最好的防护服，是阻断感染的隔离墙。但是，疫病暴发流行过程中，暴露出目前我国大众普遍没有养成应对疫情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缺乏维护公众健康素养的导向意识和服务公众健康素养的责任担当，主要表现为没有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养生方式，没有做到正确的个人防护，在产生焦虑情绪时不懂得自我调节。有研究数据显示，约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野生动物。大众“吃啥补啥”的落后饮食健康观念和饮食猎奇的心态，加上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不足，导致餐桌上的“野味”变成了病毒传播的源头之一。此外，部分大众不懂得遵从膳食平衡原则，没有做到营养均衡、健康养生、保持良好的免疫力，暴饮暴食，摄入过多热量和脂肪，导致营养不均衡，体重超重，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诸多基础病，致使免疫力低下，成为病毒的易感人群，感染病毒后也容易发展为重症死亡病例。还有部分大众没有养成良好的个人防护习惯，没有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勤开窗、勤通风、不随地吐痰、疫情期间不外出、不串门、不聚会、不聚餐、不办会、不参会、不接触（疫区往返人员）等。部分人对于疫病的持续流行出现焦虑、恐慌情绪，对未知产生惧怕，不懂得正确对待疫病、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并寻求心理咨询和支持。
三是健康素养的法律责任缺乏网格架构。大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不仅与自身的健康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生命健康。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法律对大众健康素养赋予了法律责任。疫情的暴发流行，反映出大众普遍不了解传染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对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的约束力，法律责任意识淡薄甚至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不了解从何处获取权威的疫情发布信息和正确的防控知识；不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对单位和个人的传染病报告、防控和职责要求等；因缺乏法律责任意识，随意在网络上转发谣言和未经核实的信息，造成社会公众恐慌，甚至出现在一线进行疫情防控的行政部门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私自将不实的疫情防控信息转发给亲友，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的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等在疫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制措施，受到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一些单位或个人拒绝执行疫情预防控制措施，造成病毒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受到法律制裁。一些群众对疫情不重视、对社区的防控措施不配合，对出门戴口罩、实行封闭式管理等预防措施十分抵触，出现殴打防控人员、拒绝佩戴口罩、从疫区回来仍然参加聚餐导致人传人、故意隐瞒自己的疫区经历、不配合隔离等行为。公安部刑侦局的报告显示，全国有多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故意隐瞒个人旅居史和人员接触史，导致疫情传播。
四是健康传播模式缺乏动力实效。健康传播的核心在于健康知识、健康理念的传递。健康传播应针对不同受众制订不同形式的健康信息，使信息正确易读，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同时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从而提高其健康素养。目前我国健康传播队伍主要依靠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对基层社区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健康传播网络，未建成专业的健康传播队伍，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例如，在疫病流行过程中，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机构五花八门，信息来源不一，没有权威、通畅的传播途径，各说各话，缺少有效监管。公众对各种来源的健康信息无法自行甄别、正确对待。在网络自媒体出现一些不正确的疫情防控知识，甚至是谣言，如喝板蓝根和熏醋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喝大蒜水可以杀灭新冠病毒、喝双黄连可以防治新冠病毒感染、喝酒可以抗病毒等，这误导公众，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五是健康素养的自身提高缺乏自我加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康责任。目前，我国大众普遍没有清楚认识到提高自身健康素养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负责任，没有对个人健康素养进行提升。
（四）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一是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形成以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以综合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为疫情监测哨点及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三位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二是加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开展重点疾病监测，加强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建设和管理，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和信息管理制度。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传染病的早期识别和及时预警，充分利用大数据为重大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等提供支撑。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监测预警制度，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国家级、省级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和实验室应急检测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实验室检测网络系统建设，建立传染病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强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形成指挥统一、布局合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加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重点提高农村地区急救医疗服务能力。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制，优化人员和设备配置。
可以从以下方面健全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监测预警制度和监测系统，提高监测系统的灵敏度和覆盖度。（1）建立症候群（包括发热症候群、呼吸道症状症候群、腹泻症候群等）监测系统，通过症状监测，进一步提高监测系统敏感度。（2）研发公共卫生应用软件，在医疗机构广泛应用，帮助医疗机构智能化触发传染病报告流程，从医院系统中自动提取已有数据，减轻临床医生填报数据的工作量，提高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的准确性和报告率。（3）关口前移，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门槛和标准，建立公共卫生“萌芽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和报告机制。（4）深度挖掘监测数据，基于人工智能（AI）开发传染病智能化辅助诊疗技术，辅助临床诊疗工作。（5）同时使用多种监测手段，发挥智能手机的即时通信、移动监测等强大作用，作为NNDRS的补充，对疫病进行系统、全面、有效的监测管理。这有利于有效发挥基层社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机构联防联控的作用，提高全社会防控疫情的参与度；有利于进一步缩短传染病病例发现、报告、隔离、诊断、治疗的时间；有利于对可疑疾病及时预警，提高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应急响应速度和效率；有利于对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者及时进行监测管理，对于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之间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确保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实现防治结合。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对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指导、培训和监管力度。通过多种措施，增强医院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
四是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动高等学校改革，探讨公共卫生应急处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五是采取各种策略，进一步提高大众健康素养，促进大众健康。（1）顶层设计，长远规划。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当前学校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学校健康素养教育制度，制订各级各类学校不同学年的健康素养基本教育课程设置方案，优化课程体系，积极行动，分区域推进。（2）网格勤政，各司其职。构建并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合作、专业支持、依托社区、全民参与的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利用媒体宣传、健康讲座、设置健康教育展板或专栏、公众咨询活动等，深入基层社区，积极推动健康中国、健康素养提升行动。（3）弘扬正气，导向传播。社会各界应营造健康生活方式的支持性环境，从社会导向、核心价值、健康生活、健康人群等方面传播健康素养正能量。个人应正确认识健康，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4）精于培养，夯实队伍。应建立提高大众健康素养的长效机制，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基本工作职责和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完善的健康传播机制，建设专业的健康传播队伍，利用各种现代信息传播网络，针对不同受众开展健康素养传播活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