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才有力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认为抽象的资产阶级国家代表普遍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正确地提出，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本质上是抽象的。马克思认为：“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5]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也提道：“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都是唯灵论的。”^[6]这一观点直接指向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理论，对一种错误的“国家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实际上，国家的力量只能由现实的国家机器而达成。阿尔都塞（Althusser）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组织包括看似独立于市民社会的官僚系统、军队、警察、监狱（实际上，这些国家机器归根结底依旧需要从市民社会中获取其得以维持的资源，现实的国家机关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与市民社会做到完全的割裂），也包括嵌入市民社会的学校、政党、工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7]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打破了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也依然需要通过实体性的国家机器与社会实体达成治理目的，而相较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国的国家治理框架能够更好地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例如，在我国，对国计民生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产业以国有形式实现全民所有，而党和国家的组织又能够深入基层，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精细化治理的任务。以上原因使得我国不仅拥有民族国家的属性，也同时能够超越民族国家，拥有社会主义属性，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作为一个现实的实体而发挥作用，政治国家只有通过一些方式与渠道，作为实体下沉到市民社会中，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从群众中得到力量，以完成其治理任务。(https://www.daowen.com)

黑格尔认为，代表着“行政权”的国家官僚可以为现代国家完成这一工作，而马克思却已经证明这一想法的错误：被黑格尔认为围绕“王权”展开的“行政权”，代表的不过是一种被伪装成“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僚是没有能力承担“普遍利益”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的官僚化也经常导致国家内部出现矛盾，这是苏联出现的现实。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到的那样，政治国家的来源、力量与归宿也都来自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融入世界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但身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海外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进一步多元化发展，这也为国家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种核心思想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深入基层，使得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地通过合法的渠道实现“当家作主”，党和国家的影响力与治理能力才能被落到实处，并被稳定下来。只有真正团结群众，服务群众，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才能够将自己的力量汇聚起来，抵御国内突发事件与国际震荡带来的挑战。当国内疫情大体上得到控制之后，“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成为我国疫情阻击战的重要任务，而这一任务，同样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全球疫情导致的国际市场动荡与国内外贸等行业的震荡，党和国家也依然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应对此类冲击。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性质与任务，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与传统，也进一步要求我国的国家治理需要深入基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展现出的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归根结底是通过汇集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的。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操劳奉献的基层干部，在街头巷尾维持秩序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四处奔走的外卖小哥，在临时医院、隔离点的建设中不辞辛劳日夜加班加点工作的务工人员，以及在疫情期间配合防疫工作，努力克服困难，维持学习与工作的群众，才是“中国速度”“中国震撼”的实体，他们的存在，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历史叙事得以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