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内抗疫：以人为本原则，大国制胜方略

新冠肺炎疫情果然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大浩劫，尽管致死率较之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近代西班牙大流感略逊一筹，但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实在有过之无不及。中国的应对效率，是令人震撼的。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向全国通报“人传人”现象，当天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了“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这标志着人类对新冠病毒的正式宣战。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进行了“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紧接着1月27日，习近平又作出一次重要指示，强调“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等等。

化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病毒存在”决定“病毒意识”，“病毒意识”是“病毒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病毒存在”。人类拿什么态度去面对病毒，都将体现于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中。无疑，在疫情的始发阶段，挽救生命是抗疫工作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这样做的：果断封城，调集四万多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出发驰援武汉，在极短期内建成两座设施齐全的专门医院，迅速改建完成若干座方舱医院……事实证明，尽管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并不能否定这些措施的有效与正确。

我认为中国的反应是自然的，似乎任何一个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都理应没有任何思维或观念上的障碍。然而很快，疫情走向世界，在许多所谓发达的国家，政府似乎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在意人民的生命：提出只有理论正确性的“群体免疫”理论，或者通过自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病毒”来安慰自己的不知所措，这些都令人感到十分惊诧。似乎“为什么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会以抢救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居然成了一个问题——然而，与其思考“为什么要”，不如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呢”。(https://www.daowen.com)

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本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及其哲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就是“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1]在马克思之前，中外许多思想家都对“以人为本”的观点有所阐述，而真正科学的、唯物的“人本论”则始自马克思。在奠定马克思哲学基本体系框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论”。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对象是人，是真正的、现实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自然人”；马克思也认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2]可见，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概念奠定了马克思思考的基础。费尔巴哈还用“类”的概念来解释人与动物的不同本质。他认为动物都是单独的存在物，人却是类的存在物，人在自然界中能够通过整体协调一致来生活。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接受和运用了“类”这一概念，这说明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

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费尔巴哈“人本论”的术语，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而是进一步深化、超越了费尔巴哈。“类”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完全不同、更加丰富的含义，他从人的现实活动、社会关系而不是思维、意志来理解“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所以，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人本论”上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研究人，而在于他们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此外，马克思在早期曾明确说过：“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到了晚期，他更直接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6]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论”既是唯物的，又是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人”是普遍性的“人”，是超越地域等因素限制的“人”，所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目标，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7]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的所作所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