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抗疫：人类命运与共，历史责任担当

然而，“以人为本”只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做的事情远远不仅如此。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尽管世界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理念的国家组成的，但是全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从根本上来讲，全人类的命运是结为一体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各国必须想办法共享同一个世界，而不是鼓吹孤立。中国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2013年，习近平便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201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2018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写进了宪法修正案。两年后的今天，病毒在世界蔓延期间，中国在自身疫情逐渐得到一定控制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根据王毅部长的介绍，中国已经向将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紧急援助；向24个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口罩和2.5亿件防护服。中国还在前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承诺：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在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始终以身作则——从世界抗疫进程中就可见一斑。

有人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中国在欲谋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很显然，这是没有读懂马克思，至少没有明白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前文提到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许多个人的合作时，那么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依赖、决定于人的交往。“交往形成了人类积累、传递、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机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动物生物遗传机制的社会遗传机制，从而使生产力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实现生产力的世代继承和不断发展。”^[8]代际交往可以使前一代人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传给后一代人，而区域交往、国家交往则可以使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转移到其他地域。当交往从区域、国家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历史才真正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概念，正是世界交往的必然产物。毕竟，“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区域间的普遍交往为基础的。(https://www.daowen.com)

实际上，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角度出发，人类命运更是休戚与共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也因为它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世界交往的日益普遍，可以加速不同区域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衡化，也就是说，在世界交往中，有些原本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此即1881年，马克思针对俄国村社及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卡夫丁峡谷”设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拥抱着全球化，也被全球化所拥抱；依靠全球化的潮流和若干正确的抉择，40多年过去，当年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终于成长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在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想或许真的正在成为一个现实。^[10]世界交往不可避免，中国并不是谋求霸权也不想搞地缘政治，它只是在践行世界交往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