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具象化

1.集体记忆：神圣感

农村大喇叭作为广播电台，其应用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就已关注到基层广播电台的建设。1955年，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大喇叭伴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而下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行政机制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动员、任务与命令，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生活，农村有线广播作为官方传播工具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侵入原本由一元权力支配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理念经历了从“管控”到“治理”的变迁，行政性手段和指令性计划不再是单一的治理手段，大喇叭渐渐成为广告载体。随着科技发展，国家开始侧重于电视网的建设，互联网的崛起更带来了全新的传播样态，农村广播事业日渐衰弱。

集体化时代，大喇叭负责传达会议通知、播报生产工作安排、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国家权力无所不包地管控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彰显了强大的存在感。改革开放后，象征意涵从大喇叭上退场，国家意志却已辐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从“台前”转为“幕后”。大喇叭依旧残存着集体化时期建构的神圣感，成为村民的文化记忆。疫情防控时期，地方政府以“战时状态”应对，进行全方位的“联防联控”，国家权力在强调“全国一盘棋”的特殊时期得到凸显。在“强化显政”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理念下^[2]，国家政权的在场性在大喇叭上回归，其播报的国家工作部署、疫情发展形势等同于权威。(https://www.daowen.com)

2.使用主体：公信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喇叭是官方宣传媒介，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其使用权无法让渡给个人。使用者身为基层组织和村干部，是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代表国家而非个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理性的价值观念后来居上，村民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情消减，大喇叭不再是党组织的化身，个人可以花钱播发广告，私人广播也在乡村“拔地而起”，喇叭这一媒介不再具有权威性。^[3]不过，村干部的社会身份仍然赋予其播报内容一定的公信力。^[4]乡村能人或是威望较高的宗族长者、或是德才兼备的乡贤、或是经济实力不错的热心村民，得益于群众的信任和依赖，在村干部选举中占据优势。传播者特殊的社会身份与传播媒介的官方烙印相结合，村干部的大喇叭从而区别于村民的私人播报，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5]，此条例的公布使“村两委‘准政府组织’特征更加突出”。^[6]在此次疫情中，党中央统一领导防控工作，国家权力通过科层体制深入农村，农村基层组织迅速响应。在特殊时期的行政指导下，村干部进行宣传动员，代表的不仅是乡村能人群体，更是农村基层组织；大喇叭传递的不仅是村干部的声音，更是党中央下达的指令。组织的身影重回大喇叭，这一传统传播媒介的官方属性又一次被强调，村民听从大喇叭的指导，就是“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