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的本土化

1.精准解码：共鸣感

在国家声音层层下乡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8]，双方的解码与编码行为并不对称，信息意涵在每个传播阶段都经历了一次消解。此时，基层组织充当起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器之间的沟通中介，解读党中央公布的信息，根据地域特色、受众情况重新编码，把专业化的路线方针、战略部署、政策法规转化成简单易懂的符号，有效避免层级传播的意义折减。村干部的精准解码成果结合了方言土语、个人风格，往往具有地域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再以感染力极强的大喇叭广播为媒介，更容易激起村民的认同感，助力于各项政策的“落地生根”。

随着“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工作向下逐级传达贯彻，各地村干部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方式、村民个人性情，将疫情严重程度、具体防疫举措改造为广大农村群众听得明白、听得进去的形式。他们通过大喇叭喊话，有的有理有据、再三强调，有的妙语连珠、亦庄亦谐，有的苦口婆心、百般叮嘱，有的指责反讽、不讲情面。除了村干部的个人风格，大喇叭承载的语言由方言土语构成，这些“村言村语”自然、鲜活，富有亲和力，容易引起地域共鸣。大喇叭播报的信息借助于既有的乡村社群扩散，使村民产生群体身份认同，最终将村民观念统一为国家意志，不少群众就在听到大喇叭广播后加入好言相劝他者的队伍。新华社曾于2020年1月末发布网评《农村大喇叭也是疫情防控的“硬核”力量》，肯定了各地村支书的喊话行动。^[9](https://www.daowen.com)

2.多元受众：号召力

大喇叭的劣势是单向传播，媒介使用者无法获得直接的反馈，难以分析听众的感知程度。即使部分村民采取行动，也已是态度转变的后一阶段，村干部无法得知村民态度在前一阶段如何游移。为了保证国家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号召农村群众积极响应，断言、重复、典型是大喇叭广播常见的话语形式。断言表现为战略部署的具象化，村干部以肯定的口吻，直接告知每一位村民必须做到的个人事项；内容通过不间断地重复播报抵达无意识领域，群众在暗示的引导下开展行动；典型即树立榜样，村干部的表彰行为激励村民效仿先进典型。这些简单的宣传策略看似只适用于集体化时期，实则有一定的普遍性，能以此动员绝大部分听众。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于农历春节前后，特殊的时间节点令留守群体和返乡群体有了在村庄共同生活的机会。针对不同于以往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村干部似乎不得不调整断言、重复、典型等简单形式。然而，受益于多元化的受众群体，大喇叭的限制性因素已经在互联网的二次传播下得到改善。大多数返乡群众可以熟练使用互联网，他们拍摄以农村大喇叭为主题的短视频，上传至网络社区并参与讨论。大喇叭与短视频的联动，代表着线下与线上、传统与新兴，经过舆论场的议题“溢散”，以及“共鸣”为导向的议程设置，大喇叭成功“扩音”。^[10]本是常态化的农村广播工具跃居网络热点话题，成为大喇叭使用者收获的整体反馈。而以村庄为单位，返乡网民了解疫情防控的紧迫程度和重要程度，展开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规劝长辈戴口罩、不聚餐，起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