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抗疫：行政下乡与村民自治

抗疫时期，大喇叭在农村大地上响起，体现了“行政下乡”背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以社会动员形式开展的“村民自治”。

在国家政权建设时期，“行政下乡”就已是我党在整合基层力量方面的重点研究对象。在党中央的话语逻辑里，疫情防控工作是“狙击战”“总体战”，甚至是一场“人民战争”，基层组织同样以“战时状态”听从着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指挥。为了下好“全国一盘棋”，既要坚持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要让国家意志需要向乡土社会延伸和渗透，政策方针如何通过层级制有效地下达基层成为关键。

农村大喇叭是“行政下乡”的主要渠道，集体化时期的官方媒体功能令大喇叭成为国家权力的神圣象征，使用者又有身为党组织代言人、社会能人的公信力，自上而下的动员、任务和命令借大喇叭之口传递到千家万户。依托于“带有半军事化特点的命令式体制”^[11]，分散的乡土社会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融入国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社区到村庄，层层压紧夯实责任，形成缜密的全程、全域、立体防控网络”。^[12](https://www.daowen.com)

农村的差异性和农民的自主性造就了基层治理的诸多难题，“一刀切”的行政措施无法激活乡村积累的内生性资源，“自治下沉”必须成为“行政下乡”的补充。^[13]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4]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状况下，乡镇人民政府难以抵达以村为单位的抗疫一线，“乡村必须发动群众形成防疫体系”^[15]，开展村民自治。

农村大喇叭是开展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村干部使用方言土语传达政令，根据受众特点定制广播内容，唤起村民的地域共鸣；大喇叭播报的“村言村语”在网络社区传播，成功调动返乡群体的代际信息传递，群众从而自发配合排查、上报、追踪等工作。“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16]，更带动社会组织的兴起，辅助基层行政效率的提升。在大喇叭的宣传与号召下，村民自治成为抗疫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