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层社会的底色：后乡土社会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他在书中从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方面简笔勾勒出了这种乡土社会内在秩序的面貌。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张纵横交错的人情关系网，其基层结构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同时，这样的社会存在着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的“双轨政治”。在这个社会中，官僚机构用正式权力对县以上的政治实现政治整合，乡绅用私人关系对县以下的政治实现社会整合。^[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一种传统的乡村社会模式却开始一点点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城市化与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使得乡村中的人们不再附着在自己祖祖辈辈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务工与生活。乡村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人口流动性较强、个体化和松散化的社会^[2]，熟人社会慢慢过渡成为半熟人社会，不过人情关系网依旧存在且重要。另一方面，曾经的“双轨政治”消失于历史，目前国家在乡镇一级建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在村一级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委员会，行使村民自治职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规则共存于如今的乡村中，以不同的方式指引着村民们行动。(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中国乡村普遍带有不规则和多元化的特征^[3]，处于一个“后乡土社会”的场域中。

在这次疫情中，不难发现乡村社会底色中的人情交往逻辑也顽强地裹挟着基层社会，导致了一些在农村尤为明显的问题。由于疫情暴发于2020年春节前后，所以国家号召的隔离和传统习俗的串门似乎成了两难，然而农村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却导致在很多人心中疫情比不过人情重要。疫情初期，走亲戚与家庭聚会等活动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即使有一些村子里的人们在了解疫情的严重情况后不想再参加这些活动，但也往往会被亲戚朋友以“不来就是不给面子”等理由所逼迫，顾忌于自己的人情关系，“不得不”去参加此类极易传播病毒的聚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