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滤色下的乡村基层治理

在疫情期间，这种后乡土社会的特点和基层治理逻辑也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影响着抗疫中基层治理的一些做法。

事实上，上文描述的这种乡村基层工作，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在行政村层面大有逐渐衰退之势。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村级组织不再需要定期向农民收取税费，同时随着时代变化，农民的计划生育也逐渐变得自觉。而且，“行政村—社区层次的主任—书记往往与自然村组村民身份间不重合，很多情况下是跨村的或外村人。社区工作者也不是本村人，而是上面派来的”。^[8]于是，很多不住在某一自然村中的行政村的村干部与该村的村民不再“打成一片”，关系越来越淡薄。不过，在基层工作中，往往还会在每个自然村设立自然村的领导，即村小组长。由于村小组长一般就住在村中，所以他们的基层治理大多还具有上文描述的特点。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有学者指出，乡村防控疫情的基层社会前线，除了每个家庭之外，主要根植于“与村民有初级（人伦—地缘）连带关系的人伦共同体”，即自然村组。通过田野调查，他们发现在这次抗疫工作中，许多乡村的社区防卫单元与自然村组完全重合，而正是这种重合使得疫情防控比较及时、主动、高效。例如，各地村庄封闭隔离较为迅速的，其封闭的单元几乎都是自然村组；自然村层面的自组织越强，平时运行功能越良好，自然村组的村小组长、组织及其干部越“实”，其社区疫情防控的能力越强。^[9](https://www.daowen.com)

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在发挥着作用。一方面，村小组长十分熟悉村组中各个家庭的成员基本情况和外来人口状况，对于劝阻邻里串访、统计和排查外来人员信息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与村中成员并不相熟的行政村领导却缺少与自然村组的这种初级关系，而无法很完善地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村小组长长期与村民形成互动，在抗疫这样的关键时刻能够团结、动员、组织起人来参与隔离村庄等工作。相反，不是本村人的行政村领导往往在调动自然村组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抗疫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虽然如今很多乡村存在自然村组被虚化、被架空的问题，但是这种底子从未消失，在疫情的突袭下，很多地方易于找回这种传统，并在这种底子的基础上形成抗击疫情的乡村社会防线。^[10]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次疫情中也认识到了农村防控的基本单元何在以及基层治理的问题。比如，湖北省人民政府在2020年2月16日发布《关于加强农村村组封闭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要以自然村组（村湾）为单元实施硬隔离。

因此，对于乡村基层抗疫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根植于后乡土社会中，理解其特点与运作秩序。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抗疫工作往往才最为有效。这正是抗疫背后，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中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