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与讨论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以一种震撼世界的决心与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与恶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这种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其中，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场“大考”中也交出了一份总体上比较出色的答卷，其背后折射出了不少中国特色理论。
如前所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城乡基层社会都依靠基层组织动员起来了，但不难发现其治理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城乡基层社会拥有不同的底色。乡村社会带有后乡土的特质，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呈“差序格局”；而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类似“团体格局”，城市居民有明显的原子化特征。这也导致长期以来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不同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治理能力，城乡基层也分别巧妙利用其社会特点对症下药，逐渐探索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在各自的轨道上不断提高治理能力。而这些城乡基层社会特征与治理特点也在这一次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集中体现了出来，充分展现了城乡基层治理的中国特色。虽然还存在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但这确实也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基层治理的总体能力与模式优势。
此外，不难发现这次基层治理的成功既离不开政府与国家的指导，也离不开许多群众与社会力量的自发参与。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我国没有采用单一主体治理时代“全能政府”或“全能社会”的浪漫主义，而以“国家—社会”共同在场（即国家权威和社会参与的相互嵌入）的系统性动员式治理模式，有力地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机制保障。[22]在这次抗疫的基层治理中，我们实际上能看到政府依法“管治”、社区居民有序“自治”与社会力量参与“共治”这三种治理形式的影子，它们共同发挥合力，构建出了一个应对重大社会风险和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促进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3]
这些都是本次基层抗疫背后的中国理论，深刻展现了城乡基层治理的中国特色，具有巨大的价值，值得我们在未来进一步贯彻与完善。
（姚艺如 2019级社会科学试验班）
教师点评
本文也是关注中国基层治理的社区单元。文章关注到，中国防疫工作的经验是封闭社区的管理。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逻辑，已经由乡土中国转变为单位中国，并进一步转变为社区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离不开对社区中国的理解；第二，社区中国的治理在21世纪主要表现为网格化管理，即将社区划分为网格，由专门的组织和团队承担治理责任。这两个方面，作者称之为抗疫背后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中国理论。
（点评人：李威利）
【注释】
[1]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7，第32页。
[3]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社会》2012年第1期。
[4]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社会》2012年第1期。
[5]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鹭江出版社，2000，第32页。
[6]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社会》2012年第1期。
[7]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鹭江出版社，2000，第45页。(https://www.daowen.com)
[8]朱晓阳、何明、王启梁、李伟华：《百步亭背后，是被严重“虚体化”的中国基层治理》（2020年4月30日），观察者网，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98656&page＝1，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3日。
[9]朱晓阳、何明、王启梁、李伟华：《百步亭背后，是被严重“虚体化”的中国基层治理》（2020年4月30日），观察者网，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98656&page＝1，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3日。
[10]同上。
[11]刘炳辉：《高流动性与低组织化——中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双重挑战》，《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
[12]应星主编《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96页。
[13]刘炳辉：《高流动性与低组织化——中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双重挑战》，《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
[14]井西晓：《挑战与变革：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理论探索》2013年第1期。
[15]向春玲：《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区网格化管理》，《学习时报》2020年2月10日。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115/c1004-23559387.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3日。
[17]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
[18]参见张兵《“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新时期基层治理的舟山模式》，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
[19]夏仁康：《以人为本、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调查》，浙江省委党校2011年第二期领导干部进修二班第二组课题，http://www.zjdx.gov.cn/1304/30953.htm，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6月13日。
[20]孙柏瑛、于扬铭：《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21]《陈一新：武汉战疫督导50天，倍感市域治理现代化极端重要》（2020年3月28日），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30416，最后浏览日期：2020年12月3日。
[22]刘佳：《“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全民动员和治理成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3]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