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观的体现
我国的集中型自由体制使我国面对疫情能够快速反应。2020年2月初，在得知疫情可能暴发后，武汉市领导决定采取封城的策略。这是历史上首次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封锁。封锁之后，国家动员各省的医疗团队赶赴武汉对病人进行救治，研究病毒的特性并帮助阻止病毒传播。在一周之内，“雷神山”“火神山”两座专用的医治重症病人的医院拔地而起，以及众多方舱医院接纳疑似患者。中央抽调别省的领导到湖北应对紧急情况。解放军抽调了数千人的医疗部队进驻武汉，并且取得了无一人感染的成绩。这一切都是基于“举国体制”的国家能够集中力量的自由。相比之下，美国面对疫情迟迟不能封城，因为联邦政府没有封城的权利，州政府又不愿意自己受到隔离。这都是因为缺少强力的权力中心进行统一的有规划的管理。美国原本的政治设想是没有强力的权力中心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分散的权力反而使整个政府表现得无能。当然，集中型和分散型的政府各有优劣，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政府当然是要被人民抛弃的。
这次疫情特别表现了我国把人民生存权置于自由权之上的观点。全国范围内，各行政区域之间都执行了严格的管控，然而我国人民基本上积极配合，因为这样的管控是对人民的生命负责。在武汉，人们甚至不能随意踏出小区。相对的，西方国家就不是那么安分。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出现了反对封锁的抗议。西方国家的人民认为自由可以是在生命权之前的，就像裴多菲（Petöfi）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此笔者对孰对孰错不做评判，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牺牲自由换取生命和经济发展的安全是正确的。
政治上，我国的公民享有在公共场合讨论政治的权利。民主集中的制度也保证了即使教育水平不足，也能选出优秀的领导者和合理的政策。而西方国家一味追求民主，忽视了部分民众自身的教育水平的低下。2020年4月份在得克萨斯州甚至出现了反对隔离的游行。游行者声称新冠肺炎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是政府的阴谋，比尔·盖茨研发疫苗是为了控制打疫苗的人之类的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可见美国有的民众受教育水平相当糟糕。反观我国的基础教育的发展，虽然有着地区发展的不平等、过度应试教育等问题，但是人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从本科率上升到4%到义务教育入学率近100%等数据都反映了这一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是紧密相关的，正是在底层人民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情况下，美国政治才会有各种问题。黑人受警察不公正执法致死导致的呼吁种族平等的游行，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自由只是提出诉求的自由，而许多诉求能否被采纳仅仅由资本家和资本说了算。在游行人群中混入了一些烧杀抢掠的罪犯，一方面看出民众对这样的自由的强烈不满，一方面看出没有良好的教育基础的民主只会带来暴民政治而不是理想国。
在这次疫情中，国外有些政客和媒体批评中国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自由观，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理解也不敢认同的自由观，是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走向未来的自由观。恰恰是这次疫情证实了中国特色的自由观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乔安捷 2018级数学专业）
教师点评
安捷同学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上所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西方抗疫实践所体现出的自由观不同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受到西方影响的学者言必称希腊，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标杆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事实胜于雄辩。安捷同学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简洁有力的分析，论证了自由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它必须随着文化、历史和民族习俗的不同来做出适应性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在保证最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提倡个人的自我实现，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前提下，充分追求自己的权利和幸福的实现。
（点评人：马拥军）(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147页。
[2]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序言。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1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6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6页。
[6]同上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