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部伟大、光辉的小说，一部著名的小说，同时又是一部篇幅巨大、人物众多，难于处理的小说——这就是要首先加以研究的作品。它必须是普遍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天才创作；我想检验它的形式，但不想争论它的优点；它必须是这么一部作品，加以赞美是多余的，可是再赞美一番，看来也决不嫌晚。它又必须是著名的，这样就把范围缩小了；那种人人深信确实具有卓越价值的小说，很容易超出这一范围；我们的小说必须不仅是受到赞赏，而且经常有人阅读的。我们既然很担心一部小说的形式难驾驭，那么，就让它来做这一种困难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个规模巨大的极端例证。在这里，问题是无法掩饰的——一部波澜壮阔，场面大，时间久，篇幅大，人物多，事件多的小说。范围的确缩小了；也许它只包含一部小说，即《战争与和平》。
关于《战争与和平》，我想，从来不曾有人认为托尔斯泰在这儿作出了一个完美形式的榜样。它是包罗万象的人民与地域的全景，是集中了千军万马的辽阔场地；人们能够指望这么一部作品会写得简洁吗？不管我们看看其中哪一点，它都充满了生活；极为生动，始终激动人心，那么大的气魄，是托尔斯泰的生花妙笔造成的。如果一部小说真能象生活那样广阔，托尔斯泰也会很容易地做到。他这位大手笔似乎从来也没有近于极限。他总是将一大片又一大片生活片断随手拈来，只是由于一部小说总得有个收场，他这才不得不搁笔。而且，这种对空间与众多人物场面的驾驭自如，也还只是他的一半本领。他比任何一个别的小说家都铺展得广，但是场景的细节、独立的插曲、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都显出了他高超笔法的轻松和精确。不管是满屋子的人，风华正茂的青年们，春天林中灿烂的阳光，还是马上一少年，不管什么情景，在他面前一出现，他都能立即处理得那么毫不费力，令人信服，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企及。不论他那一个个变换不停的景象映入眼帘的是什么东西，他都把它创造成完美、丰满的美与真的形象。在内容极其丰富的《战争与和平》面前，它的一般形式问题简直就不提了。把这么一个世界描绘出来，就已经够了；要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一部作品中寻找什么匀称和构思，那是徒劳。
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地方对作品形式的注意力分散了，却去特别关注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这种正误难断，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对爱探索的人是一个挑战。满可以认为，以这么一种规模从事实际创作，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准确地说出托尔斯泰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失误，可又不那么容易。如果说对他这部作品的总效果不好下结论，那么它的各个部分却都非常明晰，相当出色。他在掌握人物性格方面没有摇摆；在作品中那一大群男男女女中间，他从来没有晕头转向；在那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场景和事件中，没有一处显出创作意图的含糊。故事情节起伏不停，读者简直来不及探究它的发展方向。托尔斯泰看来明确知道他自己要向何处去，而且明确知道为什么要那样；任何时候都没有一点迹象会使人认为他不是熟练而沉着地控制住自己的创作计划的。大概只是到了最后，我们回顾一下，这才想知道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是什么，这篇小说究竟讲些什么？现成的答案可没有；不过，如果我们是要想发现形式方面有些什么毛病，那倒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故事是讲什么的呢？首先是讲某几代人一生中的连续几个阶段。讲青年人逐渐成熟，讲人们的命运交叉、冲突和重新组合，讲希望经历盛衰荣枯，然后在另一些人的生活中再次出现，讲老年人日益衰弱，把火炬再传递给下一代青年——这便是这戏剧性故事的实际内容。我以为，这部作品产生于这样一种设想，即永远变动、永远更新的几代人象在列队行进一样；作品中的人物，是为了在他们身上清楚地体现戏剧性情节而物色，而挑选的。那些青年人，容貌与才能，心情与脾气，都各不相同，但是，都和各时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样富有青春活力——故事有了他们就立刻显得热闹活跃。罗斯托夫家族正好洋溢着这些青年人的声音——罗斯托夫一家人属于平易近人、轻松愉快而且健谈的那一类人。接着有沉闷的老包尔康斯基公爵府邸，有大方宽厚、遇事持怀疑态度的安德烈，有相貌平庸的玛丽亚，她感情炽烈却又倍受压抑。至于完全另一类型的青年，则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是个百万富翁，肥胖，好脾气，懒散，他的头脑充满各种狂热的信仰和抱负，但不是他，而是安德烈，对这些信仰和抱负更加不好高骛远，更加坚忍不拔、全力以赴地去追求。这些青年人处于最引人注目的地位，在他们之间和他们后面，在每一个转折时期，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涌上前来，作为新的一代，接替他们的位置。
他们是属于某一种族和某一世纪的男女，是军人、政治家、王公贵族，是危急存亡年代的俄国人，这都无关紧要，并不影响戏剧性故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所处时代和地方环境不相同；不过，他们是这样的人，这还是次要的事，因为他们碰巧成为这样的人。主要的并不在于他们是王公贵族，是俄国人，而在于他们是那巨大行列中的人物。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出现，是因为他们年轻，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奥斯特里茨和鲍罗金诺战火纷飞的年代俄国希望之所寄的新兴人物。首先要依靠他们来表演出诞生和成长、死亡和再生这样一个过程的始末。他们作为例证说明了时时处处都有同样的故事情节，说明了那黎明世纪的动荡，他们生逢那样的世纪，纯属偶然。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以及他们中间其余的人，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儿女；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一点不是属于一切时代的。托尔斯泰没有想把他们表现为他们所处特殊环境下的儿女，没有想把他们表现为特定历史斗争中所形成的一代人。他只不过把他们视为青年的化身。今天的一个英国读者，看到托尔斯泰的这些创作，这些十九世纪的俄国人，多么忠实地复制了20世纪英国的青年人，一定感到这很奇怪——而且还莫名其妙地令人感动。当年莫斯科的生活，现在的伦敦生活，只要是年轻的，就完全一样。老年倒是比较短暂的。老年时期也写到了（毕竟不怎么深刻），处处都“标上日期”。尼古拉和娜塔莎，却永远属于最新的现代型。
这便是创作的主要动机，乍看起来似乎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不管其书名如何；我们的思想围绕着它自由飞翔，匆匆掠过的，便是故事情节中最显著的方面。在这部富有戏剧性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都是插曲，并不是中心；历史场面是用来做陪衬和背景的。它不时出现是由于它使新近发生的生活动向鲜明突现出来，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力而又突出地表明了青年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一代人成长的戏剧性情节，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比大动乱时代更显而易见，更值得重视了。托尔斯泰的时机选择得很好。他的故事有一个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背景，在我们的欧洲，这种故事的确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经常找得到这一类背景的。不过，从这个观点看来，多种多样的场景并不是由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那是由另一种我们还敢于希望的、比战争的观念更加普遍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青年和老年，周期性的潮涨潮落——这便是托尔斯泰作品的主题。
暂时看来好象是这样。但是，托尔斯泰把他的这部小说命名为《战争与和平》，于是就发生一个疑问：难道他相信自己是在写那个故事，而不是在写青年和老年的故事吗？我曾经想过，他给他的作品取这个名字是一时的疏忽（在伟大的小说家中，有这种疏忽的，并不只是他一个），因而突出了并非他的创作意图的一面。但是，戏剧性故事中有些事情却表明，他这个书名倒是确实体现了他写的作品。在我上面指出的重大的人生主题之外，有第二条思想线索穿插进来，有时作者正是循着这条线索前进的。那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在永恒的人生循环中，民族的狂热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一种外来的噪音和袭击，不是这种永恒的人生循环，而是冲突本身，枝枝节节的喧嚣骚动，变成了虚构情节的主旨。战争与和平，那个古老的交互更替的戏剧性故事，现在成了主题，而作品的形式也要从这个主题中产生出来。随着作品继续向前发展，故事情节不是很少，而是愈益频繁地顺着这条新穿插进来的对立的线索发展。中心从那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历史的一般生活戏转移了，而在种族冲突的田野中扎下根。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象绵羊般担忧的欧洲”，便是那种种族冲突的典型。青年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再为了他们自己在那儿做当时火炬的守护人。他们部分地不时被重新安排在另一个故事情节中；他们被指派在拿破仑横冲直撞时的东西方冲突中到俄国的场面上去表演。
这确是在规模上可与托尔斯泰巨大的想象力相适应的一个了不得的自相矛盾现象。托尔斯泰用一只手处理了世界上最大的主题，在他所讲的这个故事面前，人间所有一切其他故事都望尘莫及；而他还不以此为满足，更用另一只手创造了一出伟大的历史上著名的冲突的故事，其场面之宏伟也毫不逊色。作品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分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同时写着两部小说。我敢说，这么一种忽略，并不是天才人物特有的；我们中间能演这种绝技的可以说绝无仅有，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练这种绝技。但是，象这样的两部小说，这样两部古老的史诗贯串在一起，以两千页的篇幅写出来，漫不经心地加以混合，交织在一起，而始终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派，根本不受什么干扰或妨碍，风格质朴而简洁，这是需要并且也代表托尔斯泰的天才的一种绝技。《战争与和平》象一部《伊利昂纪》[3]，一些男子汉的故事；又象一部《埃涅阿斯纪》[4]，一个民族的故事，这两部史诗被一个人压缩成了一部作品。甚至从来还没有人注意到，他时而是荷马，时而是维吉尔。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意识到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的，他是有意把这两个主题双双拴在一起的，能这样争辩吗？假定说，他是打算把永恒不变的人生故事和瞬息间的动乱作一对比，瞬息间的动乱在历史著作中引起那么一阵轰动，但随即过去了，让另一故事仍旧永远开展下去。他或许这样打算过；但是，我只着眼于他的作品，横看竖看，按实际情况我根本看不出有关这方面的一点儿暗示；我也不能发现一个从哪儿可以看到两个故事有汇成一体的迹象。这两种故事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没有什么东西凌驾于它们（还能再有什么呢？）之上，而又同时与它们二者有关系。这两个故事也不是放在一起以示对比的；把它们并列起来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只是时不时地按照并不明显的什么原则，也没有预告一声，其中一个故事就给打断，另一个故事又接着开展。我想，要标出发生这种变换的确切地方，也是可能的——甚至未必是在一章的末尾，而是在一页的中间，就随随便便地变换了。读者开始留神寻找故事变换的地方；在这部小说的下半部，故事变换的地方，简直俯拾即是。(https://www.daowen.com)
漫长、缓慢、平稳展开的故事——我管它叫第一个故事——是通过少数青年人的个人生活遭遇安排的，把他们搞到一块儿来，又把他们分开，使他们的鲜艳色彩逐渐失去光泽，把他们从有希望的冒险生活中带到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在这儿的作用不过是把青春的天赋传递给别人，冒险生涯再次开始，就退下来——这个作品就在其中开头、结束，并且不断地言归正传的主旨，被回荡着帝国命运调子的著名战斗场面（说得准确些，是几个而不是所有的战斗场面）打断了，而托尔斯泰就是用那些战斗场面，创作出表现他的国家暴风骤雨的过去的一部英雄传奇故事。这后一个故事是宏伟壮丽的，但它对另一个故事却没有关系，那另一个故事是不分时代，不分国别，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是一切时代的传说，其中谈的虽然是尼古拉和娜塔莎，但是，也可能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女们。对尼古拉，对一切时代的青年说来，法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的冲突，很可能是他冒险生涯中大显身手的最好机会；然而，它不过是个可能的机会，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因为他用这样那样的办法总会在什么时代大显身手。战争与和平看来足够使他的一生定型，不管他属于古代特洛伊城，还是属于现代欧洲；但是，如果说那是他的故事，他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那么，我们为什么在一场特殊的、令人难忘的战争故事中，在故事中那么多的人物间看到他们突然被甩到背景里去了呢？因为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
现在，故事的内容是战争了，将军们和当权者站在最前面。亚历山大一世和库图佐夫，拿破仑和缪拉，成了主要演员，戏就要在他们之间演出了。在这个故事中，青年一代的爱情和抱负，到此刻为止一直是故事的中心，这时却降到了次要地位；在许多广阔的地带根本就看不见他们的踪影。托尔斯泰一次又一次把他们完全忘却；他发现了一个使这第二部作品统一的新鲜主意，就是以残酷无情的反复申说硬向读者灌输一种议论，从而使许多篇页显得枯燥乏味，令人生厌。承天受命的人[5]同他梦想他正在指挥着的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而在阐述这一点时，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审美感，却背离了他，那是令人惊奇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但是托尔斯泰却不能够让它产生独特的效果。托尔斯泰使故事自己娓娓道出的能力本来是无可比拟的，这时他竟把冗长不堪的评论和解说的篇章，与争论性小册子相类似的篇章，塞进他的作品，唯恐他的故事情节被人误解。但是，读者最后会采取一种简易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使人恼火的忽然中断的场合；每逢提到什么“历史家”的地方，读者就知道可以一下子跳过好几页；托尔斯泰要唠叨有关拿破仑传说的那老一套大道理，那就请便，待到再想起他是在写小说的地方，接着读下去好了。
当托尔斯泰不是在编写什么小册子的时候，他对第二个故事，即民族英雄传奇故事的处理手法处处都是很高明的。要是我们能够象作者那样轻易忘掉这部作品起初使人感到的可能发展前途，那么，作者对欧洲和俄国这两个庞大莽撞的集团极其沉重地猛撞场面的描绘，给人留下的印象真是再深刻也没有了，这两个集团显然处于智力有限的少数人控制下——人数这么少，智力这么有限，却硬是要充当命运的主宰，所有的场景都写下了对他们的嘲讽。强渡尼门河的拿破仑，莫斯科城下的拿破仑，波罗金诺战役后的俄国军事会议（在角落里没有人注意的小女孩玛拉莎很严肃地注视着），到处出现的库图佐夫——这一切统统都是属于同一周而复始的故事的一些印象；这些印象对彼埃尔和尼古拉的故事没有影响，不会使故事扩大，也不会推动故事进展，但是，就这些印象本身讲，却都是最重要的。要完成强行插进第一部作品里来的这第二部作品，这些印象还是不够的，还没有加以适当的组合和设计；战争与和平的周而复始的故事，跟青年与老年的周而复始的故事显然不同，那是写得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题目这么大，描绘这些场面的规模这么大，意味着要有一部象我们现有的《战争与和平》这么长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全部篇幅都要被库图佐夫和拿破仑占去而不给别人留下余地，要是他们二人的故事充分展开的话。但是，事实上作品尽管受到损害，每一个片断却都是经过广泛概括，达到高度完美，并且完全由一种着眼点掌握，而这一着眼点与作品其余部分没有关系。
我们还说到，那些斧凿的痕迹——正如我已经说过，那是能够很精确地找得出来的——也决不是一定要把罗曼司的和平场面跟历史性斗争的明争暗斗场面分开，把这些放在这一边，把那些放在另一边。有时，国家大事是按照前一主题需要加以利用的那样加以利用了——就象体现青年们的故事的素材一样。例如，我们可以仔细想想作品中较早的一段战斗特写，在那儿的确很年轻的尼古拉第一次身处炮火之中；他糊里糊涂地来回乱跑，象个迷路的小孩似地悲恸，受到英雄气概的鼓舞；又象只兔子似地逃命。正如托尔斯泰所描述的，这次战斗，或其中大部分，是尼古拉的事；它是属于他的，它成为他一生中的一番经历，也丰富了我们对他的生活的理解。还有许多描述莫斯科的放弃和大火的精彩篇章，又是通过压不垮的罗斯托夫一家人的生活，或者通过彼埃尔在他那可怜的狱中生活表现的；那场景也是通过他们的知觉感受构成的。安德烈公爵也是——谁也忘不了使他负了致命伤的那场战斗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他的一种感情；那些篇页是从托尔斯泰的战争理论中剽窃来并插入他的小说的。在所有这一切段落以及在同类其他段落中，当代的历史是在背景上；而在那背景的前面，为了他们本身而受到密切注视的，是历史所深刻影响着的那些人物。
但是，和这些画面混在一起的、关于战役的另一系列画面，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是值得赞美的，不过，它们掩盖了特定人物的思想，而作品更广泛的兴趣（照我所理解的应该如此）却是坚定不移地寄托在那些特定人物的思想方面。战争本来是通过面临战争的青年一代使我们感染到一种巨大深厚的感情，现在它变了，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感情。总的说来，这是讲故事者造成的，他把它当作一个场面，自己直接面对着它，而不通过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经历来加以反映。托尔斯泰确实有高超的才能在不时地指导他，使他不只是一意孤行地讲故事；在关键时刻，他懂得亲自讲并不一定好。他通过一个旁观者的心灵，通过拿破仑或库图佐夫，或壁炉角落旁边那个小女孩的心灵，来接触战争，吸取间接叙述法的长处，一个故事从别人心灵中反映出来，看上去效果就更大。但是，他随便选择他的旁观者，并不遵循始终一贯的方法。那个最高的着眼点完全是他自己的个人，那是独自讲故事的人的；因此，这些画面的总效果，是由另一个原则所产生，它与支配青年人故事的那个原则完全不同。在这个故事中——尽管在那儿，托尔斯泰的方法也远不是始终一贯的——效果主要地靠我们和少数优秀人物一起自由地希望、忧虑、沉思。在一种场合，是托尔斯泰紧靠在我们身边讲着；在另一种场合，是彼埃尔和安德烈，尼古拉和娜塔莎和我们在一起，坐在我们周围，而托尔斯泰却隐退了。
那么，《战争与和平》的全貌，为什么未能使人看起来舒服——我想大家会公认它未能使人看起来舒服——原因就在这儿，或者至少说，原因之一就在这儿。那是两种结构的混淆，尽管托尔斯泰的风格冷静从容，将这种混淆多少掩盖了起来，但是，只要把他这部小说的面貌整个一看，那两种结构的混淆就暴露出来了。小说没有中心，而托尔斯泰对这种欠缺却那么满不在乎，以至人们只得下结论说，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要是觉察到了，他肯定会不自觉地表明他是觉察到的；人们就会发现他总要在什么地方试图把他的两个故事合并成一个故事，总会想出一个把两个故事都包括进去的创作计划，总会在什么地方确立一个中心。但是，没有，他阔步前进，完成他的全部作品，始终毫无这类疑虑，而且，确实正是他的自信心给他的作品这么一种清楚明白的气派。如果企图硬将他手里掌握的素材弄成某种统一体，他反而会使作品外表显出缺陷；作品的不协调是带根本性的。如果我们又加上一句说（我们必须这么说），尽管如此，《战争与和平》毕竟是世界上的伟大小说之一，其中的生活图景，就其宏伟和壮丽而言，是空前的，那么我们的一切批评岂非多此一举。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小说家的职务就是创造生活，而这儿的确把生活创造出来了；使人满足的一种匀称、紧凑的形式是缺乏的，有那样的形式当然更好，不过，却只是如此。没有它，我们也有了一部宏伟壮丽的小说了。
我们就这样有了这部小说，而我们本来还会有一部更加宏伟壮丽的小说，那不会只是这部小说这部《战争与和平》，它还会具有另一种优点，即形式优美得体。我们本来会有那么一部小说的，那是更美好、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说服力的一幅生活图景。最好的形式是能把作品主题发挥尽致的那种形式——关于小说形式的含义没有别的界说。写得好的作品，是主题和形式和谐一致而又难于区分的作品——在这种作品中，主题凭借形式得到充分发挥，形式将全部主题都表现出来。凡是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不一致、发生抵触的地方，总有什么材料是多余的，或者什么材料是缺少了；依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说，这部作品的形式未能充分发挥思想内容。我认为，《战争与和平》中由于形式不完美，故事两度受到损害。首先，由于引进了另一个不相干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被破坏了——它是被破坏了，因为这么一来，它就丧失了线条分明的清楚轮廓，而如果它独自在那儿，它是会有那样的轮廓的。不管故事是青年与老年的故事，还是战争与和平的故事，在两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情况，如果所有大量素材都为自己的目的使用，都纳入一种结构，那就会给人留下更加深刻得无可比拟的难忘印象。而且，也不论哪一种情况，故事都是不完整的；两个故事没有一个是讲完的，尽管作品的规模这么大，两个故事没有一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过，关于这一点，至少关于两个故事之中的一个故事，我还要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
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未能充分发挥；那便是它那松散的、结构不考究的形式的全部缺点所在。文学批评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根据不是别的，就是故事受到了损害，故事丧失了它充分的潜在价值。是否因为《战争与和平》有那么许多优点，它未能充分掌握伟大主题这一点便容易被人忘却？那不仅容易被人忘却，在第一次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简直没有被人注意到；我至少是代表一个读者这样讲的。但是，每一回重读它的时候，本来可以是那么样的那部作品，就愈益显眼；它一回比一回更明显地闯入，跟现有的这部作品发生冲突。事实上，每读一回它都变得更加难于完全成为一部作品；经过一回接着一回的改造，它那各个庞大惊人的组成部分不但没有更坚定地结合在一起，反而似乎总是愈益分崩离析了；它们是结合不起来的。一个主题，单一、完整、不能分解——有了这样的主题作支柱，一部小说才可能开始成形。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然而，要看出拿在手中的小说是怎么回事，可是难乎其难，这一点今天的小说读者是最清楚不过了。用一句话来说，小说家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如果它不能够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成不了一部小说的主题；而且一个主题的规模或复杂性，决不是这样一句断语所能限制得了的。它可以是极简单的轶事奇闻，也可以是最精心安排的一连串事件，可以是一个单独的人物，也可以是极广阔的人物关系网；无论如何，要显示它的整体，用十来个字总可以表达出来了。作品的形式决定于主题，在弄清主题之前，对形式是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