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有一些惊奇,因为我是应几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和先生的询问和请求,前往维滕贝格的,他们曾经为那个灭亡了的国家效过劳〔2〕。我作为牧师有一点儿像是在练习,要是再有一次这种事的话,从灵魂上探测自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全国范围里出现的深渊。我也在墙倒之后立刻就表示赞成去了解以前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勤奋,因此现在我感到负有双倍的责任。
这桩正待处理的案子〔3〕——“丈夫多年暗中监视自己的妻子”,我是从新闻里得知的,不仅仅是从大字标题上。然而,不是这对遭到不幸的,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受到国安政权的遗产侵袭的夫妇,请我去出主意,而是他们的父母,他们一方面寻找帮助,但是另一方面又在电话上向我再三申明,不要有任何宗教的联系;我也从我这一方面保证,愿意完全不带任何传教热情地踏上这次去柏林的旅行。
作为东道主的一对夫妇坐在沙发上,另外一对夫妇和我一样坐的是有扶手的靠背椅。“我们,”我听见他们说,“根本不愿意相信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但是,当事者谁都不跟我们谈。”那个受到暗中监视的妻子的母亲说道:“受到伤害最大的当然是两个孩子,因为他们特别眷恋父亲。”这对不幸夫妇的父母公婆一致认为,儿子或者女婿对两个孩子来说始终都是一个有耐心的好爸爸。除此之外,他们也向我保证,女儿或者媳妇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起主导作用的人,但是对党的批评以及后来对国家的批评,毕竟是两个人一致表达出来的。一点儿也没有认识到,应该经常表示,多多少少必须感谢这个工农国家。假如不是有社会主义的培养,他们两人绝不可能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工作者〔4〕从事这些需要很高特殊技能的工作……
我最初仅限于听他们讲。别人在背后都说我在这方面很擅长。我得知,两位父亲,一个是制药行业颇有声望的学者〔5〕,另一个,即那个受到暗中监视的女人的父亲〔6〕,一直到最后都是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而且是在干部培训部门。现在,这位从前的国安军官失了业,他根据对整个机构内部的了解,对他的女婿被牵连进来表示惋惜:“他要是及时对我说一句就好了。我会劝他不要玩这种冒险的双重游戏。因为,他一方面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想做一个有用的情报员,另一方面对他来说这也关系到,在国家有可能采取对应措施之前,保护他的那位过于激烈、总是喜欢采取冲动行为的妻子。这就给他带来了困难。太软弱,无法承受这么多的压力。最后才明白我在谈什么。多次受到上级机关的指责,因为我女儿在潘科夫区的一个教堂里第一次进行蛊惑煽动之后,我拒绝放弃和她的所有联系,也就是人们说的,断绝父女关系。不,我一直到最后都在经济上给她支持,即使她总是鄙视地把我工作的地方称为‘章鱼’。”
功勋学者也有类似的抱怨。他儿子从来没有向他请教过。他是一个屡经考验的反法西斯战士和多年的党员,自从流亡时期以来就熟悉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相应的严厉制裁,曾经迫切地建议他的儿子做出二者居一的选择:“但是他梦想有第三条道路。”
两位母亲说话很少,或者只是在有机会重申她们对两个孙子或者外孙子的担心和夸耀这个已婚的密探作为父亲的品质的时候,才说上几句。那个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暗中监视的女人的母亲说:“几个月以前,他们俩还和孩子们一起坐在这张沙发上。非常和谐……现在一切都垮了……”
作为训练有素的听者,我继续保持克制的态度。有咖啡和饼干,而且是西边的产品,巴尔森公司的那种。我听见,人们并不是毫无痛苦地经历了共和国的终结,即使几乎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感到吃惊的只是,儿子或者女婿,尽管他的双重角色或者由于他的双重角色,一直到最后都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是可以改变的。女儿或者媳妇也是同样观点:在一定的时机,当那些领导同志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她就会通过抗议活动去争取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只能看成是双方头脑简单的证明。“不对!”现在失了业的国安军官大声喊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反对而失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片刻休息,再斟了一些咖啡之后,我又听见,“最迟是从1983年开始,当时我的女儿和我的女婿,看上去是一致地,参加了在哥塔建立所谓的‘来自下面的教会’,要是党和国家积极地评价这种批评性的冲动,把它转变成为‘来自下面的党’……”
接下来就是自我责备。尽管我们教会的领导有疑虑,我也同样加入了“来自下面的教会”,我竭力克制对这么迟的、真是太迟了的认识的喜悦。但是,药物学家接着指责那位培训干部的国安军官,他们过于勤奋地积累起来的档案遗产,实际上把国家本来就已经受到削弱的国民,引渡给了西方及其当局。国安密探的岳父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的这一失职。人们疏忽了及时销毁书面报告和人员档案,从而保护这些轻信而忠心的情报员,他们中间也有家庭成员。
谨慎的义务本来应该具有这种预防措施。“您怎么认为,牧师先生?”
我避而不答地说道:“当然,当然。但是,西边肯定也已经认识到,怎样的一颗定时炸弹正在诺尔玛内恩大街〔7〕嘀嘀嗒嗒地走。人们应该把这个存放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的中心长期封存起来。至少二十年封存期。但是,对西边来说,在物质上获得胜利,大概是不够的……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人们也会……就像你们家的这桩案子一样,为了保护孙子们……”(https://www.daowen.com)
然后给我看了一本影集。在几张小照片上,我看见了这位近年很有名的持不同政见的女士和她的现在也同样出了名的丈夫,他留着胡子,神情忧郁。两个孩子在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家庭坐在上面合影的那张沙发上,现在坐着这位女士的父母,也就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外公外婆。直到这时候我才得知,这对夫妻正面临离婚。双方的父母都赞成这种打算。这一对父母说:“都会好的。”另外一对父母说:“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他们感谢我的耐心倾听。
〔1〕叙述者:牧师叙述事件: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机构指使克鲁德·沃伦贝格监视他的妻子维拉叙述时间:事后不久
〔2〕那个灭亡了的国家,即民主德国。
〔3〕这桩正待处理的案子,即克鲁德·沃伦贝格(1952—)监视他的妻子维拉·沃伦贝格(1952—)一案,维拉是民主德国著名人权运动领袖,与克鲁德在1981年结婚,克鲁德也是民主德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1991年12月,人们从公开了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档案中得知,克鲁德曾经在国家安全机构的指使下对他的妻子监视了十年之久。
〔4〕维拉是哲学家,克鲁德是数学家。
〔5〕克鲁德的父亲阿尔贝特·沃伦贝格是药物学教授。
〔6〕维拉的父亲弗兰茨·伦格斯费尔德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7〕柏林的街道名称,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所在地,现在成为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