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科学技术与道德互动

既然任何重大科学技术的应用都将改变原有的生活状态，都有可能引起道德冲突，既然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都不能不受道德的约束，那么，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在具体讨论汽车工程活动面临的伦理抉择之前，有必要澄清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同样具有两重性，即约束与激励。认为道德束缚创造力的片面认识来自两个误区：一是只看到道德的约束与谴责功能，没有注意到它的激励和赞赏功能；二是只注意到陈腐的、脱离时代的“道德”曾经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扼杀和阻碍，看不见道德的进步和道德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事实。

道德也具有外在的激励力，当人的善举赢得舆论肯定和人们敬重的时候，他会因满足感而继续发扬这种善举。道德还能产生内在激励与约束，当人们受到自我良知的驱使去从事工程活动的时候，会觉得这就是自我存在的价值，必然甘愿为之放弃各种与自己认同的道德准绳相矛盾的利益诱惑，义无反顾地为之努力。人们既需要外部的激励，也需要内在的自励，两者可互补而不可代替。虽然社会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于自利，但我们仍然能够在身边看到人道情怀的懿行，我们的周围仍然不乏良知与正义，我们仍然在内心里钦佩那些坚守道德信念，不为利益诱惑，勇敢捍卫科学技术尊严的人们。每一次改进汽车的安全、环保、节能性能的技术进步，都有一批受正义和良知驱使的人在其中工作。汤仲明（1897—1980）心怀“想摆脱石油商的垄断，使中国的交通工具，不致因燃料断绝而停顿”的目标在抗战期间坚持研制木炭车等事实都表明，正义也可以激发创造力。孟少农等一批知识分子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投身创建祖国的汽车业，由全国各地汇集起来的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在一汽、二汽、“川汽”、陕汽的建设中表现出的忘我工作热情都说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也是工作激情的源泉。无数事实都证明，道德也能产生动力。(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认为工程活动应该也必须接受道德的审视与约束，但并不认为建立道德约束的准则不可调整。实际上，道德信念从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准则，它随人们认识世界和社会的深入而俱进，随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改变而调整，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强大方法，工程作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手段，也必然是推动调整道德观念的杠杆。

人类的道德理想并非必然与科学探索、技术进步对立。建立道德的思想基础是人对于生存于其间的周围世界和自身的生存境遇以及利益关系的理解，科技正是人们用以洞察和理解世界、人类和人类利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人们只有清楚地认识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才会深刻反省自己行为的价值，只有有能力认识人类的未来，才能对未来做出深远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以评价工程的道德准则本身的合理性也依赖于科学认知的进步。因此，人类的道德规范也随时准备依据新的科学发现来修正我们对人道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据此调整我们的行为方式。只有当科学揭开了生命的种种奥秘，揭示了生命与生态共荣共衰的关系之后，人们才在20世纪70—80年代普遍承认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才放弃了“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确立了处理人类发展的基本生态伦理原则和生态价值观。要求工业时代初期的人们普遍树立现代生态伦理观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证明，发展汽车带来的安全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伦理正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来解决，许多实际的工程伦理的审视也正是由从事这项工程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首先提出并予以思考的。也正是近代科技认知能力的迅速发展，才把伦理学从己群关系的狭小天地中带出，走入了生态的大世界。

就终极目的而言，科学技术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是为了掌握人类生活的主动权，以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这正是人文关怀的目的之所在，这里既是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殊途同归的汇合之处，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携手为人类的未来做出选择的立足之地，工程正要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随着人类对生命、人性、自然的存在、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的伦理观也不断从朴素走向科学。科技在不断给伦理制造“麻烦”的同时，也在不断为解决复杂的伦理课题提供新思维、新方法，而许多伦理难题又在期待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找到打开解决门径的钥匙，因而可以说，伦理不断为科技开辟用武之地，科技又不断推动伦理学走向理性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