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不该遗忘的伦理域
1931年2月16日，爱因斯坦对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群学子谈到应用科学，他说：“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坦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正当地去使用它。”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这群未来的工程师说：
“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类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
老实说，爱因斯坦85年前对工程学子的一席肺腑之言，今天仍然警醒着整个应用科学，我们不仅没有完全学会怎样正当地使用传统的工程技术，不但没能解决爱因斯坦当年提到的重大问题，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应用还在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迷茫与困惑。伦理学——这门既古老又还幼稚的道德哲学似乎总是落在科技进步的后头。
萌发于人类文明混沌初开之时的伦理学是关于人的行为准则的学说，是人类最早关注的一种学说。在汉语里，“伦”指人与人的关系，“理”指道理、规则。“伦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德”字出现，周代铸造的大盂鼎铭文中，“德”字用以意指按照社会的规范行事可有所得的褒奖之义。《乐记·乐本》有“乐者，通伦理者也。”即乐（和谐之音）与事物的道理相同，引申为守伦理，万物才能依理行而不悖。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阐述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并且构造了ethike（伦理学）一词。可以说，伦理学是文明奠基之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丘，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到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两千多年来，思想家们根据现实生活提出的课题，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应然规范的探讨。我们说伦理学幼稚，是因为在不断涌现的人与人、人与群、群与群、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利害关系面前，伦理学显然失语于关于人的新的行为准则和义务的学理说明，对于许多新出现的伦理关系还无能为力。不断增强的科技手段，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接连不断地给伦理学带来新课题，使这门古老的学科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和个人聚敛财富的手段空前增强，人们习惯了的、由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决定的善恶标准、内心信念、行为准则已经不能维系现代社会的正常秩序，而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善恶标准、内心信念、行为准则尚未形成。伦理学学理的滞后，给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制造了许多道德准则真空，例如，人们至今还不明确究竟该如何运用人类已经掌握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服务？当人们运用这些能力的时候，究竟须要承担起哪些责任和义务？我们有没有责任和义务顾及和维护后代人的利益？我们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原则来锻造科技这柄双刃利剑？这些问题，至今缺少明确的、趋向一致的答案。在伦理缺失的时候，法律的约束自然也失去依托，社会因此产生了诸多冲突。(https://www.daowen.com)
现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科学和技术带给人类的并非都是福音，科技在为我们制造汽车、飞机、高铁、电脑、网络、摩天大楼、高产作物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产生污染、死亡、伤残、疾病、心理失衡和对于未来的恐惧感。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意识到，工程活动不是在封闭、孤立的环境中进行，而是在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在程度不同地破旧立新，尤其是制售用像汽车这样巨量级的产品涌现出的效应更是如此。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审视科技的依据不能仅凭科技和经济的价值判断，应该全面审视科技的两面效应并站在人类长远利益的道义上审视追求价值的行为是否正义。
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有着不同的内在驱动力，前者从认知的角度，追问物质世界“是什么”，后者从人的角度追问物质世界“有何用”，两者从不同的侧面共同探究控制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方法。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以实现人的价值为终极目标，追问物对于人的利弊得失，探究物的发展前景与人类发展前景的相互关系。科学技术被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所规定，它本身的检验标准是纯粹客观的，合客观则成功，反客观则失败。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以对人的价值为中心，不能不受心性的主观性所主导，于是物理上成功的科技就可能遭遇主观价值的否定。两者受到的内在驱动力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现实目的。在科技追求纯粹的客观性的情况下，对科技的应用作任何人文价值的评价，都会遇到反诘。正如学者所言：“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2]与以“发现”为核心的科学和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不同，以“造物”为核心的工程应用科学技术改造客观世界，它的活动将可能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改变人类的命运，正因为工程是人类应用科技手段实现价值观念的实践活动，更需要受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审视。
在道德价值的审视中，汽车处于工程产物的特殊位置。由于制售用车深刻地介入了公共领域，即介入了他人的生活而使汽车纠结了太多的伦理关系——车与人、己与他、车与生命、车与资源、车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等等。但一直以来，汽车工程却缺失应有的伦理研究，汽车领域里的道德失范与社会没有给予汽车危害人类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足够的关注不无关系。据截至5.12四川汶川里氏八级地震后两月统计，地震共造成69197人死亡，374176人受伤，18289人失踪，举国为之哀悼，世界为之悲恸，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空前踊跃的大营救和对幸存者的大抚慰，人性、人道因生命转瞬逝去而大放光芒。就在当年，中国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73484人，304919人受伤，即2008年的车祸伤害大致相当于汶川大地震。但是，人们对当年逝去的这七万多条生命表示了同样的关注和同情吗？我们为减少这种伤害恪尽了职责吗？许多人甚至还不知晓七万多条生命被汽车夺走和给无数人带来伤痛的事实。我们还注意到，由于科学技术和伦理学的双重进步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规战争这种以剥夺生命为手段的武装冲突对军人和平民的伤害已大幅降低（如果不承认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武器研究的投入很可能只用于增强杀伤力，“精确打击”可以说是在科学和伦理共同推动下的常规战争方式的转折点）；在全球范围内，曾经肆虐人类的传染性疾病、地方病和新生婴儿死亡在20世纪得到成功控制，传染病在我国的死因顺位中从1952年的第二位下降到1992年的第八位，传染病的人口死亡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5‰下降到90年代的6.7‰，新生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30‰左右[3]，但道路交通伤害至今处在高发期。我们尤其不应回避事情的实质，汽车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表现上似乎就像遭遇到自然灾害一样突如其来，但两者在本质上根本不相同，前者是由于现代化对物质世界的改变而带来的，是现代化引来的风险，是一些人享用汽车带来的便利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后者是由于自然履行自身规律造成的，有的是不可抗御的。1990年，全球道路交通伤害的DALYs顺位就已排第九位，战争排第16位。可以说，除了武器之外，汽车已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最凶险的杀手了。联合国大会于2005年10月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将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作为“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但有多少国家的政府在这一天用什么方式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关怀？
汽车这种人造器物在带给人类出行和运输便利并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死亡、伤痛、恐惧、心灵创伤、污染、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等等加诸人类。换而言之，人类在享受汽车文明的同时，也遭受着汽车的非文明之虐。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一部分充分享受汽车文明的人（例如私家车的拥有人）却给少有享受汽车文明的人（例如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成员和贫困农民）带来伤害和不便；我们为所欲为地享受了汽车文明，却给当今虽不在场，却同样拥有生态和不可再生资源享用权的后代人留下污染和资源匮乏。可以说，汽车带给人类空前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缺乏伦理的指导，一些从业者又在工作中遇到的伦理抉择面前，陷入困惑与迷茫。再一方面，由使用汽车引起的如像“撞了白撞”一类的争执，已经将现实中的伦理课题尖锐地摆到了伦理学的面前，伦理学却未能给予学理上的回应。可以说，对汽车伦理的思考，本质上是中国道德哲学对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思考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继续，而且是面对现实冲突的思考。在社会生活中，每当社会发生变革、利益出现矛盾、价值观产生冲突，为了回应这些矛盾和冲突，都需要伦理学研究应然的利益分配原则，需要伦理出面指导调节矛盾。利益和价值的矛盾产生伦理和道德是伦理发生的一般事实[4]，但面对大量制售用车引发的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利益和价值的矛盾，伦理学至今还甚少涉及，这是伦理学不该遗忘的领域。
人们长期忽视对汽车工程活动作必要的道德审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习惯思维认为，科技的应用当然合理。另外，人们看不到汽车承载的深刻而复杂的伦理意蕴也是区别于其他机电产品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机电产品，亦是造成汽车伦理缺失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程伦理学已经在西方奠基，如今已经发展到了普及阶段。工程伦理学为汽车伦理构建了一般的伦理原则，但汽车因其独特于一般工程产品的性态——无所不在的广泛使用、高速运动的重物、移动的污染源和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资源，负载了许多一般工程产品没有的伦理内涵，用一般的工程伦理准则显然不能有效规范制售用车行为，需要从制售用车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和构建汽车社会的伦理准则。本书的一版发出了开辟汽车伦理之域的呼吁，并尝试建立起汽车伦理的理论框架，但就世界范围而言，汽车伦理研究至今仍是一块待垦的处女地。现实的迫切需要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在呼唤现代伦理学开辟汽车伦理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