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1
写关于百年纪念的文章，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要写的会不会是一个远去的幽灵，自己只能预告它就要完全消逝。不过，关于《鲁宾逊漂流记》，这种忧虑不仅不会存在，就连想一想也是可笑的。因为，《鲁宾逊漂流记》到了1919年4月25日尽管已经二百岁，但是，绝不会有人去猜想：现在大家还读不读这本书，以后会不会继续读下去？当此《鲁宾逊漂流记》出版二百周年之际，我们感到奇怪的倒是这部万古常新的作品竟然才只流传了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这本书像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无名氏作品，而不像是某一个人的精心结撰之作；所以，要给《鲁宾逊漂流记》庆祝二百岁生日就跟要给史前的巨石柱2庆祝二百岁生日一样。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都听人念过《鲁宾逊漂流记》，我们对待笛福和他的生平故事的态度也就跟古希腊人对待荷马差不多。我们从来不去想想还有笛福这么一个人，倘有人说《鲁宾逊漂流记》是一位作家写出来的，我们听了不是觉得不高兴，就是觉得毫无意义。儿童时代的印象总是持续得特别长久，留下的记忆最深。所以，我们仍然觉得，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权利在《鲁宾逊漂流记》的书名页上出现，而庆祝这部书的二百周年纪念也就跟提到史前的巨石柱依然存在一样，是有点儿不必要的。
这部书的鼎鼎大名使得它的作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方面，书只让作者享受了一种隐姓埋名的荣誉；另一方面，它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作者还写了另外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这么说大概没错儿）在我们小时候是不会有人念给我们听的。所以，在1870年，当一次闪电打坏了笛福的坟墓，《基督教世界》的主编向“全英国的男女少年”呼吁，为他重建墓碑，以后的大理石碑上只刻着：纪念《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对于《摩尔·弗兰德斯》3则提也不提。对这种遗漏，我们也许感到愤慨；可是，考虑一下在那本书里以及在《罗克萨娜》、《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4等书里所写的题材，我们也就不必觉得奇怪了。我们可能会同意笛福的传记作者赖特先生的意见：这些书“都不是放在客厅桌子上的作品”。但是，除非我们认为客厅里的桌子就是文学趣味的终审裁判官，我们就不能不对于这一事实表示惋惜：这些作品本来是理应知名于世的，却因它们表面上内容粗鄙，加上《鲁宾逊漂流记》又闻名遐迩，结果使得它们湮没不彰了。其实，在任何一块刻着笛福名字的像样的纪念碑上，都至少应该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这两部书的名字刻上去。它们属于少数几部无可争辩的英国小说巨著之列。所以，当它们的这位更为出名的伙伴5二百岁纪念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它们和它相通的伟大之处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笛福到了老年才写小说，他是理查逊和菲尔丁6的前辈，实际上还是促使小说形成、推进小说发展的先驱者之一。但是，他的这种领先地位，在此不必细述，只用提一下：他写小说时关于这种艺术所持有的某些概念，部分地是从他作为最早小说作者的实践中获得的。当时，小说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权利，就得说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出一条正确的教训。笛福写道：“凭空虚构故事真是一桩可耻的罪过。这是撒谎，只要它在你心上打开一个洞，撒谎的习惯就会渐渐钻进你的心里。”因此，他在自己每一部小说的序言或正文里都不厌其烦地强调说：他丝毫也没有运用虚构方法，完全依据事实，而他的宗旨一直没离开想使坏人洗心革面、好人受到提醒的高尚道德愿望。幸运的是这些原则正跟他的天性和才能合拍。六十年当中，他经历了种种命运变化，无数事件烂熟于胸，此时他便在小说里将自己的经历加以利用。他写道：不久前，我把自己一生遭遇概括为这么两行诗句：
谁也没有经受过这么多命运的拨弄，
我曾经十三回穷了又富、富了又穷。
在他写摩尔·弗兰德斯的生平历史之前，他曾经在新门监狱6里蹲了十八个月，跟盗窃犯、劫路强盗和伪造货币的罪犯谈过话。但是，在生活中偶然碰上一些事情是一回事；将这些印象热心接受下来、牢牢保存在记忆中，则又是另一回事。而笛福不仅身受过贫困的压力，曾经跟贫困的受害者亲自交谈过，而且那种处于不利境遇之中毫无防御、必须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也吸引着他的想象力，正好成为适于他的创作题材。在他每部重要小说的开头几页，他总是把他的男女主人公放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悲惨状况之中，他们的生活注定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就连他们能否生存下去也得看命运和他们自己奋斗的结果如何而定。摩尔·弗兰德斯是她那犯了罪的母亲在新门监狱里生下来的；辛格顿船长小时候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生在绅士之家”，却做了一个扒手的小徒弟；罗克萨娜一开始处境还好，但她十五岁出嫁后，眼睁睁看着她的丈夫破了产，给她撇下五个孩子，从此就“处于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极其可悲的状况之中”。
这些少年男女，每个人都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样形成的处境正好投合笛福的脾味。他们当中顶顶出名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生下来以后，最多有一年的喘息时间，就为“贫困这个最凶恶的魔鬼”所逼迫，刚刚学会缝纫就不得不自谋生路，东奔西走；而她所身处的那种复杂的家庭环境，恐怕并非出于作者自己杜撰，而是根据他所了解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和习俗才能构思出来。从一开始，证明自己生存权利的沉重负担就压在她的身上。为此，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判断，而一旦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她还得运用自己头脑中独立形成的一种粗浅道德观念加以应付。她的故事所以显得明快活泼，多多少少是由于这么一个原因：她在小小年纪就违犯了众所公认的礼法，所以，从那以后她就获得了一个流浪贱民才能享有的自由。对她来说，安安定定过舒服生活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从书一开头，作者就表现出独特的天才，避免流入冒险小说的老套。他让我们明白：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女子，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惊险故事的主人公。为了证实这个，她一开始也像罗克萨娜一样，陷入了一场热烈然而不幸的爱情之中。书里说她以后振作起来，另外嫁人，细心照料自己的居留地，盼望出头发迹，等等，那都是由她的不幸出身造成的结果，并非表示对她的内心热情不屑一顾。她也像笛福笔下的其他妇女一样，是智力健全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撒谎；但是，她说的话仍然含有无可否认的真理成分在内。她没有时间多去考虑自己的感情；洒一滴眼泪，短短一瞬间的灰心丧气，然后，“一切照常进行”。她不怕面对狂风暴雨，而且为自己的才能在其中得到发挥而感到得意。当她发现她在维琴尼亚结婚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弟弟，真是恶心透了，所以坚决离开了他；但是，一回英国，刚刚踏上布利斯托的土地，她“就到巴斯玩儿去了，因为，我并不老，脾气又爱快活，所以我就拼命去找乐子”。她这个人绝非毫无心肝，谁也不能责备她水性杨花；但是，她喜爱生活，而一个生气勃勃的女主人公自然会吸引我们。况且，她那生平抱负之中也稍许包含着创造的想象，得以跻入高尚激情的范畴。她做人不得不精明而实际，然而她又常常向往着浪漫遭遇，向往着她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品性。她在谈到自己财产的时候，曾说了假话哄骗一个做过强盗的人，她写道：“他具有一种堂堂豪侠的风度，这更使我伤心。被一位体面的人所勾引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不同于被一个无赖所糟蹋。”由于这种脾气，她为自己最后一个生活伴侣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来到她的种植园以后，他不肯去劳动，只想去打猎，她还得给他买假发和银柄的剑，“好让他打扮得像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体体面面的绅士”。与此相类似的事还有：她喜爱炎热的天气，她充满激情地亲吻她的儿子所走过的土地，她对于别人的过错都能豁达大度地给以宽容，只要它并非“得意时则居心不良、不可一世、冷酷无情，倒霉时又下作无耻、意气消沉”。(https://www.daowen.com)
这位久经风霜的女罪人身上所具有的特点和长处是一时列举不完的。所以，我们完全了解博洛7书里那个在伦敦桥上卖苹果的女人为什么把她叫做“神圣的玛丽”，把她的这本书看得比自己摊子上所有的苹果都宝贵；而且，连博洛也把这本书拿到自己的棚屋里，一直看到眼睛疼痛为止。但是，我们详细叙述她的这些性格标志，只是为了证明摩尔·弗兰德斯的塑造者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只是一个对于人的心理特点一窍不通的新闻记者和实况记录者。的确，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独立取得自己的形体，似乎与作者无关，而且也不尽符合他的愿望。他也从不停下笔来，对微妙之处、动情之点加以强调说明，只是不动声色地写下去，好像这些人物都是自己在那里出现，他一点也不知道。偶尔也有神来之笔，例如那位王子坐在儿子的摇篮旁边，罗克萨娜观察出“他爱看着这个婴儿睡觉”——这似乎意味着什么，但也是一带就过去了。作者还写了一段奇特的现代式的插话，议论到一个心里存着要紧事的人必须向另外一个人谈一谈，否则就会像新门监狱里那个盗窃犯一样，在梦里说出来——然后，作者又为自己的题外话表示歉意。他似乎将他那些人物深深藏在自己心里，自己也经历着他们的生活而不自知；像一切不自觉的艺术家一样，他在自己作品中所保存下来的宝藏，同时代的人是不可能统统发掘出来的。
因此，我们对于他那些人物所进行的这种说明很可能使他迷惑不解。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意图，怕是作者当时连对于自己也要小心翼翼加以掩盖的。不过，既然我们对于摩尔·弗兰德斯的佩服超过了对于她的责难，我们也就无法相信笛福自己心里真正认为她犯了多大的罪，或者说，他在为这些化外之民而思考时，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并且虽未明白指出但也暗示出来一些跟他自己公开表白的信仰背道而驰的答案。从他的《论妇女教育》8一文所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知道：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对于妇女的智能，他想得很深、很多，评价很高，而对于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公正待遇，他非常严厉地予以斥责。
我常常觉得，我国虽是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却流行一种世界上最野蛮的风俗，那就是不让妇女享受知识的种种利益。我们天天责备妇女愚蠢、无礼；其实，我相信，只要女人能跟男人一样得到教育的机会，她们在这方面的过失怕比我们要少得多呢。
女权的拥护者们大概不怎么愿意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说成是自己的神圣保护人。然而，很明显，笛福不仅有意让她们说出了关于妇女问题的一些非常新颖的主张，而且在那么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把她们的艰难困苦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的同情。摩尔·弗兰德斯说：女人需要的是勇气和“站稳脚跟”的力量。她还举出事实证明这么做所得到的好处。至于她那同行罗克萨娜，则更加巧妙地表示反对婚姻的奴役。书里那位商人对她说，她“开创了世界上的一桩新事，那就是用一种与世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辩论”。但是，笛福绝不是只会进行干巴巴说教的作家。罗克萨娜所以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任何正正经经的意义上竟然还能成为女性的一个榜样；所以，她毫不在乎地承认在她的议论中“那一段高调子是我脑子里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像这样，了解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动机老老实实表示怀疑，倒产生了一种可喜的结果：使她这个人物富有生气和人情味，不像其他许多问题小说中的殉道者和先驱人物那样被挂在各自信条的木钉和支架上，变得萎缩、没有活气。
但是，笛福所以赢得我们的佩服，并不是靠着有人证明他早早就提出过梅瑞狄思9的某些观点，或者（这种怪想头也曾经出现）他写出的某些场面满可以让易卜生编成剧本。不管他对于妇女地位的看法如何，那些看法乃是他的主要特长的伴随产物，而他的主要特长却在于他写出了事物中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方面，而非那些一时的琐屑小事。他的笔调常常是单调乏味的。他能摹拟一个科学考察者的那种纤毫无遗的精确笔调，所以，我们简直说不清他的脑子能否想得到、他的笔能否写得出什么非真实的东西，稍稍调剂一下他那枯燥的叙述。整个植物界，人性中很大的一部分，他都不提。这一切，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那许多作家身上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然而，那丝毫无损于他们的特殊成就。何况，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的视野和抱负加以限制，因而他所获得的那种准确的洞察力远比他所宣称为自己目标所在的准确的细节更为珍贵、更有长远意义。摩尔·弗兰德斯及其伙伴引起他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她们（像我们常说的）“栩栩如生”，也不是像他自己声明的，因为她们提供了罪恶生活的榜样，于世道人心有益。真正激起他的兴趣的倒在于她们那由艰苦生活所培养出来的毫无虚饰的诚实态度。对于她们来说，不存在什么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也不存在什么仁慈的避难所可以对她们的行为动机稍加掩护。——只有贫困是她们无情的监工。笛福在表面上也说到她们的失误。但是，对于她们的勇气、智谋和顽强，他又感到衷心高兴。他发现：她们这样的人在交往中有许多快活的谈话，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互相之间讲义气，讲一种朴素的道德。她们的命运波谲云诡、变化无常，对此他赞叹、欣赏不已；而且，这也是他在自己生平中曾经怀着惊奇之心见识过的。最重要的，这些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纵谈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一直使得男人女人内心激动的七情六欲，因此，他们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保持不衰。凡事直面看去，便自有一种庄严意味。甚至就连金钱这个在她们生平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东西，当它不是代表安逸和权势，而是代表荣誉、正直和生存本身的时候，它就不再肮脏，而是带有悲剧意味了。你也许表示异议，说笛福写得单调乏味，但无论如何他从来不去纠缠那些琐碎无聊的小事。
确实，他属于那些伟大而质朴无华的作家们那一派，把人性中虽非最有魅力却最能经久不衰的东西当作自己创作的基础。我们若从汉格福桥头眺望伦敦，觉得一派灰暗、紧张、沉重的气氛，只听得商业交易的嘈杂低语，只看见眼前的船桅以及城里的高楼和圆屋顶，此外则平平常常、无甚可观——这时，就不免想起了笛福。在这一带，那些站在街头巷尾、手捧紫罗兰花的衣衫褴褛的女孩子，躲在圆拱门下、拿着几盒火柴、几根鞋带的面色憔悴的老太婆，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书里的人物。笛福跟克雷布和吉辛10同一流派，不仅和他们一样在那严峻的社会课堂里一同受过教育，而且还是那一个文学流派的奠基人和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