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1
倘若卡桑德拉·奥斯丁小姐2任着性子一意孤行的话，简·奥斯丁所写的东西，除了她那几本小说以外，我们怕是什么也看不到了。简只对她姐姐一个人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愿望以及（如果传闻属实的话）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重大挫折3，都写信告诉了她。但是，后来卡桑德拉老了，她妹妹的名声也大了，她担心有一天会有人来刨根问底，学者们也要东猜西想，于是，她狠狠心把凡是能够满足这些人好奇心的一切信件都烧了，只留下那些在她看来琐琐碎碎、不惹人注意的东西。
这么一来，我们对于简·奥斯丁的了解就只能依据着一点点儿街谈巷议、几封书信和她的几本书。不过，说到了街谈巷议，能够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街谈巷议倒也未可小觑——只要把它们稍加整理，对我们就非常有用。比如吧，小费拉德尔菲亚·奥斯丁谈到过简，说她这位堂姐“一点儿也不漂亮，还非常古板，不像个十二岁的女孩儿……简脾气怪，爱装模作样”。有位米特福太太，在奥斯丁姐妹做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她们，认为简是她“印象中最最漂亮、最最傻里傻气、最爱拿腔作势、只顾忙着找对象的一个轻浮丫头”。还有米特福小姐的那位不知名的朋友——“她到简这里来串门儿，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古板、最拘谨、沉默寡言的‘老小姐’，要不是《傲慢与偏见》显示出来在这个坚硬外壳里包藏着一颗多么宝贵的明珠，她在社会上就像一根拨火棍儿或者一块防火板那样，绝不会受人注意的……”这位好太太接着说：“现在大大不同喽。她倒还是一根拨火棍儿——可是是一个人见人怕的拨火棍……一位一声不响、专写别人的女才子，当然叫人害怕！”此外，还有奥斯丁家里——这一家人本来不爱自己张扬，然而，人们说，简的哥哥们“非常喜欢她，并且以她为荣。他们因为她的天才、她的美德、她那吸引人的风度而喜爱她。后来，他们每个人都爱设想自己的某个侄女或者女儿在某一点上跟自己亲爱的妹妹简相像——可是，能够和她相媲美的人，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既是性格可爱、又有古板脾气，在家受人喜爱，出外又被人畏惧，既是刀子嘴，又有软心肠——这些明显的差异出现在她一个人身上倒也不算水火不容。我们若是看看她的小说，就会发现让我们跌跤栽跟斗的还是这位作家的这种复杂性格。
首先，费拉德尔菲亚眼里的这个脾气古怪、装模作样、一点儿不像十二岁孩子的一本正经的小姑娘，很快就写了一本令人吃惊、毫无孩子气的小说《爱情与友谊》4——说来叫人难以相信，这竟是她在十五岁写的东西。它写出来显然是为了在书房里逗笑，其中一篇故事以装出来的庄严口气献给作者的哥哥；另一篇则由她的姐姐以灵巧的笔法画了一些水彩头像作为插图。我们感到，这些都是只供家里传阅的作品，其中的讽刺很能打中要害——奥斯丁家的孩子们都爱嘲笑那些上流妇女，因为她们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然后一头晕倒在沙发上”。
兄弟姐妹们听着简大声朗读着她对于大家所厌恶的恶习的绝妙讽刺，一定会哈哈大笑：“为了奥古斯大去世，我伤心死了。一次不幸的晕倒，简直要了我的命。亲爱的劳拉，对于晕倒可要当心呀。……发疯多少回都随你的便，可千万不要晕倒。……”5她就这样信笔写下去，能写多快就写多快，简直来不及把字母拼清楚，叙说着关于劳拉和索菲亚、费兰德尔和古斯塔夫，以及每隔一天驾着马车在爱丁堡和斯特灵两地之间跑一趟的那位绅士、关于在桌子抽屉里保存的那份财物的失窃，以及扮演《麦克白斯》一剧的那一家挨冷受饿的母子们的种种难以置信的奇遇。毫无疑问，这本小说一定在书房里引起他们纵声大笑。然而，另一事实也很明白，就是说：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坐在他们那间共用起居室里她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写东西，绝不仅仅是为了博得兄弟姐妹们一笑，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家里人看一看。她既是为了众人而写，又不是特为什么人而写；既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她自己那个时代而写——换句话说，简·奥斯丁早在她的少年时代就认真从事写作了。这一点，我们从书中那些语句的节奏、条理和严整，就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她不过是一位好脾气、有礼貌、待人殷勤的年轻姑娘，对这种人我们很难说是讨厌——她只是被人藐视罢了。”6写出这种句子，自然不是光为在圣诞节好玩儿。活泼、轻松、充满妙趣，无拘无束到了接近胡闹的地步——《爱情与友谊》的内容不过如此。但是，在全书之中，清楚而嘹亮地响彻着一种调子，与其他方面绝不相混——那又是什么呢？那是笑声。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从自己的小小角落里笑着这个世界。
十五岁的女孩子总是爱笑。宾尼先生要吃糖却错吃了盐，她们要笑。汤金斯老太太一屁股坐在猫身上，她们更是笑得要死。可是，过一阵儿，她们又哭鼻子。她们还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立足点，从那里可以看出：在人性中总有某种东西永远惹人发笑；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总有某种癖性，永远引起我们的讽刺。她们还不知道：格雷维尔夫人7以白眼待人，可怜的玛丽亚遭人白眼——这是舞厅里边常常发生的事。但是，对于这一点，简·奥斯丁好像从出生之日就知道了。她一生下来，好像就有一位守在她摇篮边的仙女带领着她在全世界飞翔巡游了一遍；当她再躺进摇篮里，她不仅已经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且连自己一生活动的范围也都选定了，只要能牢牢控制住这个领域，她对别的什么就再无所求。因此，到了十五岁，她就对于别人很少抱有幻想，对于自己则一点儿幻想也没有了。这时，她的作品已经写得精致而优美，而且写作中不是以本教区为着眼点，而是以全世界为着眼点。不可思议的是，她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当作家简·奥斯丁在这本书中最出色的一篇特写里写下格雷维尔夫人的一段谈话时，丝毫也没有流露出牧师女儿简·奥斯丁由于自己曾经受人冷落因而心怀怒气的任何痕迹。她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而我们也了解她那目标在人性中所处的确切方位。我们所以能够了解，是因为她遵守自己的决定，从不超越自己的范围以外。即使在十五岁，正当感情脆弱之年，她也从不会对要写的东西难为情地转过身去，在一阵怜悯心的发作之中抹去讽刺的锋芒，也不会让一片热情的迷雾遮住事物的轮廓。她像是拿着一根棍子指点说：兴奋和狂热的发作只能到此为止，界限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她也不否认：月亮呀、山峰呀、城堡呀——在界限的那一边存在着。她甚至还写过一部传奇8。那是为苏格兰女王9写的。她确实对她佩服极了。她称她为“世界上的一位第一流的人物，一位令人心迷神醉的女王，她在生前唯一的朋友是诺福克公爵，而在今天她的朋友只有韦特克先生、列夫洛伊太太、奈特太太10和我自己了”。这些话干净利落地给她的热情画了一个范围，最后以一笑收场。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勃朗特姊妹们于时隔不久之后在自己家里用什么样的字眼儿谈论威灵顿公爵11，那倒是挺有趣儿的。
这位一本正经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她成为米特福太太印象中那个“最最漂亮、最最傻里傻气、最爱拿腔作势、只顾忙着找对象的轻浮丫头”；然后，不知怎地，她又成为一部叫做《傲慢与偏见》的小说的作者——这部稿子，是她躲在一扇吱吱作响的门背后偷偷写出来的，没法出版，一搁几年。稍后，据说她又动手写了另一部小说《沃特森一家》12，可是，不知为什么不满意，没写完就撂下了。大作家的二流作品值得一读，因为它们可为他那传世杰作提供最好的评比材料。在这部稿子里，她的写作难点暴露得比较清楚，她为了克服这些难点而使用的方法也没有怎么掩盖。首先，开头几章就写得那样生硬、朴拙，这表明她属于那么一批作家，他们在初稿里先把事件光秃秃地摆出来，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工，使得情节血肉丰满，并用气氛把情节烘托起来。这到底如何进行——删掉什么，增添什么，用哪些艺术手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奇迹总会实现，十四年单调的家庭生活经历总会改造成为小说中既妙绝又不见凿痕的序幕，而我们又绝对猜想不出简·奥斯丁为了这几页开场白曾经付出多大苦工进行反复修改。这样，我们就看出来：她毕竟不是魔术师。像别的许多作家一样，她必须创造出某种氛围，好使得自己独具的天才能够结出果实来。她在摸索着，我们也在等待着。突然，局面打开了；于是，情节像她想象的那样发展起来：爱德华兹一家参加舞会去了。陶林森一家的马车开过去了。她还告诉我们，“给查理准备了一副手套，叫他好好戴上”。汤姆·慕思格雷夫带了一大桶牡蛎，退居到某个偏远角落，生活极为舒适13。她的天才解放出来了，活跃了。同时，我们在她影响之下，心中也产生一种特殊的紧张强烈之感。但是，这里的情节写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村镇上的一次舞会；几对舞伴在厅堂里相见、拉手；再吃点儿什么、喝点儿什么；最大的不幸事故仅仅是某一个小伙子遭到一位姑娘的白眼，又受到另一位姑娘垂青。没有什么悲剧，也没有什么英雄壮举。然而，不知因为什么，与表面上那种隆重气氛极不相称的是：这个小小场面非常动人。它使我们看到：既然爱玛在这个舞厅里就这样举止大方，那么，当她处在人生中那些重大关键时期，受真情实意所指使，对人又会多么体贴入微、一片柔情——在我们眼前，这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这么说，简·奥斯丁实际上比表面看来要远远更为通达人情。她督促我们把小说里没有写出的东西补充起来。表面上，她写的是区区小事，然而这小事又包含着一点儿什么——它在读者心中扩大发展，变成具有永恒形态的生活场景。重点总是放在人物性格上面。我们很想知道：当奥斯朋勋爵14和汤姆·慕思格雷夫在三点差五分来访，玛利也将茶盘和刀叉盒端进来的时候，爱玛究竟举止表现如何？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这些少爷一贯讲究高贵派头，爱玛说不定会表现得缺乏教养、粗俗不堪、一无足取。对话曲折反复，更叫我们提心吊胆。我们的关心一半儿是为此刻，一半儿也是为了未来。所以，到末了，当爱玛应对自如，丝毫不辜负我们最高的期望，我们竟受到了感动，好像做了某一个天大事件的见证人。的确，这部未完成的、而且基本上又属于次品的小说里，业已具备了构成简·奥斯丁之伟大的一切因素。它已经具备了文学中足以垂之久远的素质。即使不提书中热闹的表面气氛和栩栩如生的描写，仍然还有对于人的流品的精微过人的识别，那能给读者带来更深的乐趣。如果连这一点也不予考虑，我们还可以怀着极大的满足对于一场舞会从纯艺术的角度加以细细品味——其中的情感是那样丰富多变，各个角色之间又安排得那样匀实，我们可以对它本身单独欣赏，像欣赏诗歌一样，只是为了艺术，而不是把这个场面当作故事发展的一个环节。
但是，街谈巷议中提到简·奥斯丁，说她脾气古板、拘谨、沉默寡言，是“人见人怕的怪物”。关于这一点，也有迹象可寻：她下笔够辣，在整个文学史上算得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讽刺作家。《沃特森一家》开头那粗拙的几章，表明她并非多产的天才，不像艾米莉·勃朗特，只要打开一条门缝，个人才华就一下子全都暴露。她小小心心、高高兴兴地采集着一根一根小树枝和秸草，把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搭成一个小巢——这些干枝、禾秸还带点儿尘土。乡间，有大户人家，有小户人家；还有茶会、宴会、偶尔的野餐；靠着可贵的亲戚朋友、充裕的收入过日子；泥泞的道路，溅湿的脚，总感到日子腻烦的太太们；而支撑着这种生活的，是乡下的中上层人家所共同享有的那一点儿信条、权势和教养。罪恶、冒险、激情，都被排除在这种生活以外。但是，对于这种平凡、琐屑的生活，她什么也不回避，什么也不曾被她忽略过去。她耐心地、准确地叙述他们如何“一路不停，一直走到纽伯利，在那儿舒舒服服吃了一顿，接着还有宴会和晚餐，一天的欢乐和疲劳这才收束。”15对于传统习俗，她不是光在口头上赞赏——她不仅把它们接受下来，而且心悦诚服地相信。当她要描写像艾德蒙·贝特兰16那样一位牧师或者一位水手的时候，碍于他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职责，她似乎不得不将自己最拿手的本领，即诙谐的天才，稍稍加以收敛，因此，也就只好进行一番四平八稳的赞颂或者平铺直叙的描述。但是，这些只是例外。就一般而论，她的态度让人想起了那位不知名的太太的喊叫：“一位一声不响、专爱写别人的女才子，实在叫人害怕！”她既不想匡正，也不想消灭，只是沉默不语，那也确实够叫人害怕的。在她笔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蠢人、自命不凡者、世俗之徒，像考林斯先生、瓦尔特·艾略特爵士、班乃特太太之类17。她使用鞭笞一般的语言，为他们勾勒出一幅幅剪影——永远这样存在着。对于他们，既没有原谅，也没有慈悲。对裘丽亚和玛丽亚·贝特兰，写过之后，了无痕迹可留；但是，贝特兰夫人18却永远地“坐在那里，喊叫着帕格，不让他到花坛那里去”。19而且，赏罚公正而神圣。格兰特博士一开始爱吃嫩乎乎的鹅肉，结果“由于一周连赴三次盛大宴会以致中风不起。”20有时候，我们觉得：她笔下那些人物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为了让简·奥斯丁对他们痛加鞭笞，以此作为最大的快乐。对此，她感到志得意满；所以，对于他们当中任何人，她都不愿动他一根毫毛，也不愿挪动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一块砖、一片草叶，因为它给她带来妙不可言的愉快。(https://www.daowen.com)
而且，我们也不想改变。因为，即使自尊心受伤的痛苦或者义愤引起的激情，驱使我们要去匡正这个充满了恶意、卑劣和愚蠢的世界，这种任务也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人们就是那个模样——十五岁的小姑娘明白这一点；成年的妇人更证实了这一点。当此时刻，贝特兰夫人正在阻止帕格到花坛那里去；她迟迟地派恰普曼去帮助范妮小姐。作者眼力准确，贯穿在作品里的讽刺也十分恰当——不过，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漏过去。因为，并没有什么卑劣的痕迹、恶意的暗示把我们从沉思默想中惊醒。喜悦就奇妙地混合在我们的好笑之中。美，把这些蠢人们也照射得光彩夺目了。
这种难以捉摸的本领往往是由许多差别极大的成分所组成的，只有某种特殊的天才才能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简·奥斯丁的才智还以成熟的鉴赏力为她的亲密伙伴。在她笔下，蠢人之所以为蠢人，势利小人之所以为势利小人，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她心目中的精神健全和神智正常的规范——这一点，在她使我们发笑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传达给我们了。哪一位小说家都没有像她这样充分利用了自己对于人的不同流品的明细的感觉。以自己准确无误的心灵、万无一失的鉴赏力、严峻的道德概念为鉴别标准，她揭发出那些背离了仁慈、诚实、真挚——这些英国文学中令人喜爱的主题的种种偏向。她刻画玛利·克劳福21那种善恶交错的性格时，所使用的就完全是这种方法。简·奥斯丁让她喋喋不休地说她反对当教士、赞成做一个男爵并且拥有每年一百镑的收入，谈得滔滔不绝、兴致勃勃；但是，作者有时自己插一句话，话说得十分平静而又非常协调，于是，玛利·克劳福的唠唠叨叨，尽管依然使我们觉得可笑，却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了。正是为此，她笔下的种种场面才具有深度、美感和复杂性。通过诸如此类的对比，产生了某种美、甚至庄严——这不仅像她的才智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它也就是她那才智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沃特森一家》中，作者让我们对她这种才能预先有所体会，这使我们感到诧异：像她描写的那么一件平平常常的友爱行动，为什么会那样意味深长？在她那些传世杰作之中，这一种天才磨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品里并不存在什么不寻常的事件，不过是在诺桑普顿郡22，某一个中午，一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站在楼梯上，跟一个样子柔弱的姑娘谈着话——他们正要上楼去换上赴宴穿的衣服，侍女们从他们身边走过。这一切都是平凡而又琐屑。但是，他们说的话突然变得大有含意，而这次谈话也就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这个场面一下子具有了实在的内容，它发出光亮，在我们眼前飘动，顷刻之间变得意味深长，颤动着，又平静下来；接着，侍女来了，于是，全部人生幸福凝聚于此的这一滴水珠，便悄悄沉入生活的海洋，化为平凡的人生潮汐中的一部分了。
简·奥斯丁既然具有这种洞察人物内心奥秘的眼光，那么，她选定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诸如社交宴集、效游野餐、乡村舞会之类，作为她的写作内容，岂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摄政王或者克拉克先生“有意请她改变自己的写作路子”的建议引不起她的兴趣23；什么浪漫传奇、冒险故事、政界动态、男女偷情等，根本不能和她亲眼所见的乡间别墅里楼梯间的生活相比。确实，摄政王和他的图书管理员碰了一个大钉子；他们竟然企图支配一颗不受腐蚀的良心，搅乱作家那绝对可靠的判断力。这位作家，当她还是十五岁小姑娘的时候，就写出了那些细腻优美的文章，而且一生从未停止过写这样的文章；她从来不为什么摄政王和他的图书管理员写作，只为广大世人写作。她完全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对于自己的作品持有高标准的作家，适合于处理什么样的题材。有一些生活印象不在她的写作范围以内；有一些情感，无论她怎样努力、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给它们披上适当的外衣、找到适当的表现形式。譬如说，她就不会让一个姑娘热情洋溢地谈论旗帜和小礼拜堂。她也不会倾全部心力去描写某个富有浪漫情调的时刻。她采取各种方法回避爱情场面。对于大自然及其种种美景，她总是拿一种她自己特有的方式从侧面接近。她描写一个美丽的夜晚，可以一字不提月亮。然而，我们读着她以严整的寥寥数语写到那“晴空无云的明朗夜晚，衬托着森林的深幽的阴影”，我们立刻感到那夜晚正像她简单明了写的那样“庄严、宁帖、明媚可爱”。24
她在多种才能之间能够保持一种非凡圆满的平衡。凡是她完成了的小说都没有败笔，也没有哪一两章写得不如其他各章。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毕竟在四十二岁就死了。她是正当自己才华横溢时死去的。那时，她的创作事业还可能发生种种变化，因为，一个作家的晚年往往最引人注意。简·奥斯丁性情活泼，不受拘束，富有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假如她能再多活些年，毫无疑问，她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就促使我们深思：她究竟会不会再换一种另外的写法？界线是清清楚楚的：月亮，山峰，城堡，都在她写作范围之外。但是，她有时候不也很想暂时越过这道界线吗？她不是已经开始高高兴兴、才气焕发地构思着一次小小的探奇览胜的航行吗？
让我们举出她最后一部完成的小说《劝告》25，以它为根据，来看一看，假如她再活些年，可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吧。在《劝告》中既有特殊的美，也有特殊的枯燥。这种枯燥往往是在两个创作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特征。这时候，作家有点儿写腻了。她对于自己圈子里的一切都熟透了，写起它们来再也感不到新鲜。小说里的喜剧场面也给人以疾言厉色之感，表示作者对于沃尔特爵士的浮华、艾略特小姐的势利26失去了兴味。讽刺变得生硬了，喜剧场面变得粗糙了。她不再能新鲜活泼地体察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妙趣。她的心思无法完全集中到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上。尽管我们感到简·奥斯丁从前曾经这样写，而且写得很好，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她已经打算尝试一下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劝告》中已经有了某种新的元素、新的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休厄尔博士27才大大激动起来，并且坚持说这部书“是她最优秀的作品”。她开始发现世界比她原先所想象的更为广阔、更为神秘、更有浪漫情调。我们感到她关于安妮所说的一句话也同样适合于她自己：“青年时期，她被迫不得不谨言慎行；及至年龄渐长，她才懂得什么叫做浪漫——这是从不自然的开端引起的自然的结果。”28于是，她频频谈论大自然的沉郁之美，并在往日习惯于谈论春天的地方谈论起了秋天。她谈论着“乡间秋天季节里的那种既令人惬意又令人忧郁的感染力”。她注意到“黄褐色的叶子，干枯了的篱笆”。她还说：“人不会因为在某个地方受过苦就不爱那个地方。”29但是，我们还发现：她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对于大自然的敏感，连她对于人生的态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在大半部小说里，她通过一个女主人公30的眼睛去观看人生——这位妇女由于自己身遭不幸，对于别人的幸福和不幸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且，一直到小说末尾，她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对一切暗自品评。因此，这种观感不像通常那样从事实中获取，而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音乐会一场和关于女人对爱情的坚贞的著名谈话，都明明白白表达出这么一种感情，它不仅证明了简·奥斯丁曾经恋爱过这一传记事实，而且提供了她已经说出这一件事实的美学根据。在心底深处埋藏的重大人生经历，只有经过了时间的推移将其净化，她才允许自己在小说中加以利用。但是，如今到了1817年，她已经准备就绪。而且，从外界来说，她的处境也很快就要发生变化。因为，她的名声增长得很慢。“我怀疑，”奥斯丁-利先生31写道，“能否再指出另外哪一位著名作家，像她那样自身完全在默默无闻之中过日子。”假如她能多活几年，一切就会改变。她可能要到伦敦去住一住，接受宴请，跟别人共进午餐，会见有名的人物，认识新的朋友，读读书，外出旅行，然后，把自己所积累的观察所得带回到她那安静的乡间小屋里，在闲暇时慢慢回味。
这一切会对她没有来得及写出的六部小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她肯定不会写关于犯罪、情欲和冒险的作品。她也不会由于出版商的纠缠和亲友们的恭维而匆匆忙忙赶稿子，以致弄得潦草终篇或者写下违心之作。但是，她会了解到更多的事物。她原来的安全感将会受到震动。她作品中的喜剧情调将会受到损失。为了使得我们对于她的人物有所了解，她可能不再那样依靠对话（这一点，从《劝告》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而更多地依靠着评说。原来那些令人惊奇的小小谈话片断，在短短几分钟的聊天儿中把我们所须要知道的关于某位克罗夫特海军司令、某位慕斯格罗夫夫人32的一切都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像那样用速记方式的淡淡几笔来代替几个章节的心理分析的办法，这时已经显得过于粗糙，容纳不下她现在对于错综复杂的人性的观察结果了。她会想出一种新的手法，还像以往那样条理分明，但是更深入、更富有暗示性，不但能够表达出人们说出的话，而且也能表达出人们没有说出的心意；不但能写出人们的本质，而且也能写出生活的本质。她会离开她的人物稍稍远一点儿，更多地把他们当做一个群体来看待，而不仅仅把他们当做一个个单独的人。她的讽刺手法也许不再那样频繁地使用，但却会变得更尖锐、更有力。她可能成为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33的先驱者——但是，不必再说了，这些推测都是白费气力。这位在妇女当中最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写出了不朽作品的作家，“正当她对于自己的成功开始树立起信心的时候”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