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院长的十二月》是索尔·贝娄于1975年发表《洪堡的礼物》并因此而于197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出版的另一部力作。该书自1982年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发表以来，虽说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但普遍认为是贝娄继《洪堡的礼物》的巨大成功之后的一次败笔。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休·坎纳（Hugh Kenner）认为该小说充斥着主人公过分的沉思冥想，属于“贝娄的劣作”；英国评论家乔纳生·拉班（Jonathan Laban）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热情沉思的推理之作……既富丽堂皇又枯燥乏味”。美国舆论界一致认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在借这部小说猛烈抨击他的国人。按贝娄本人的说法，他原本是要写一部关于芝加哥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但发现新闻手法过于拘谨，于是便写成了散漫的推理小说；他还指出该书的写作受到图书俱乐部的催促，这是导致该书“败笔”的另一原因[1]。

然而，导致该书“败笔”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它与《洪堡的礼物》的相似性——关于现代都市芝加哥和社会主义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部“双城记”。前者弥漫着恐怖、凶杀、种族迫害、夜总会政治和道德败坏；后者浸透着恐惧、威胁、人身迫害、高压政治和官僚腐败。而在精神上徘徊于二者之间，并通过保持一定的地理和心理距离，而试图对二者做出道德判断的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阿尔伯特·科尔德。

实际上，科尔德并不是贝娄小说中的陌生人物；就其对重大的人性问题的思考来看，他使人想到《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受害者》中的阿萨·利文撒尔、《赫索格》中的摩西·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赛姆勒和《洪堡的礼物》中的查理·西特林。他们都是沉思者、理想主义者、幻灭的现实主义者。所不同的是，科尔德试图以其理性的思考找到对立面之间的关联物——他在罗马尼亚的经历、苏联统治下的高压政治给人带来的恐惧并未使他感到美国生活的优越，而是引导他去寻找这两种政治权力之间的一种共生关联：“正是软弱的民主产生专制。”

科尔德原本是《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靠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帮助而于一夜之间赢得了世界声誉，但他不久就抛弃了这种令人垂涎的职业和声誉而到大学寻找隐身之所。而当他成为芝加哥一所著名学院的院长之后，他又不顾身份地位而撰写一系列揭露性文章，不时使学院陷入窘境。在小说开始时，他正在进行一场要把杀害白人学生的黑人凶手绳之以法的圣战，因而使他本人蒙受种族主义者的罪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会置名誉地位于不顾，一味追求外表之下的“真实”？他为什么要写那些关于芝加哥黑暗面的文章，抨击社会的腐败，因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呢？他为什么这样苦苦地思索、探求人生的根底？一个不太明确的回答或许是：“一生的经历、迷惑和折磨需要得到阐释。”

贝娄试图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对科尔德的行为作出解释。教务长韦特认为科尔德不过是个傻瓜，未受过博士教育的局外人，具有感情障碍的不可教化者。杜威·斯潘格勒曾与科尔德一起在芝加哥长大，有过共同的记者经历。他认为科尔德是在与学院的象牙塔作对，通过在《哈珀氏》上发表文章寻求诗意的启示，或从事恶魔的邪恶，搅浑一潭清水，让全城人深受其害。科尔德的已故妹夫扎赫纳认为这位院长是位涉世不深、自愿受骗的傻瓜，是H.L.门肯所说的美国的书呆子。扎赫纳的儿子、科尔德的外甥梅森认为科尔德是位杰出的复仇者、种族主义者和乐于窥视恐怖事件的狂人。那么，对上述这些评价和攻击，科尔德本人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教务长对他的评价不置可否，并认为教务长是他的行为的重要阐释者；斯宾格勒对他的分析不过证明了这位争名夺利的记者根本不理解科尔德何以会毁掉来之不易的名誉和地位；关于扎赫纳对他的评价，他并未认真地表示反对；而在梅森对他的抨击中他却看到了真实的东西，实际上，他认为梅森“发出了芝加哥的真正的声音——是从其最底层发出的时代的精神”。科尔德对这些恶意攻击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有时甚至表示赞同，这似乎深化了贝娄对科尔德复杂性格的刻画，使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对这位院长及其行为更加迷惑不解。

然而，这并非是全部。与这些美国男性人物相对应的还有一些东欧的女性人物。这就是科尔德所谓的“爱的共同体”，“一个扩大了的女性等级制”。在这个共同体中，有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女家长瓦勒丽娅，她三十年前由于丈夫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失宠，经过多年的被排挤和压制后又重新为党工作；故事开始时，科尔德和妻子米娜就是从美国来布加勒斯特看望病入膏肓的瓦勒丽娅的。瓦勒丽娅的女儿米娜是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二十年前离开罗马尼亚去西方学习，加入美国国籍时并未放弃罗马尼亚国籍；事实上，这许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生活和工作的母亲瓦勒丽娅，一直都受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学习和工作的女儿米娜的牵连。除此二位重要人物之外，这个共同体中还有几位次要人物：瓦勒丽娅的妹妹琪琪，在瓦勒丽娅病重期间和死后接任女家长的职位；女仆伊奥安娜，忠诚于瓦勒丽娅和琪琪，但为了保住门房的职业而不得不向秘密警察报告这两位女人的行动；比契教授的助手夫拉达，她在芝加哥从事化学研究工作，与米娜有着民族、职业、情感上的共鸣；此外，还有一些乐于听从琪琪吩咐、过去曾受惠于瓦勒丽娅、因此愿意清晨早起到黑市排队为科尔德购买廉价咖啡、橘子、牛肉等一应物品的老年妇女们。这个由女人们构成的“爱的共同体”与芝加哥的男性自私自利者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甚至能在政治高压之下超越个人私利而维护了人性的真正价值。

毫无疑问，贝娄着意刻画的这两组性格迥异的男女人物，除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之外，在技巧上仍然是为了突出科尔德这个人物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尽管这些女人们在内部构成了一个“爱的共同体”，但她们对科尔德这位美国学院的院长仍然存有戒备和怀疑。他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他是否真的能与米娜白头偕老？他是否真的爱米娜？但是，科尔德对待这些女人们的怀疑而扭曲的目光却迥异于他对待那些各自为敌的芝加哥男人们。她们在他的情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瓦勒丽娅个人体现的人性博爱源自古老之根，源自更深切的生活，源自伟大的母性力量。在科尔德眼里，瓦勒丽娅象征着现代意识业已丢失的意识统一。他对“基本上具有谋杀性质的先进的现代意识几乎毫无敬意”。“因为先进的现代意识是一种被还原了的意识，它仅仅包含着文明所能够安置的最小数量的家具（实际的判断，空泛的道德概括，速写、漫画人物而非人类）；而意识，由于其装备在人性上如此贫乏，如此抽象，因此从根本上是具有谋杀性质的。”

事实上，贝娄借科尔德之口表达的对女性人物的深切敬意，也与他在早期作品中表达的对女性的憎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院长的十二月》实际上是他自身生活的写照：1975年，即贝娄与苏珊·格拉斯曼离婚七年后，他与亚历山德拉·尤内斯库·图尔恰结了婚，婚后生活和谐美满，这可以从科尔德对米娜的关怀和理解中看出。图尔恰是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位理论数学教授。与小说中的米娜一样，她是罗马尼亚人。70年代末，贝娄曾陪同他的这位第四任妻子前往罗马尼亚看望奄奄一息的岳母。如约瑟夫·科恩所说：“这部小说如果不是贝娄对妻子细腻的、发自内心的、动情的赞美的话，那它就什么也不是。”[2]然而，不容忽视的还有另一件事实：1976年，贝娄的妻子去希伯莱大学讲学，贝娄陪同来到以色列，并根据亲身经历写出杂记《耶路撒冷去来》。书中，他从局外人的角度深化了他反复提炼的一个主题，即一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并不能改变犹太人的生活和命运。该书证实了贝娄为在两种身份——美籍犹太人和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保持平衡而一直付出的努力，为此，他开始写作一部关于芝加哥氛围的书。但在写作过程中，以色列和芝加哥的素材不知不觉地与对罗马尼亚和岳母的死的回忆融合在一起，于是，《院长的十二月》应运而生。这就是前述由一部非虚构小说到虚构小说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贝娄通过对科尔德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解构主义的刻画，揭示出这个人物身上反映的多元决定因素，从而体现出后工业社会的芝加哥与社会主义的布加勒斯特之间、西方的男性人物群与东欧的女性人物群之间、以及男性人物与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与女性人物之间的矛盾的特殊性和共性，最终达到对作者本人所代表的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元结构的一种自我消解。(https://www.daowen.com)

科尔德对不同的人对他的不同看法均采取容忍、接受甚至欢迎的态度，是因为这些看法从不同角度提供各不相同的瞬间启示：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反动派；保守派认为他是疯子；梅森认为他是罪人。这些不同见解很容易把他置于一种分化之中：分化的见解标识分化的性格，因而也代表着社会和社会的人的分化。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科尔德（贝娄）能够认识到人的分化和人的悖谬的生存是不堪忍受的，然而，人的生存又摆脱不了分化和悖谬。“人被疯狂地搅乱了，仿佛是一个狂人。”垮掉派的语言是“不真实的”，“陌生的，书呆子气十足的——十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是所多玛的罪恶与圣索菲亚崇拜的共存”。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科尔德得出了必须适应这种分化的结论：在高压之下做到自我抑制的女人们（瓦勒丽娅、米娜、夫拉达）意味着适应是一种可行的策略：他与米娜之间发生的那种“催眠的联合”，他与那些女人们之间发展的那种理解和精神共鸣，他对来自不同人的攻击辱骂的容忍，仙客来在布加勒斯特火葬场冰冷的空气中繁茂的生长，甚至炼人炉里的黑烟向开阔处的升腾，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适应。

这种认识导致了他在小说结尾处表达的双重关怀：对米娜冰冷的天文台的关怀和对回归温暖大地的关怀。这两种关怀已不再构成紧张、悖谬、激烈冲突的矛盾，而是消解成一种平常之心，这是一个顽固的分化世界所要求他必须拥有的，是对这种顽固的分化世界的一种必然适应和调整。这也许是索尔·贝娄对后工业社会给人们提出的种种疑难窘迫的问题做出的一个回答，同时也是读者能从科尔德痛苦的精神挣扎中，从他对所处社会和时代的冷静思考中所能获得的一点启示。

惟其如此，《院长的十二月》就不是如西方评论家所说的一次“败笔”，而恰恰是一次成功，索尔·贝娄拥有后工业社会中犹太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语境中的逐渐边缘化，都证明贝娄在这部小说中所求索的是人如何在新的环境下适应自身生存状态，如何在世俗生活的喧嚣烦躁中达到心灵的平静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果说这部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科尔德对后现代人生的整体思考的话，那么，贝娄便通过主人公“散漫的推理”和“沉思冥想”而实现了这种价值。这也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点体会。

是为序。

陈永国

1998年6月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