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科尔德在美国过着一位行政官的生活——难道一位学院院长不是一位行政官吗？他发现自己已距大本营有六七千英里之遥，来到了冬天的布加勒斯特，将自己关闭在一座老式公寓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善良友好，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是热心肠，他非常喜欢他们，在他眼里他们就是“旧欧洲”。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紧张事务。这不是一次普通拜访，妻子的母亲行将就木，科尔德是来给予帮助的，但他所能为米娜做的事真是太少了。语言是个问题。这里的人们不太讲法语，英语就更少讲了。于是，科尔德这位学院院长便在米娜的旧房间里捱度时日，呷咽着烈性的洋李白兰地，草草浏览那些古旧的书籍，眺望窗外，凝视着地震破坏后的建筑，冬季滑雪，灰鸽子，被削去梢尖的树木，还有在电缆下咝咝作响的肮脏的橘铜色的电车。

科尔德的岳母先是心脏病发，然后中风，现在医院住院治疗。只有党的医院拥有能使她治愈的机器，但医院的规矩是严格的。她在受特护，不许探视。科尔德乘坐一天一夜的飞机来看望她，但在五天里只见到她两次——第一次是经过特许的，第二次则未经官方允许。医院院长是秘密警察的一位上校，由于有人违犯了纪律而大为恼火。他是个难对付的官僚。医院职工见到他都提心吊胆。米娜和姨妈琪琪作出决定（科尔德参与了讨论），出于礼貌他们要求约个时间与上校会面。“我们试着来和他讲讲道理吧。”

在电话里，上校说，“好，来吧。”

去见他时，米娜让丈夫随同前往，一个美国人，来自芝加哥的一位院长，虽不甚年长但他的出现也许会缓和一下上校的愠怒的，结果并非如此。上校身体消瘦，两鬓凹陷，身子裹得紧紧的，是那种混合型应变力强的人。显然，他不会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国有法，家有规，一个机关必须遵守规矩。科尔德擅自发表了意见；他提到他自己就是一位行政官员——曾在巴黎的《先驱者》报工作多年，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上校彬彬有礼地让他把话讲完；他沉着脸，瘪着嘴，不动声色地听着。他听到了并且容忍了那种关于行政官的比较，嗤之以鼻。他未言语；院长讲完后，他又转向米娜。

这不成体统，在任何情况下行政部门都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愤怒之下，米娜沉默不语。她还能怎么样？在这里惟一该愤怒的应是上校。他那冲天的怒气——他还让那怒气直冲九霄——只是由于他低沉的嗓音才未充分表现出来。一个男低音歌手的嗓音又能怎样尖厉呢？科尔德本人也嗓音低沉，比上校低沉，更具颤音。上校束装紧裹，科尔德则趋于宽松。上校稀疏的头发油光光地背向脑后，军人风度，科尔德的秃头则蓬乱无束，一片开阔的凸地之后便是脑后的杂乱蔓生。从这张放大了的脸庞发出一道褐色的凝视，一个复杂的精神在谈话过程中表现一种心不在焉的或许是梦幻的倾向。你不能指望一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上校会相信这样一个人。他不过是个美国人，那个国家的中部地区某个学院的院长。在这两个客人中，米娜迄今仍是比较显贵的人物。上校不久一定会知道，这个漂亮女人是一位天文学教授，颇有国际声望。一位“硬”科学家。对上校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被这些考虑所打动。他和她从事同样艰巨的事业，抑或他的事业更艰巨。

米娜在谈到母亲时颇为动情。她是独生女。上校对她的话无半点误解。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女儿看受特护、半身麻痹的母亲，虽说不懂那种语言，科尔德还是毫不费力地听懂了这一切，并这样解释上校的看法：有医院，就自然要有将死之人。由于特殊情况，所以要在米娜与丈夫到来时对其加以审查，但却出了个未经允许的第二次探视（这又是一次不满的重申）。

米娜轻声地为丈夫做一次扼要的翻译。这其实大可不必。他身穿带皱褶的毛裤和运动衫宽松地坐在那里，一副不合时宜的美国人的样子——在所有不适当的情况下都不能够汲取二十世纪的教训，被历史或命运或一个欧洲人愿意称谓的任何什么力量所饶恕或嘲弄。科尔德对此了如指掌。

他圆睁那双有些凸鼓的褐色眼睛频频点头，与这层楼上的以至整个医院步调一致的混杂活动相契合。院长的办公室高而狭窄，并不比大号的衣橱——本国那种可以走进的衣橱宽敞多少。办公桌也很小。除了上校的权威其他东西都不大。用电装置高高挂起，远不可及。这里与布加勒斯特的其他地方一样，供电不足。罗马尼亚能源短缺——这是由于降雨量偏低和堤坝水位低造成的。这就对了，去责怪自然吧！下午三时许，十二月的褐色已经降临。到四点钟，它已经爬下堵堵拉毛粉饰的旧墙，那是共产党人住宅区的灰色：褐色的黑暗盖过人行道，然后更混浊地从人行道回转，把一柱柱街灯隔绝。在冬季混浊郁闷的光线中这些街灯发出无力的黄光。空气的悲凄，科尔德如是称。黄昏的最后一幕中一层褐色的沉积仿佛环绕着街灯。之后便是苍白的死亡时刻，夜开始了。这里的夜实在难熬，阿尔伯特·科尔德想道。他扑通一声坐下，头重脚轻，宽大的脑袋在寻找着它不可能从其躯干得到的支撑。这使他那郁郁寡欢的双眼更加凸鼓，那连鬓的眉毛，连眼镜的架梁也失去了水平。给他以真情实感的还是他的妻子，她那漂亮的后背、脖颈和那好看的脸蛋，但无情的上校对此无动于衷。也许这只能使他想起这位著名的女士在二十年前犯下的错误。当时她获准到西方去学习，而现在回到这里只是因为母亲病危，而且是在丈夫——这位美国学院院长的陪护下前来的。他们没有签证，着陆时有一位美国官员来迎接（这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上校一定会了解所有这一切的。米娜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她从未正式抛弃罗马尼亚公民权，如果有此倾向，政府会来找她麻烦的。

作为卫生部部长的瓦勒丽娅俨然是个老太婆，可现在还不是党员，从那次事件[1]以后就不曾是过。她失宠了。那是30年前的事。当时她受到报纸和广播的公开批判，被驱逐出党，受到监禁的威胁，也受到死亡的威胁。她的一个同事在同一次事件中受到牵连，尚未受到审判就在狱中掉了脑袋。这位在安托奈斯库[2]以及纳粹的屠刀下幸存的老军人是被一把斧头或砍肉刀杀害的。瓦勒丽娅医生不知怎么躲过了这一关。瓦勒丽娅医生亲手创建了这家医院，这家党的医院。三个星期以前，也许是感觉到疾病已向她袭来（科尔德认为这是死亡的震颤性预兆，最后的一次不祥之兆；我们每个人都与自己的器官和疾病征兆有着特殊的沟通），她开始四处奔走，琪琪说她每天白天都乘公共汽车和电车去拜访老朋友，安排见面。她在五十年代末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养老金，在老一代政府官员中间她还有一些私人关系。

现在她却被呼吸机、扫描机、检测器团团钩住。中风使呼吸中心器官失去功能，身体左侧瘫痪。她不能说话，也睁不开眼，但她能听，能用右手手指抚摩。她的面部双向交叉缠着胶带，活像英国国旗一般。抑或是遭空袭的城市里的窗玻璃一样。科尔德在担任院长之前曾是一位老记者，对沙袋、窗胶带等战时的情景并不陌生，但却从未见过她脸上的这种交叉绷带；她的脸太娇弱了，而更糟的还是下一步，即气管切除术。他经验丰富，熟悉各个步骤。

在允许你接近瓦勒丽娅之前，你必须要穿上一件消过毒的外衣和硬邦邦的巨大护套，还要戴上手术帽和口罩。瓦勒丽娅明白女儿来看望她，眼睛在眼睑下转动着。米娜就在身边，受到丈夫的保护——这进一步证明了他是可依赖的。科尔德对她说话时，她用力按他的手指算是回答。女婿此时第一次发现她有一个关节畸形。是过去折断的吗？是关节炎吗？那已失去了血色。他以前从未见过她披散着头发，只见过她编着辫子和戴着发夹。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这头漂亮的银发竟有这么长，还有她那便便大腹，下边是一双瘦腿，甚至那也令人担心。她的每一处都使他感动——不啻于此，这使他激动；不啻于此，这使他愤怒，逼他进入野蛮的非非之想。他想要像妻子那样大声哭出来。泪水已涌出，但也是一种迫切的暴力，一种与怜悯和破坏相混合的战胜难关的极度快乐。他已经部分丧失理性，此外又能怎样呢？

这些反应部分是由于疲倦造成的。他们一定非常疲倦，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他劳累，口干唇燥，五脏六腑已经扭伤，肛门仿佛堵塞一般。血液到面部和头部的循环似乎也不充足。一种恶魔的躁动油然而生，对此似乎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一如邪恶势力，狂暴，污秽，不停地发作。同时，他为老太太流出的泪水又是由衷的，眼下他无以抑制，也没什么可装腔作势的。无论是好是坏他同样无所措。在监测器的电子屏幕上，符号和数字振动着，旋转着，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喀嚓声和滴答声。

在会见快要结束时，上校拉出一副审慎的脸相——狡猾，揭人痛处——说如果把瓦勒丽娅从特护病房搬走，那么米娜可以随愿前来探视。一旦脱离那些机器，老太太十五分钟后就会死去。这当然是他未说出口的话。但是这要由你自己作主。这就是那个人打定的挖苦的主意。你把它用在刀尖上了。

科尔德没有听到这段谈话，这是米娜对他讲的。与上校见面后，当他们从水泥人行道向停车场走去时，她说，“我们回家。”

“仿佛在你的脸上系上一只塑料袋然后让你深呼吸一样。”

“我会杀了他的。”也许她会的，你看她那副紧绷着的面孔——那眼神，那拢紧的嘴唇。“我现在该做些什么，阿尔伯特？她会盼着我们，等待着我们。”

他们乘坐彼得勒斯库的俄罗斯小型客车回家，这是在卫星国流行的一种结实气闷的轿车。

米娜的父亲主持部里工作时，米哈依·彼得勒斯库是内务主管，瓦勒丽娅接替已故丈夫的职位后，米哈依仍继原职。他与这个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己并不是医生，一定做过党的监察员。他不可能有许多要报告的东西。拉勒什曾是一位天真的观念主义者，一位基督教徒和道德共产党员，在打开病人的头骨之前总要祈求上帝的帮助。他是这个国家的头号神经外科医生，曾在波士顿求教于名人库欣[3]的门下；他一直是太多的情感，太好的心肠，太严格要求自己，以致他只能是位医生而不能成为共产党官员。米娜说她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竟然会如此彻底上当。在三十年代，他曾把在世界性刊物中读到的关于大恐怖、斯大林的劳改营、西班牙共产党与希特勒的协约等消息作为资产阶级宣传而抛在了一边。苏联军队开进布加勒斯特时，他满腔热情，手捧着玫瑰跑到大街上迎接苏联士兵。一个星期内，他们拿走了他手腕上的表，把他从自己的小奔驰中赶了出去，把它开走了，但他毫无怨言。他并未像其他部长们那样搬入别墅，他的同事们不喜欢他这样做，他的朴素太显眼了。在死前，政权已经得出结论说这个人是个傻瓜，把他踢到了楼上。他被任命为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他们不想把他留在身边，他整天抱怨他在医学界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但他并未活到去华盛顿，而只维持了一年。

他死后，人们提议让瓦勒丽娅接替他的职务。她可能认为拒绝会是危险的。米娜当时还很小。彼得勒斯库留下继续作内务主管。克格勃的低职文官，科尔德这样看他。米哈依似乎把他做官的职责变成了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他对科尔德说，他们曾在一起喝过荷兰烈酒，“她是位母亲，给我带来安慰。”而对于数十名其他人，她也是安抚的母亲。瓦勒丽娅是位女家长。科尔德对此深有了解。

但是，彼得勒斯库有时一连几年不露面。在瓦勒丽娅中风前有许多个月没有见到他。即便是现在他也是去向不明，这次出现是意料之外的。彼得勒斯库是个矮胖子，小眼睛；他那顶浅软帽浮盖在头上，帽边的茸毛和耳边的长发混合交织，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关于瓦勒丽娅的每一次谈话中，他的话语都逐渐升高，直到他的嗓音不能再高为止，然后急遽下降，一种情感的迸发。他对瓦勒丽娅的炽热情感可谓戏剧性的。仔细观察他的面孔，科尔德同时估算出他脸上的皱纹大约有四分之三属于粗暴的性格，你不难想像在盘问期间拍桌子甚至能扣动扳机之人的性格。这种粗暴的人不啻在雷蒙德·钱德勒[4]的小说里才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都粗暴，但与女士们在一起，彼得勒斯库则令人赞叹。他举止谦恭有礼，要么便有如使徒一样体贴，蓦然站立，搬动坐椅，从司机座上爬出来为女士们打开他那辆苏联轿车的门。今天他在楼上，站在一边，提建议，接电话，主动帮忙，嘴里咕哝个不停，对米娜和唐蒂·琪琪就像他那两扇长而多肉的耳朵那样温柔。他的下唇充满了要为你服务的炽烈愿望。在他消失之前——因为他不久真的消失了——他在以瓦勒丽娅的弥留之日为主题的情感剧中扮演了一个主角。伟大的瓦勒丽娅的终结。她是位了不起的人——科尔德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瓦勒丽娅和唐蒂·琪琪合住一套公寓。科尔德和米娜就住在那里。来探视的侄男甥女、表兄表妹就只好住旅馆了。根据关于特殊血缘关系的规定，科尔德夫妇获准搬来与琪琪同住。唐蒂·琪琪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病人，但却以异常的效率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她似乎是穿着浴衣、拖鞋和在床上做这些事情的。她比较了解城里的问题——天刚亮就开始排队的上了年岁的妇女们，带着满是油污的购物袋全天候守在那里。科尔德对琪琪的管理技巧深表赞赏。这套公寓里装有试验暖气，而电灯却暗淡无光。暖气装置早饭后便停用。水龙头上午八点便干涸无水，要等到晚上才再次开放。浴缸没有活塞。你要用桶水冲洗便池。科尔德并不是贪图安逸之人。他只是观察到这一切——一位饥饿的观察者。会客室曾经是这位脑外科医生的接待室，备有陈旧臃肿上面堆满了杂乱东西的光秃脱皮的沙发。有颇似拜塔[5]的透雕细工的黄铜灯座。这都是资产阶级时代生产的优质家具。比德迈[6]式的大衣橱也许受到二十年代年轻革命者的鄙视，但是老一代人却把这些东西作为追忆往昔幸福时光的遗迹。非常奇怪，科尔德想道，有多少感情得投入到这条河流中去，那破旧的橙色锦缎和镶嵌珍珠母的框架、小摆设和薄地毯，镀金框的画像，厚厚的百科全书，德文和英文的医学著作。在失宠和被剥夺养老金之后，在被排挤期间，瓦勒丽娅卖掉了最好的银器和瓷器。最后一件巴卡拉[7]水晶玻璃器皿在最近一次地震中打碎了。当她们躺在地毯上时，唐蒂·琪琪听到那件水晶玻璃器皿微微作响，在地板上舞蹈，她这样说。剩下的物体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它们显然是神圣的——它们是这个家的古董：拉勒什医生的工作台，米娜的床，她房间里的照片，甚至于她大学时期的笔记。

这套老公寓是奥斯曼风格[8]在巴尔干半岛的变体，比国际饭店和雅典娜广场要好得多，那里设有集权主义的豪华舒适和秘密警察的盘检——保安措施：窗帘后的器械，隔室里转动的录像带。但在公寓里你也得被窃听，或许是美国最新出品的窃听器。你只要提一提，生产中的美国就会出售。不然法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也会出售。如果你想要谈私话，那就到外边，而甚至在大街上，米娜也会捅捅你，让你注意在那边闲逛、漫步或闲聊的人。“是的，我自己也能看得出他们来。”科尔德说。胖胖的看门人伊奥安娜总是没完没了地与这些悠闲者闲聊。她向她们报告，但她也是这个家庭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子。瓦勒丽娅和唐蒂·琪琪曾不止一次向他们解释这些事宜。

科尔德非常了解这两位老姑娘。瓦勒丽娅曾去过美国，他和米娜也常常在国外见到她们俩。当她们办签证时——这对老姐妹曾飞往巴黎、富兰克福、伦敦，当然必须派人接她们来——没有美元，没有护照，她们身无分文走出那个国家，甚至连出租车费也没有，只是在去年春天，瓦勒丽娅还在英国与科尔德和米娜见面。

瓦勒丽娅对人研究很细，但她也许还不知道她在科尔德情感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她怎么会呢？那位嗓音低沉无精打采的院长，总是伸长两腿坐在那里，脖子倚在椅背上，仿佛前来采访的记者，在接待室里消磨时间。他看着你时那不冷不热的样子，那双凸起的眼睛，那副沉溺于梦幻的表情，也许正是他成为著名的赶时髦者和追逐女性能手的原因所在。曾有人警告瓦勒丽娅和米娜要防备他。性无能和女人化是人们抨击他的罪名。用完美的传统行为准则来衡量，科尔德并不是理想的生活伴侣。“他结过婚，这的确不假，可我也结过婚。”米娜对母亲说。瓦勒丽娅对米娜确实影响很大，但在这个问题上，米娜自作了主张。这个主张并没有错，并没有什么不稳定。事实证明，科尔德非常诚实。经过几年的观察，瓦勒丽娅给了他一个清白。她对女儿说，“你对科尔德的看法一点没错。”她毕竟不是那些偏狭的巴尔干女人。她曾研究过弗洛依德和费伦齐[9]，她是位精神分析专家——科尔德原谅了她的精神分析，也许在巴尔干半岛精神分析也变了样。他当然没有性变态到可以写入病例的地步。

于是他在那里住了下来，在米娜过去的房间里。那仍然是一个小学生的房间。瓦勒丽娅一直让它保持原样。屋内有课本、毕业证书、团体照片。这显然是瓦勒丽娅最喜欢的地方，她在这里读书、缝补、写信。科尔德对挤满了书架的那些书非常好奇，其中许多是英语和法语。他找到了一套老版的奥斯卡·王尔德选集，是某个英国读者协会出版的，红色的纸板封皮已蜕变成泪汪汪的粉色，他从中查到了青少年时死记硬背过的几首诗，像“妓院”等情节闹剧，木偶妓女和机械的情人，希腊爱情丑闻，那些年轻人的痛苦，他们学业优异，但醒来却发现他们在伦敦的情人已被暗杀，手里还淌着鲜血和葡萄酒。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那就是爱的意味。一个令人不满的下流要求。科尔德特别想要找到关于红色地狱的那行诗，一个盲目的灵魂可能会在那个红色地狱里迷失。他找到了，这给他带来乐趣，大地在脚下旋转，还有那倦怠的向日葵，但这不久就消失了。他放下这本并非那样有趣的书，而发现外面的大街更有趣。

地震造成的破坏仍在修复，一台机器、一架带轮的起重机，正在这个街区工作。两人工作小组站在一个大吊桶里修补拉毛粉饰的裂缝，在敞开的门廊四周工作着。围着毛巾的妇女们在上午敲打着地毯，你听到敲打地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交给她们吧，灰尘在阳光下消失，一只狗在嚎叫，仿佛敲打地毯的人也给了它一击。又一声狗叫，狗的吠叫，对狗的有限经历的抗议（为上帝的缘故，让这宇宙再开阔一点吧！）——科尔德由于被关在房里便有了如是感觉。他完全可以在城内各处转转，但米娜担心保安人员会把他抓起来。如果指控他非法倒卖美元那该怎么办？好吧，她有那么多担心的事，他便呆在家里不动。

她在客厅里忙个不停。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朋友前来拜访——维奥里卡、多依娜、科尼利娅。她们请科尔德到客厅来坐坐，这位美国丈夫。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他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便回到房里，他退却了。整整三天了，他想如果能出去摆脱从芝加哥带来的紧张（腿部痉挛）那该有多好，然后他再不去想这事儿了。

回到书架那儿，他拉开遮板看那里隐藏着什么题目。教学法是瓦勒丽娅的兴趣之一。他发现一本未出版的识字读本，里面带有牛、猪仔和马驹等插图。怀着对米娜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相簿，细看那些快照。在抽屉里他翻出前政府发行的硬币，饰有浮雕的纽扣，君主制时代的文献，不走针的手表，细银链子上的拜占庭十字架，报纸剪辑，库欣医生致拉勒什的信，后者是库欣的得意门生之一。也有一些与科尔德有关的东西——院长就职讲话，和接受格里奈尔荣誉学位时的讲话。米娜把他第一次就职时论述芝加哥的长篇大论寄一份给母亲，就是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的麻烦，直到现在麻烦还没有结束。那似乎是他给招惹的。瓦勒丽娅显然认真读过这篇讲话。在他描述郡监狱里囚犯的疯狂状态的地方，瓦勒丽娅在空白处打着对号——谷仓老板的规矩，敲诈，殴打，鸡奸，最严重执刀行凶；在“道杰城”的“H—I”，囚犯们得把裤脚扎在袜子里以防止夜间老鼠从腿角爬上来。现在又有一个让灵魂迷失的红色地狱。(https://www.daowen.com)

显然，女婿通过选题而显示出来的个性引起了精神分析学家瓦勒丽娅的兴趣；他所叙述的殴打和鸡奸行为，用磨尖的金属床腿杀人的罪行，都用红笔画了加重号。他面对这些段落沉思，耸起穿着外套的双肩，注意到他那么频繁地提到每个休息室里的电视、肥皂剧和体育节目，“不断播放的社会的选择，”“罪犯的精神竟如此奇怪地储存了关于另一种无政府，即合法的无政府的形象”。瓦勒丽娅把这些句子圈了起来。她并未接到第二篇就职演说。它主要讲的是卢福斯·瑞德帕思丑闻，斯波福德·米歇尔案件，充满了对市政厅、新闻界、警长和州长的冒犯之辞，科尔德信口开河，愤慨、苛刻、无所顾忌。他使全院上下无一愉快。一个引起众怒的院长吗？一个糟糕的场面，难堪的窘境。整个行政部门都谨小慎微，但那是神经质。讲话的第二部分尤其令人不安。瓦勒丽娅对第二部分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瓦勒丽娅从未使科尔德感到她反对这桩婚事；她对这桩婚事已进行太多的思考，她太老练而不致让他产生敌意。她的确研究过他，毫无疑问，但却没有明显的偏见。实际上她公正无邪。尽管他不怎么喜欢让人观察，但他承认那并非是无道理的。“可是天哪，我真的需要一个监视我的官员吗？”他当然有些不舒服，而当他感到不舒服时他便沉默不语，只是简要地嘟哝几句。被监视的最令人不安之处就是它使你看到了自己——一副圆盘样的面孔，长长的嘴巴。你几乎不能责怪他对被监视竟然如此敏感。有一次他向一位侍者点菜，Omelette fines herbes（炒调味香菜），瓦勒丽娅直截了当地纠正他说，“那个S是发音的——应该是feenzerbes。”他大吃一惊，微小的隔阂出现了。那的确是一条鸿沟。

尽管如此，他还是强烈地被老太太吸引住了。去年春天，他们三人同住在乔治街的杜朗茨，在此期间她们俩一直陪伴着他，不在乎他自己被抛在后面。他尾随着她们走过自由商厦、耶格瓦和哈罗兹。他很乐意。今年四月份伟大的伦敦敞开了大门，假期给他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那种“人类协议”（他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字眼了），他显然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愉快地跟随两位女士逛遍哈罗兹（对于他曾是“犹太人的哈罗兹”，但现在挤满了阿拉伯人）。瓦勒丽娅的房间里堆满了包裹。他对米娜说，“怎么不买一些她无法给出的东西？只为她自己的？”

“她似乎不需要……”米娜开口道，“与——与我们在一起对于她就足够了。尤其是在这里，在伦敦。她喜欢伦敦。”

没有人能比英国人更懂得在简陋的地方建造舒适的环境了。你抛光那些古旧的桌子，你用镀金镶边把黑暗的东西框起来；你使破旧的角落庄严体面，把秃掉的天鹅绒茸毛重新刷起——这都是科尔德所赞成的狄更斯色彩。他不确切知道瓦勒丽娅如何看待这家不太豪华的旅馆。她的美国女婿不能住再好一点的旅馆吗？从布加勒斯特出来，你也可能会愿意住里茨。但他不过是个院长，不是得州州长。——不，得州州长对于米娜不一定很合适，蔡斯曼哈顿的董事会成员也不一定，然而，人类“协议”如果没有老太太的同意还是不能签署。她很快就接受了他。他看起来不错。他们两个都不错。如果他的举止平和（被监视者行为规范），她也会毫无表示地与之融洽相处的。早上她很早就起床到楼下给科尔德买《泰晤士报》（要是等到八点半钟时门房就会告诉他“对不起，先生，全部售完”）。她要确知女婿的椅子上放着一份报纸，然后她穿上新衣服，坐在早餐餐厅里等着，脖上围着那块绿色丝巾——那种活泼的深绿色，在米娜到来之前，瓦勒丽娅至多只能向西班牙侍者叫一杯茶。早餐快要结束时，科尔德会把椅子稍稍向旁边挪动。这位院长颇具特色地把头向后靠去——他的脖子很细——把目光盯在《泰晤士报》上（一份用自己的本族语印刷的外国报纸）。读报时他从不漏掉任何有关政治的消息，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在进行自己的迅速观察。“我认识这些家伙。”这就是他所持的态度。当两位女士讨论当天的计划时，院长也会看一看货币利率，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的讣告，法院日程，从温布尔登发来的消息——他最不感兴趣的事。对于瓦勒丽娅他有过忽冷忽热的变幻交替的感受。他羡慕她对那么多各不相同因素的非凡控制力——（对他本人的）怀疑，对女儿的爱，由于身无分文而感到的羞愧。但这位女婿非常愿意给她买外套、连衣裙、帽子、手包、票、远足、晚餐、音乐、飞机票。然后他会看到她那冷静的目光。她在不声不响地琢磨着他，阿尔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本性如何？早餐后他和米娜回到紧凑、窄小、整洁的杜朗茨房间时，他说，“这是一百镑。给那老姑娘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吧。带她去邦德街。”米娜嘲笑起他来。

不久，他做了一个独立的发现，米娜所不可能做到的发现。

你知道，米娜一直忙于她的天体物理学和数学。用科尔德的暗喻来形容，米娜在把处于宇宙一端的一颗针与处于另一端的一根线串在一起。这件工作一经完成，科尔德说不上来所缝制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集精神于伟大神秘事物的方法。面对着宇宙，宇宙远不可及。他的特殊才能就是把像摘自《哈珀氏》的这种文章为一般读者拼凑起来。其标题（在米娜小学时期的房间里，他翻阅那些报纸）是在库克郡警长管辖下黑人囚犯所受的折磨和酷刑，这位警长是在大环发生的与狂暴的气象员进行的爱国主义街战中折断了自己的脖子的，当时从他手中飞出的套索没有命中；还有……不，院长在那里核对事件的真伪，使之平息。他会停笔不再为普通读者描述一个场面；或去对付那些大学生——在这方面他干得蛮不错。或去把他更重要的能力（莫名其妙地）用在对一个像他妻子一样的女人的情感上，她已经选择了他来分享她那星际间的生活（原谅他那些缺点，他的罪孽，但她决不会后悔）。坐在轮椅上竞选的郡警长现在权且被搁在了一边。

科尔德在伦敦的发现是，瓦勒丽娅已经失去旅行的力量了，不再能往返飞行了。她已上了年岁。这个诊断来得突然但却是最终的：“她支撑不了了。”她病了，在服药（她打开袖珍本时他看到过药瓶）。她在年近八旬时飞来英国。如果米娜不正式声明放弃罗马尼亚国籍，她就不能去看望母亲。那不会很安全。很难说米娜为何不愿发表这项正式声明。她有借口。“我无法忍受那些人。我无法忍受与他们联系。是的，我会渡过这一关的。我已经填好了表格。”的确，她几乎一心扑在科学上，无法承受那些政府文件带来的麻烦，但考虑到她对瓦勒丽娅的情感力度，那只是表面的理由。可她宁可假定母亲健康无病，她无法承认瓦勒丽娅病重而不能出国的事实。至于瓦勒丽娅，她宁愿死在机场，也不愿对女儿说，亲爱的，我已虚弱得拿不动提箱了，我已上不了出租车了；我不能站在海关排队，我的年龄已不适合乘飞机了。不，她不会这样说。她来伦敦，脑子里满是计划——每天她都对米娜说，“我得给弗罗亚拉带些衣料。我答应给依奥奈尔弄电脑资料。”还有多依娜的靴子，从福特南姆给琪琪买的茶叶。她本人只买了些西敏市的彩色明信片。

科尔德被唤到楼上帮她捆绑箱式生皮旅行袋。要盖紧塞满东西的箱子还真费些力气。这老太太是怎样拖拉这两只胖大的箱子的呢？——它们与箱子几无不同。

“要让这些该死的东西通过海关还真得想点办法。”

“她所带的都是海关允许的。”米娜说。她耸耸了肩。

她得到哥本哈根的一个科学报告会去读一篇论文，这两天瓦勒丽娅由科尔德照顾——他带她到夏洛特街的明星餐厅。她喜欢明星。他带她去伯灵顿院的罗兰德森[10]展览馆。这意味着要站在外面排队，然后一点一点地穿过拥挤的大厅。老太太安详地望着健壮、红润、穿着饰边时装的女士们微笑，望着那些花花公子微笑，但科尔德不久就发现这次外出是她所承受不了的。她看上去怪怪的，有些心神不定。他为她感到不安。她不能保持平衡：她歪歪斜斜，无精打采，步子也不协调了。他说，“我不想再看罗兰德森了，您合意吗？”她的关节为什么这么大？那就像是干涸了的海绵。她拿开他的手。他们融入了皮卡地利的车辆和人流之中。她说，“阿尔伯特，你有事要做，我想回旅馆去。”他怀疑她是否还能叫来出租车。他招手叫来一辆，和她一起坐进来，说，“我把约会手册丢在旅馆里了，记不得该接着做什么了。”她在那铆扣的黑皮座位上给他让个位子，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甚至是板着面孔。

科尔德的父亲是一位老牌美国人，惬意，冷静，他的儿子称他为“普尔曼卧车类型”。（那老头还曾经是个花花公子，是位城市人，可那是另一回事）科尔德可以模仿父亲的举止。那种愚钝的做法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未让瓦勒丽娅察觉出他已经发现了她的状况。那天晚上，他带她去华尔都尔街的一家土耳其餐馆用餐，她看上去健壮多了，她说伦敦真让人赏心悦目；她谈到共产党的政治，回想起安娜·泡克尔，她曾在泡克尔的政府里供过职。他对她讲了一点芝加哥的生活。他们吃着红肉，喝了一瓶葡萄酒，似乎是瓦勒丽娅选的。她说她那天下午很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身体耗尽了血糖。

是的，我下午有些昏昏沉沉的。这是常有的事。

但是当他们看到瓦勒丽娅去希思罗后，他悄悄地对米娜说，“那好姑娘说没说她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以为这是她的最后一次旅行了。”

“你不是认真的吧？她的惟一乐趣就是出来走走。在文明的地方度过假日。来看望我们。她为此而活着。”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已经破了记录了。米娜会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