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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朋友问我：你是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仅限于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和《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和《安塔列斯事件》，以及贝纳多·吉马良斯的《女奴伊佐拉》等。凑巧的是，那一年，就在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前不久，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若热·亚马多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范，听说你要去葡萄牙，是吗？”

“对。可是，你刚到北京才两天，这么快就知道了？”

“哈哈，我消息灵通得很哪。我问你，你了解哪些葡萄牙作家？”

“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

“那么，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

“那当然好啦！感谢，非常感谢！”

天上掉馅饼，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信的最后一行特别写道：“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还在其中的阿尔瓦洛·萨莱马的名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十二点起床，请勿在这个时间之前打电话。

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到了里斯本，除在文学院听课之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后来，我又开始根据亚马多的“介绍信”列出的名单访问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资助我进修的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国际部主任，一位热心的文学博士，还主动帮助我与几位年轻作家建立联系。回想起来，我拜访过的“老师”们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亚马多不让我在十二点前打电话的阿尔瓦洛·萨莱马。他年近八十，身体不好，走路颤颤巍巍，但我两次请教，他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次结束时，他嘱咐我说：“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若泽·萨拉马戈，我见过两次：一次在里斯本（他的寓所）；第二次在北京，他来华参加《修道院纪事》首发式的时候。这些，我在《修道院纪事》的《译后记》里都曾说到，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