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庆与《世说新语》的编撰
虽然《世说》之产生有赖于多种文化传统及现象的培植烘托，但论其具体成书之过程，则不能不说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之结果。因为年代久远以及文化生态的历史特殊性，《世说》的成书问题存有不少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作者是谁？是一人独撰，还是“成于众手”？
关于《世说》之作者，历来官私书目皆题为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但奇怪的是，《宋书》编者，稍晚于义庆的齐梁人沈约（441～513），则于义庆本传中列举其著述称：“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而于《世说》诸书只字未提。要知道，沈约的时代离刘义庆极近，沈约出生时，刘义庆还健在，更重要的是，沈约还编撰过一部颇类《世说》的书——《俗说》，而根据近人辑录的《俗说》佚文，其中两条还与《世说》有直接关系[22]。然则，沈约在为义庆作传时，何以竟只字不提《世说》呢？今人萧虹以为，“写传记的人往往只采取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件，《世说》《集林》，以至于《隋志》中著录为刘义庆的作品，如《宣验记》《幽明录》等，在沈约作为史家的眼光中，也许是认为无关重要的，所以一概不提，也是很有可能的”。[23]其又引萧统（501～531）《文选序》以证当时文学观念之重雅驯文赋而轻子史稗官[24]。此说庶几可从。
不过，沈约虽未提及刘义庆撰有《世说》，但与沈约为同时人，为《世说》作注的刘孝标（463～521）却提到过。《世说·假谲》第10“诸葛令女”条，孝标注云：“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康王即刘义庆的谥号。此即《世说》作者为刘义庆的一条极重要的“内证”，说明至少在刘孝标眼里，《世说》的作者非刘义庆莫属。然正所谓孤证不立，即使孝标这么说，仍不排除其他人参与编撰之可能。再看沈约在《宋书·刘义庆传》里怎么说：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丰城也。”……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这一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沈约并不否认刘义庆的文学才华，有“宗室之表”云云可证。其次，从“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可知，沈约对刘义庆的文才略有保留。第三，“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及引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为佐史国臣数语，又透露出刘义庆以宗室之尊，具有相当的文学号召力。“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云云，一般以为是宋文帝刘义隆（407～453）敬畏义庆之文才，但联系上下文来看，“加意斟酌”更多的可能还是怕自己贻笑义庆身边的那些“文学之士”。据此大致可以判断，在文学上自视甚高的沈约对刘义庆的文学成就绝不似后人那么肯定，而是颇有怀疑，以至给后人留下联想和揣测的空间。如明代陆师道（1510～1573）《何氏语林序》就说：陆师道大概是第一个提出《世说》“成于众手”的人。此文当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云：“《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26]
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27]
针对此一问题，当代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萧艾、王能宪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刘义庆是《世说》的编撰者，其他人不太可能参与编撰[28]，“在《世说》中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世说新语》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29]。另一派则以杨勇、萧虹、范子烨、宁稼雨等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理由综合起来有三：第一，“《世说》编次颇多重复，称号又不一律，鲁迅所谓成于众手，其言可信”[30]；第二，刘义庆“才词不多”，“《世说》乃才子之书，非超群之手莫办。……在编撰《世说》的过程中，刘义庆只能充当主编，发号施令，总理全局，而非具体执笔人”[31]；第三，临川幕府多贤，考虑到袁淑、鲍照诸人的文学才华，他们不可能与《世说》无关。至此，“成于众手”说几成定论。
不过，学者们大都承认，刘义庆作为《世说》的“主编”或“总编辑”当无问题。萧虹完成于1982年的博士论文最早对“成于众手”说进行细致考辨，特别是对刘义庆本人及幕府中袁淑、鲍照等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认为刘义庆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义庆具备了编撰《世说新语》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世说》基本上是他的精神产儿，尽管他有何、陆、袁、鲍诸人在实际工作上的协助。以现代的说法，他应是总编辑，而其他各人只是助理编辑而已。”[32]此后，范子烨、宁稼雨又分别撰文论证此说[33]。窃以为，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笔削自己”的“第一作者”，其对《世说》之编撰体例、思想趣味及整体风格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以下简要论之。
首先，编撰《世说》这样一部笔记小说，刘义庆比幕府中其他文士更具“愿心”与“愿力”。上文已说过，学者多认为刘义庆《世说》之书名与刘向《世说》，体例与《说苑》《新序》等渊源有自，特别是分类编撰及故事性、对话体等特点，都可看出刘向著作的影子。故余嘉锡辨云：
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34]
余氏的这一推论长久以来影响着学界对《世说》成书问题的判断。这里，我们先撇开书名问题不论，也不管是否如向宗鲁所怀疑的那样，刘向《世说》一书即是《说苑》，我们只须确认：既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则刘向与《世说》之关系便是一目录学意义上的文化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刘义庆而不是其他人，要“用向之例”，“与向书相续”，编撰这么一部《世说》？这其中有无其他微妙关系？对此一问题的考察，可以直接为我们解答刘义庆在《世说》编撰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上，《世说》与另外两部被认为是集体编撰的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后两者皆系地位尊贵的王公召集门客所编撰，史有明文，铁案如山，且两部书都带有集大成之特点，至少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并非要模仿某一位古人的著作，在书名、体例及类目问题上甚至还带有某种“原创性”和“学术性”。而刘义庆的《世说》却有着远绍先祖的编撰动机。盖因刘义庆与刘向这两位刘氏之渊源绝不仅止于著作，还有着更为绵长深远的血缘纽带。《宋书》卷一《高祖本纪》载：
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疆，辟疆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
据此可知，宋武帝刘裕乃楚元王刘交第四子刘富的第二十一世孙，刘义庆则为刘富的第二十二代孙。考《汉书·楚元王刘交传》：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又，楚元王刘交生七子，第四子休侯富，生辟疆，辟疆生阳城侯德，德生彭城伯向。可知刘向乃刘交五世孙，刘富曾孙，亦义庆祖上也。最先发明此说者是台湾学者马森，其完成于1959年的硕士论文称：也就是说，刘义庆编撰《世说》，与其作为彭城刘氏的杰出后人曾编撰表彰彭城先贤的《徐州先贤传》和“述皇代之美”的《典叙》一样，实有着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的现实抱负。刘裕赞其为“我家丰城”，未尝没有对其在家族文化传承方面的期许与肯定之意。此一发现比余嘉锡更进一步，可谓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断定，《世说》之编撰，刘义庆绝非仅是挂名主编，而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和亲力亲为的总策划。
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书成，即以其先世亡书之名以名之。[35]
其次，在思想旨趣上，两部《世说》又颇不相侔[36]，这与刘义庆的身世履历及基本思想大有关系。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设立儒、史、玄、文四大学馆，由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这一举措对当时的文化生态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此，论者多着眼于文学获得了相对于学术的独立身份，却常常忽略了经过三百年乱世，儒学之地位又被重新确立之事实。受时风影响，义庆在思想上可以说是儒、道、佛杂糅，颇具“辩异而玄同”之玄学气质。其少壮时即有儒家济世之志，尤其对于儒家孝悌之道颇为尊崇。《宋书》本传载：
时有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仇。义庆曰：“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https://www.daowen.com)
观此可知义庆对儒家经典至为熟悉，而对儒家崇尚之孝道推崇备至。这一点表现在《世说》的编撰上也一目了然。如《世说》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居首，《德行》门共47条故事，其中10余条关乎孝道，我曾撰文论述，此不赘[37]。此外，从《仇隙篇》的几条复仇故事，也可看出义庆对符合礼义的复仇行为怀有理解之同情。
根据刘义庆的各种传记资料，可知其生活在刘宋王朝皇族和宗室猜忌、杀戮最为激烈的多事之秋。作为宗室亲王，又是朝廷宰辅的义庆，深感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为全身远祸计，不得不自求外镇[38]。《宋书》本传称其“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大有深意。周一良曾敏锐地指出：“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39]又《旧唐书·音乐志》载：“《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440），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辞曰：‘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乌夜啼》产生的背景如果属实，则义庆在兄弟残杀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其心境难免如惊弓之鸟，遑遑不知所之。
政治斗争的残酷竟能使兄弟相残，同族操戈，这是怀有儒家淑世理想的刘义庆所难以理解和承受的精神重压。其政治倾向在《世说·政事篇》中有着十分鲜明的表现。如《政事》第3条：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绥之以德”“抚之以仁”，表露了义庆对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高度认同。同篇第9条：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又同篇第10条：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义庆之所以选择这些故事入书，未尝不是对现实政治过于严酷的一种规谏和讽刺。特别是《政事》第19条记：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桓温虽是一代枭雄，为荆州刺史时却能仁民爱物，同样做过荆州刺史的义庆对此可谓“心有戚戚焉”。《宋书》本传载：“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政事篇》中还将王导、谢安的清净无为之政与庾亮、庾冰的严苛峻烈之政加以对比，认为执政者即使不行仁政，至少也该像王导、谢安那样，善于抚物、从善如流。一句话，宁为愦愦、闷闷，亦不愿苛苛、察察。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使义庆深感“世路艰难”，人生无常，其思想渐从儒家转向佛道。
前引《宋书》本传还有一段话对于了解义庆晚年心境至为重要：从“无浮淫之过”，到“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正是“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的必然结果。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下，与其做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完人引人猜忌，不如奉养僧道，废损钱财，以示息心权位，与世无争。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义庆曾与多位僧人有过密切交往，其中有天竺僧人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以及昙冏、道冏、释道儒、慧观等。事实证明，这与《世说》编撰关系甚大。今按《世说》所载晋代高僧计有：佛图澄、竺法深、高坐道人（即帛尸黎密）、道安、竺潜（法汰）、支遁（道林）、于法开、道壹、支愍度（一作支敏度）、慧远、僧意、法虔、康僧渊、康法畅（《世说》作庾法畅，误）、僧伽提婆、法冈道人、北来道人等多人，散见于《德行》《言语》《文学》《方正》《雅量》《赏誉》《品藻》《规箴》《伤逝》《栖逸》《术解》《排调》《假谲》等篇中，共计八十余条。加上两晋名士礼佛弘法之记载，至少也有百条之多。“尽管关于《世说》作者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占压倒优势的是‘成于众手’说，然义庆所起作用之巨大，仍为不争之事实。别的姑且不论，若无义庆的‘晚节事佛’，广交沙门，那么《世说》对魏晋佛教记载的丰富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40]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
以上是对刘义庆与《世说》编撰关系的大致分析。窃以为，比之“义庆独撰”说，“成于众手”说并不更有说服力，只要选定某种说法为论点，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论点的若干论据。学者们在论证《世说》“成于众手”时，都抓住刘义庆“才词不多”这一点，以为其没有能力编撰这样一部书，而袁、陆、何、鲍诸人才华横溢，又被义庆引为“佐史国臣”，故而他们才是《世说》编撰的重要人选。这颇有些义庆“以位尊减才”，诸贤“以势窘益价”的意味。事实上，虽然文学才华稍逊一筹，但论及思想之复杂、经历之丰富、识见之深刻、学养之广博，刘义庆比起袁、何、陆、鲍照诸人，实在是不遑多让。
同时，持“成于众手”说者，难免“以今律古”，因为《世说》在今天看来是一部成就甚高的传世名著，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庆的时代，此书之编撰一定会被“高度重视”。其实，《世说》就其性质言，不过是“小说家言”，乃子夏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的“委巷小说”“流俗短书”；就其篇幅言，不过区区六万余字，且如鲁迅所谓“纂辑旧文，非由自造”[41]，并非戛戛独造、雄视千古的集大成、划时代之巨制；无论其文化地位抑或学术价值，实难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提并论。编撰这样一部以南朝刘宋时期的审美眼光看简直“不入流品”的书，能够免于如谢安“废《语林》”的命运已算万幸，难道还要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唯恐天下人不知么？刘义庆贵为宗室亲王，必然会维护自身颜面，恐怕更大的可能是，他一个人凭着兴趣，按部就班、默默无闻地进行这样一个编撰整理的工作。当然，手下既然有人才，时不时咨询切磋一下，甚至让他们提供一些思路和材料，都是可能的。
至于通过证明临川王幕府中走马灯一样变换的“佐史国臣”们，他们的诗文水平比义庆为高，个别人物性格与魏晋名士契合，诗文与《世说》风格相近，作为学术研讨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但不能忽视的是《世说》并非原创作品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曾做过统计，《世说》的一千一百余条记载，可以通过各种文献找到出处的就有三百余条，占全书总条目的三分之一强[42]，因为文献不足不能征之的当然更多。如果要说《世说》“成于众手”，倒是一点不错，但这个“众手”绝非来自刘义庆同时代的人，而是包括了纷繁错综的魏晋史籍材料的众多作者。所以，论证刘义庆幕府中诸贤诗文水平与《世说》文学成就的相关度，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焦距显然偏离了问题的中心。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对于《世说》这样一部纂辑之书来说，所需要的未必是编者的才华，而是对时代思潮的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度，对编撰体例特别是分类思想的总体调控能力。这些条件，袁淑、鲍照等人未必具备，而“才词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却是无一不有。总之，《世说》的编撰需要的不是文采斐然的诗人和作家，而是一个拥有史识、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
不过，为审慎起见，我们仍不排除《世说》“成于众手”的可能性，我们只是提醒读者注意，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作为《世说》最重要的编撰者这一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