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敬胤的《世说新语》选注
根据现有资料及过往的研究可知，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当是南朝人敬胤。敬胤的注见于北宋汪藻《世说叙录》之《考异》中，仅存五十一则，其中十一则无注，四十则有注，三则为今传本《世说》所无[1]，是研究刘孝标以前《世说》版本流传情况，特别是敬胤注的唯一文献。
敬胤其人生平无考，汪藻以为“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2]。今查敬胤注，被其称作今人的有江敩、周颙、孔广、周仁昭、孔道存、卞彬、江淹诸人，则敬胤当为宋齐时人无疑[3]。又《考异》第33则“王丞相过江”条（见今本《世说·企羡》第2条，下省略书名，仅注篇目及序号）敬胤注称：
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
可知敬胤乃西晋人史畴之后。史畴，《晋书·羊耽传》载其与羊耽、江泉、张嶷齐名，有“四伯”之目，史畴以太肥号称“笨伯”，此事敬胤亦有注[4]。敬胤并为其祖上史畴辩护云：
史畴名行无违，以能食体肥，并云“四凶”，可谓诬矣。羊耽凶狂，信“四凶”矣。
据此，则敬胤当作史敬胤，其生活年代大致与江淹（444～505）略同。同条注中又云：
（江渊）六世孙淹（江淹），今骁骑将军。
据《梁书·江淹传》“（江淹）永明初迁骠骑将军”，可知敬胤作注时间当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即公元483年至493年之间[5]，距离刘义庆卒年公元444年大约四五十年。敬胤作注后二十余年，即梁武帝天监初年，才有刘孝标奉敕所作的《世说新语注》。故汪藻所谓“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当合乎情实。
历来对敬胤注的研究不多，评价亦不甚高。如周祖谟谓：“敬胤注与刘孝标注全不相同，虽采录史书较详，而缺乏剪裁，除杂引史书外，间或对临川原作有所驳正。……敬胤原书早已亡佚，而刘孝标注独传至今，这或与孝标书晚出，且引据该洽，注释详密，翦裁得当有关。孝标的名声又高于敬胤，自不待言。”[6]杨勇也认为：“敬胤注，宋本《世说》附《考异》中，可见其概，大抵芜杂不治，宜其不传。”[7]萧虹谓其“极为繁琐且不切主题。……好似照搬小传，祖孙数代之细事琐节，该人平生诸般鸡毛蒜皮，无不悉录。再者多次未注出引文出处，故虽有史家关注之材料，其可靠性亦被质疑”[8]。王能宪对敬胤注设一小节予以论述，在肯定“其价值不可低估”后，亦指出：“敬胤引据材料芜杂而缺少剪裁，动辄数百千余言，比如其人物世谱，均上溯数代，代代名字仕历依次叙述，不胜繁琐，读之令人生厌。而且不时还有引据失当的毛病。”[9]相比之下，徐传武对敬胤注的评价值得重视，他说：“这五十余事初看杂乱无章，其实是以人物为中心排列得很有秩序的：先元帝，次毕卓、刘琨、祖逖，再次王敦、王导等。……可见《考异》中的事未按原《世说》的次序，而是经辑录者敬胤重新排列了的，并自成其体系，不象是汪藻或他人对敬胤注的辑录。”[10]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研究敬胤注并给予相对公允评价的是范子烨。在其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有“古注考论”一章，第一节即敬胤的《世说注》。该节不仅对敬胤其人及其《世说注》作年予以考订，还从疏证、补叙、驳议三方面分析敬胤注之体例，并肯定敬胤《世说注》“在文献与史料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此外，又通过敬胤注与孝标注的比较，反驳了余嘉锡“孝标未见敬书”“二家注无一条偶合者”之观点，认为：“孝标学富山海，无书不窥，其注《世说》，肯定是参考了敬胤的《注》的。”[11]范氏的观点言之有据，持论公允，颇可信从，唯其尚未举出孝标参考敬胤注之实例，今试举一例以明之。
今查敬胤注第四十六则，即《世说·轻诋》第4条，今传本作：“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此条敬胤注先引《丹阳记》，再引王隐《晋书·戴洋传》，刘注亦然，唯次序颠倒而已。这还不算，关键是敬胤又有案语称：“按：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秣陵不应独无传者。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已立石头为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耳。今还巷东曰旧亭里，是定县俱西处高原也。”而孝标于此竟然也有案语，称：“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尽管语序稍有舛互，两者相似程度则不容置疑。如果我们不钻牛角尖，这一段材料庶几可作为孝标参考敬胤注之铁证！至于今本《世说·尤悔》第4“刘琨善能招延”条，刘注中有“敬胤按”云云，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所以，围绕敬胤注，还是颇有一些值得讨论的议题可以展开。以下稍做申论。
首先，敬胤注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个问题学者们虽有涉及，而语焉不详。如周祖谟称：“旧有敬胤注，见日本影印的宋本《世说》汪藻所撰的《叙录·考异》。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12]（实则无注者应为十一条，详下。）今按：周氏所谓日本影印之宋本，实即日本《尊经阁丛刊》中所影印的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此本卷末附有汪藻所撰《世说叙录》两卷，包括《考异》与《人名谱》各一卷。汪藻所谓“考异”，实是将敬胤注本与钱文僖本[13]之正文及刘注加以校勘，辨其异同，增广见闻。通过汪藻的《考异》，大抵可以了解敬胤注的具体细节及版本流传的情况。考汪藻《世说叙录》“十卷”条小字注称：
《南史·刘义庆传》：“著《世说》十卷。”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又，“十一卷”条小字注云：
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
汪藻又云：
按王仲至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
结合汪藻注文与按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敬胤注流传甚早，南朝宋陈扶本已有敬胤注附于书后。这两个本子，“事类虽同，而次序异，又互有所无者”。宋陈扶本当无刘孝标注，梁激东卿本则不得而知。梁、陈之间，有顾野王所跋之颜氏本《世说新书》，不仅已有刘孝标注，且将敬胤注附于书后作第十卷。二、敬胤注附于《世说》十卷本之末，至宋初，各家藏本如晏、黄、王本均为十卷本，皆有敬胤注，至少王仲至家藏本，必附敬胤注无疑。唯钱文僖本、晁文元本，则无敬胤注[14]。三、《世说》三十六篇，共占九卷，第十卷即为敬胤注，王仲至所谓“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与今传宋本董弅《跋》语所言“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15]，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云云，正相符合。然则，汪藻《考异》所载五十一事，或自别本又补入六事矣[16]。汪藻《世说叙录》三卷，或原为单行本，后董弅刊刻《世说新语》时，将其附录于书后，自此敬胤注原本渐亡，唯赖汪藻《考异》得以流传至今。
其次，敬胤注除这五十一则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内容？或者说，敬胤的注究竟是全本注，还是选注？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将见于汪藻《考异》的五十一则本文详加梳理比对，更要在汪藻《世说叙录》中涉及敬胤注的材料内详加寻绎。今将汪藻所录敬胤注与《世说》通行本之异文、所属门类及注释细节列表如下。
汪藻《世说考异》所见敬胤注一览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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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表可知：一、史敬胤的注共涉及《世说》36个门类中的22门[17]，但顺序全被重组，而且是按一定时间顺序的重组。其中所涉人物依次为晋元帝司马睿、刘琨、祖逖、祖纳、祖约、王敦、王导，皆东晋名士，足见其自有条贯，相当于一部《世说新编》。二、敬胤注既非单行本，亦非全注本，而是选注本，因与前九卷重出，附于书后，作第十卷，类似于今之所谓“附录”[18]。三、敬胤注不像刘注那样体大思精，其所注五十一事，主要目的正如汪藻所说，乃“专录此传疑纠缪”，也就是说，敬胤充其量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了一个类似“世说补正”的工作。前引徐传武论文也认为：“敬胤极可能没全面注过《世说》。……很可能他仅仅辑录了这五十余事，是他在阅读《世说》时随手加的批注和纠谬。”四、敬胤注引用魏晋史料凡十六种，分别是：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晋阳秋日纪》、邓粲《晋纪》、干宝《晋纪》以及《丹阳记》、《晋起居注》、《建兴起居注》、《孟子》、《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家语》、《王丞相德音记》、《平阳记》、《中兴书》、《周公城录》等，殆将万字，虽剪裁或有失当，然当时不少史料亦赖之保存焉。
第三，关于敬胤注之义例，今再做释例如下。
一曰考案史实。《世说》文字简约玄澹，不蔓不枝，故省略了许多人物履历及历史背景。敬胤注则为之做背景还原，惟缺乏剪裁，失之烦琐。如第一则（今本《言语》第29条）：“元帝始过江”条，敬胤注云：
太妃进军下邳，平东府事。广陵相陈敏割据江东，顾荣等诛敏。永嘉元年五月，上还国。六月进军下邳治严。九月到扬州治。或曰：元帝值陈敏乱，不得渡，停淮阳，宿预城，三年检之，以实[一作贯]先后。唯镇下邳，及在琅琊国，不应停宿预城。裴郃为长史，王导为司马，顾荣为军司，贺循为军祭酒，十一月太妃薨，为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诏以宿城郡三万户增封。五年，诏以会稽二万户增封上为镇东将军，开府拜召，仪同三司。胡骑至于历阳，杜弢大乱荆湘，二州为墟。诏□上都督江、扬、交、广、湘五州。六月王弥入京都，天子蒙尘于平阳，荀蕃推上为盟主。六年，妃虞氏薨。七年二月，天子崩于平阳，皇太子即位于长安，改为建兴元年。诏上为侍中，左丞相。三年，诏上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持节侍中如故。四年天子幽于虏庭，平东将军宋哲奉宣顾命，诏上便统御万机。五年，改为建武元年。上即晋王位，立社庙于建康。上大辟掾属，世谓之百六掾。或曰不得者以为耻，而志士不为。初议者求去琅邪而为晋，王导见州府之事讳之。或曰：“晋者天下之号也，昔魏晋无以承变革之运，故先建国以基业耳。今琅邪，晋之侯伯，若以天下无主便宣登大位，若即当正位出身以后之无所辟也。若使不然，则修桓文之事，今建小晋于大晋之中，未见其可。”弗从。立琅邪世子绍为晋太子，封次子裒为琅邪王。二年，平北将军魏该表列大行皇帝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弃背万国，上乃登坛即帝位，改为大兴元年，立太子绍为皇太子。五年改永昌元年。郭璞尤之，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年有并日之号，其将有二主兴之乎？”王敦遘逆，至石头，杀刁协、戴渊、周
，闰月帝崩，年四十七，葬建平陵，今在鸡笼山南。于时议上祖宗谥号，王敦不听。荀崧上曰：中宗元皇帝聪明监照，知略渊宏，在简惠。崇上俭素，以法御下，明于黜陟。宋典，上所亲也，其人犯法免官[一作宫]，典斩其司马以徇。桂阳太守程甫，王敦所私，奢侈踰度，上遣御史戴弘槛车斩之。永康令胡母崇侵横百姓，惧罪亡叛，继而归首于朱雀门，顿鞭二百，除名为民。徐州刺史蔡豹征伐违律，斩而磔之，以邓攸为吴郡，诸葛恢为会稽，并清公恤民，惠爱邦国。山阴令徐肤、余姚令谢勉在县，忠公惠下，皆加显擢。尚书郎胡畼有干能，以为建康令，致有善政道。上言草安侯相李诠襄、安侯相孙逸、临律长杜隆，考绩三最，并应超迁。诏曰速叙。尚方令刘玮所作铠，用物节俭，得长甚多。诏曰所出毛长，皆以赐玮，以劝在事。容纳直言，虚己而待，自元康丧乱，迄于永嘉，三才俱尽，六合殄[一作灰]灭，咸以为中宗道格少康，事迈周宣，王导勋高靡艾，功越申邵，信其然矣。故能日月私于东南，宇宙构于扬越，岂唯民免鱼肉[一作民免为鱼]，俗不左衽而已。至乃江左运历三代，唐虞迭兴焉。元帝生明皇帝、琅邪孝王裒、武陵威王晞、东海哀王冲、琅邪悼王涣、简文皇帝。
此段注文共一千余字，先点明此事原委，然后两引“或曰”，交待晋元帝司马睿如何南渡建立东晋，如何立皇储，王敦如何叛乱诸事，几乎是一部东晋建国小史，虽文辞冗杂，颇有“失焦”之弊，然终究保存了不少历史的具体细节。
再如第二十七则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见今本《赏誉》第54条）敬胤注云：
协字玄亮，勃海人也。父攸，字伟林，御史中丞。祖恭，字孝先，镇海军司马。《晋阳秋》曰：“协有史学，忠于事上，濮阳王友，长沙王左司马。永嘉奔建康。朝仪悉协所识也。”邓粲《晋纪》曰：“协中朝为博士，疏朗多通。朝廷创轨度，多协所制。性粗雄，多忤王敦，将诛协。协入见上，上令走。协年老不能骑马，为追兵所及。或曰逃江南山中，为敦兵所追。协位至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彝字大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彝于逵等同桓玄为逆，伏诛。”卞壸，字望之，济阴人也。父粹，字玄仁，中书令。祖统，字建业，琅邪太守。《晋阳秋》曰：“壸怀帝世著作郎，明帝宫中郎长史，琅邪世子师，御史中丞，守尚书，裁断榦实，忠于事上，厉然欲轨正叔世，不肯苟同时好，在尚书中最任职。明帝器知之，欲以褒贬为己任。阮孚嘲之曰：‘卿恒如含瓦石，不亦劳乎？’答曰：‘诸君自慢[一作浸]，弘风尚，执其鄙
，非我而谁？’庾亮召苏峻，壸固争之，未难壸。司马台劝畜良马，以备不虞。壸曰：‘逆言之理，无不济，如其不然，命也。岂须马乎？’既而，壸二子盱睐，并死于宣阳门内。征士翟汤闻之，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壸尚书令，镇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谥忠贞公，始赠尚书郎，弘纳议，乃加侍中。”邓粲《晋纪》曰：“咸和初，贵游子弟多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莫此之甚，中朝倾覆，实此之由。’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同，乃止。明帝初崩，皇太子将即位，群臣进玺。王导以疾不至，壸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秋？’导闻之，乃舆疾而至。”壸子瞻，字彦道，广州刺史。瞻生嗣之，字奉伯，中领军。嗣之生延之，上虞令。延之生彬，彬今南郡丞。
此注敬胤引《晋阳秋》及邓粲《晋纪》介绍刁协其人，又引二书详细称述卞壸，甚至连二人世系亦一并点逗，唯戴若思无注，是其所失。
二曰补遗纠缪。《世说》虽记历史人物，然资料来源复杂，难免有不合史实处。敬胤则以史家立场，予以“传疑纠谬”。还以第一则（见今本《言语》第29条）为例，敬胤注一千余字，末尾又有两则按语。一则云：“敬胤按：‘元帝之镇建业，于时天下虽乱，而朝廷犹存。经年之后，方还本国，葬太妃，方伯述职，何谓为寄也？’”另一则云：“敬胤按：‘元帝永嘉元年，以顾荣为安东军司，五年进号镇东，荣为军司。其年荣卒，后七岁，元帝方为天子，岂得此时便为陛下，已曰迁都邪？’”这两则按语是对《世说》本文表述之失当及史实之舛谬加以质疑及辨证，体现敬胤之史眼卓识，自非凡俗可比。再如第五则：“刘琨善能延众，而拙于抚御。一日之中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见今本《尤悔》第4条，有异文）敬胤注云：
敬胤按：琨以永嘉元年为并州，于时晋阳空城迥然，寇盗四攻，而能收合大众，抗行渊、勒。十年之中，败而能振，若不能抚御，其得如此乎？且凶荒之世，千里无烟，岂一日而有数千人归之未足以成功？若一日数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纪之间以对大难乎？《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也。
“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虽是批评，却又道出了《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这几乎是对《世说》最早的文学评论。再如第二十九则“元皇帝既登祚”条（见今本《方正》第23条），敬胤注云：
敬胤按：《晋书》中宗始议立太子，以琅邪王褒贤于肃祖，欲建立。王导说以立子以长，且讳又贤，不宜改革旧制。中宗犹疑，导日夕谏，故肃祖得立。《王丞相德音记》曰：明帝字立奴，宣成公字玄奴，并许家安东，欲立美奴。公以明帝长，经月不定，上以美奴先妃所养，公固执之。明帝乃立。今云立简文，谬矣。
又，第十四则：“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时人以玠为玉人。”（见今本《赏誉》第51条，文有异）敬胤注云：
敬胤曰：前篇问一夜极谈而发病困以遂死，此又曰弥目（当作“日”——引者注），可谓自矛盾也。魏正始何平叔等善谈玄理。
三曰校勘异文。《世说》抄本今不可见，敬胤作注当参据不同版本，观其注中多次有“一本作”可知。如第十一则：“王大将军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壶，边尽缺。”（见今本《豪爽》第4条，文略异）敬胤注曰：
一本于此卷后复出一段，云：“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曰云云，以如意打玉唾壶，唾壶尽缺。”
可知当时版本或有并出两条者，后来始定为一条。敬胤注“以如意打玉唾壶”云云，似比今本为优。又如第二十五则“大将军《与元皇表》云”（今本《赏誉》第46条），敬胤校勘有三处异文。一是“少所知拔”，敬胤注：“一作杖。”一是“处明既疏无知之者”，于“既”下注云：“一作概新。”今按：新当作亲。一是“知之便过”下注云：“一作便得过。”又如第二十六则（今本《汰侈》第2条）“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敬胤注曰：“一作美丽。”又第三十一则（今本《文学》第21条）“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条，敬胤于“然婉转关生”之“关”下注称：“一作开。”似此其数不寡，兹不赘述。
四曰评论人事。从时间上来看，史敬胤的《世说注》早于刘孝标，而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更近，故敬胤注在保存史料上力求完具，同时还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发表己见，这显然受到裴注的影响。如不见于今本《世说》的第三则：“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歔欷，人有怀土之切。向晓又吹，贼并弃围而散走。或云是刘道真。”[19]敬胤注称：
敬胤以为，鲁连谈笑乃可以却秦军，越石一啸犬羯奔走，未为信然也。
再如第二十一则（今本《识鉴》第15条），敬胤引《中兴书》后论曰：
昔郦寄犹以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乎？若夫王舒可谓非人乎？敬胤以为，罚不及嗣，赏延于世，大敦既毙，含等从逆，使投身虏，自窜三危于国，何伤骨肉以全？王彬折凶谋于逆始，受三驱于正，可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矣。
此注夹叙夹议，孝标注亦有借鉴，足证敬胤其人颇具良史之才。
当然，敬胤注的缺点也是明显的，诸如缺乏剪裁、形式臃肿、喜摆家谱暂且不说，更有注释与正文风马牛不相及者。如第四十一则：“王丞相性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敕云：“慎不可令大郎知。”（今本《俭啬》第7条）敬胤做了三条注释：
《韩诗外传》曰：“宋燕相齐，见逐。归舍，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皆伏而不对。燕曰：‘悲夫！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之。’饶谨对曰：‘三叔之稷不足于士，君厩马有余粟，果梨后宫以相掷，士不得一尝，绫纨绮縠，从风而弊，士不得以为缘。夫财币者，君之所轻；命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所轻，而使士行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而干将用之，不亦难乎？’燕惭曰：‘燕之过也。’”
《吕氏春秋》曰：“楚人有献鱼楚王者：‘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之。’左右曰：‘鄙哉！’辞。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
《家语》曰：“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者曰：‘天暑市远，炫之不售，不若献之。’君子（当作孔子——引者注）再拜，受。使弟子扫除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务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赐，可无祭乎？’”
此三则注释与王导父子全无干系，又与“俭啬”主题了不相关，不过与果梨鱼肉有关之轶事，以此作注，真是郢书燕说，让人如堕五里雾中。
总之，敬胤注可谓《世说》研究史上第一部专门文献，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将其置诸中国古代注疏史上，它应该是裴注和刘注之间最重要的注疏之作，虽瑕瑜互见，但其价值和地位值得重新审视，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