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与《世说新语》
梁代后期，另一部深受《世说》影响的著作是《高僧传》[68]。
《高僧传》，梁释慧皎撰。其所载高僧传记，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终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历时凡四百五十三年，共得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据是书卷后僧果跋语称：“（慧皎）甲戌年二月舍化，时年五十有八。”可知慧皎当生于齐建武四年（497）[69]，乃在刘义庆（403～444）卒后半个世纪，卒于梁承圣三年（554），距《世说》成书的元嘉年间殆将百余年。另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著录，《高僧传》乃撰于天监十八年，其所据当是《高僧传》所载僧传终于该年的事实。然而此说并不可信，因为天监十八年慧皎不过二十余岁，离“学通内外，精研经律”的高僧法师尚远，独立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几不可能。比较合理的推测是，《高僧传》当系释慧皎晚年的作品。对于此点，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旁证。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二《聚书篇》云：“张豫章绾饷书如《高僧传》之例是也。”汤用彤先生对此考证说：“按：张绾于梁大同间（公元五三九年至五四〇年）作豫章长史，其所送的《高僧传》当是慧皎的书……”那么，《高僧传》可能是在大同年间（539～540）以前编撰完成的[70]。如刘孝标撰《世说注》确系天监六、七年（507～508）[71]，则释慧皎之撰《高僧传》，当在刘孝标注《世说》三十余年之后矣。《高僧传》的编撰，据作者《序录》称，乃是“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贤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72]的结果。因此，分别早于其成书近百年和数十年的《世说》及刘孝标注，自然也就成为释慧皎编撰《高僧传》的重要取资。
关于《高僧传》之价值，汤一介称：“《高僧传》不仅可补史书（如《南北史》）、说部（如《世说新语》）之缺，亦可证其误也。”[73]此言确为肯綮之论。对此，近人陈垣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高僧传>》一章里言之甚详[74]。我们且在陈氏之说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说明《高僧传》与《世说》关系之大略如下。
（一）《高僧传》记载《世说》作者刘义庆事佛本事若干，为别书所无；而《世说》所见高僧，《高僧传》十之九有其传。
据《宋书·刘义庆传》载：“（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这是正史记载刘义庆尊佛的最早事例。《南史》本传亦原样照抄。至于义庆如何事佛，及其与沙门交游之详情，则不得而知。而《高僧传》则保留了几则珍贵的材料，前文已引，此不赘述[75]。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宋书》所言不虚。尽管关于《世说》作者问题，目前学术界占压倒优势的意见是“成于众手”说，然义庆所起作用之巨大，仍为不争之事实。别的姑且不论，若无义庆的“晚节事佛”，广交沙门，则《世说》对魏晋佛教记载的丰富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世说》所见之高僧，绝大部分《高僧传》都有传。陈垣称：“《世说新语》为说部最通行之书，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今按：《世说》所载晋代高僧计有佛图澄、竺法深、高坐道人（即帛尸黎密）、道安、竺潜（法汰）、支遁（道林）、于法开、道壹、支愍度（一作支敏度）、慧远、僧意、法虔、康僧渊、康法畅（按：《世说》作庾法畅，误）、僧伽提婆、法冈道人、北来道人等多人，散见于《德行》《言语》《文学》《方正》《雅量》《赏誉》《品藻》《规箴》《伤逝》《栖逸》《术解》《排调》《假谲》等篇中，共八十余条。加上两晋名士礼佛弘法之记载，至少也有百余条之多。后来刘孝标注《世说》，亦多引佛经禅理以疏通滞义。可以说，《世说》和刘注堪称魏晋时期佛教发展状况的生动写真。释慧皎撰写《高僧传》，主张通过“博寻众典”以达到“考寻理味，决正法门”之目的[76]，则《世说》中所载僧侣及其故事为该书采录，自是理所应当。
（二）《高僧传》所采《世说》高僧言行甚多，既可从中窥知梁代《世说》版本及传播接受之概况，亦可通过校勘纠正今本之讹，还临川之旧，兼补《世说》所无。
在谈及《高僧传》对《世说》僧侣故事的受容时，陈垣举例说：
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世说》中凡四五十见，应入《晋书·隐逸传》，然《晋书》遗之。《高僧传》四有长传，而支道林始末毕见。
案《世说》载支遁事共计53条，《高僧传》卷四《支遁传》直接引用达12条之多。其他如帛尸黎密、康法畅、竺法深、于法开等高僧言行事迹，著录亦在3条以上。粗略统计，《高僧传》引据《世说》本文之条目达30余条。与诗文中的“浓缩式”用典不同，《高僧传》对《世说》条目的引用属于大范围“移植”，因而除了反映引用者及其时代对原著的接受外，亦能见出原著的诸多真相，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如《品藻》第67条：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欲制支。”
今传本此条“恐”下阙一字，而《高僧传·支遁传》作：“郗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才得去耳。’又问：‘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论辩，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渊源，浩实有惭德。’”据此可知，今传本所脱字当为“殷”字，这就解决了今本《世说》的一个明显脱误；而《高僧传》改“勤著脚”为“努力”，亦实有疏通文义之效，使本文语义更为显豁。又如《雅量》第32条：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此条标点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余氏于此条后笺疏云：“详审文义，‘愈觉有待之为烦’一句，乃记者叙事之辞，非安公语也。盖嘉宾之书，填砌故事，言之累牍不能休；而安公答书，乃直陈其事，不作才语，读之言简意尽；愈觉必待词采而后为文者，无益于事，徒为烦费耳。由此观之，骈文之不如散文便于叙事，六朝人已知之矣。”此说看似有理，然不能确证。杨勇、徐震堮两家《校笺》及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均以“愈觉”句为安公答书语。朱铸禹引日本秦士铉《世说笺本》注“损”字称：“晋人书牍谓见赠为损。”[77]杨勇亦撰文指出：“此二句皆是道安语，‘愈觉有待之为烦’者，盖谓嘉宾‘饷米千斛’之多也；‘损米’，犹赠米。损，表敬之词，与‘辱赐’‘惠赠’语意同。”[78]二说释“损米”之意略同，然仍未从根本上揭示余嘉锡断句之误。窃以为余氏所谓“记者叙事之辞”云云，乃因忽视《世说》所遵循之编撰原则所致。考《世说》全书，乃如鲁迅所谓“纂缉旧文，非由自造”，故编者始终采取“作者退隐”式的“客观视角”，即全用白描手法如实勾勒人世众生相，而不做现身说法之评论，这也是《世说》给人以“纪实”之阅读感受以及富于“言外之意”的主要原因[79]。鉴于此，则前引“愈觉有待之为烦”句，似应以道安答书所言为妥，若以为“记者叙事之辞”，不仅与《世说》撰例不合，读之亦觉累赘。不过此说仍属“推测”，仍嫌“证据不足”。“证据”有没有呢？翻开《高僧传》即可找到答案。查《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引此条云：
高平郗超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安答书云：“损米，弥觉有待之为烦。”
引文标点参照汤用彤校注，文字与《世说》本文大同小异，细参文义，则不得不以汤先生之断句为是。道理很简单，若“愈觉”句确为《世说》“记者叙事之辞”，很少袭蹈前人成句的释慧皎断不会照搬照抄；退一步也至少可以说明，《高僧传》的作者是以此句为道安答书中语的。况且，我们也不能排除释慧皎有看过道安答书全文之可能[80]，《高僧传》所据之《世说》抄本，又远比经过宋人多次删改的今本《世说》为早；孰是孰非，实难断言。至于改“愈”为“弥”，乃引录文字时常见之现象，更不足为反驳之口实。此乃《高僧传》可助校正《世说》本文之又一显例。
除了校正本文，《高僧传》亦可补充《世说》未有之信息。如《文学》第45条载：“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不仅引用了此条故事，且考出故事中无名之“弟子”，乃于法开最得意的徒弟法威，这样就使我们对这条记载的具体情况有一更清晰的了解。由此可见，释慧皎显然掌握了比《世说》作者更为丰富的佛教素材。
（三）刘孝标《世说注》亦多为慧皎所借鉴，将二者的异文进行对照，可补订今本《世说》刘注之失。
陈垣在《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说：“孝标逃还江南后，有两大著述：其一为《世说新语注》，引书一百六十余种（按：当为四百余种），至今士林传诵。其一为《类苑》，一百二十卷，隋、唐三《志》皆著录。南宋末陈氏撰《书录解题》时，始说不存。以今日观之，孝标之注《世说》及撰《类苑》，均受其在云冈石窟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印度人说经，喜引典故；南北朝人为文，亦喜引典故。《杂宝藏经》载印度故事，《世说》及《类苑》载中国故事。当时谈佛教故事者，多取材于《杂宝藏经》；谈中国故事者，多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及《类苑》，实一时风尚。”[81]可见刘孝标的《世说注》在当时影响之大。由于宋人对刘注删汰改窜甚多，今本所见，多非其旧[82]，故以《高僧传》与《世说注》校读，常有意外收获。陈氏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特举两例加以说明，其文云：
竺法深亦负高名，《世说》中凡五六见，刘孝标注谓：“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据《高僧传》四，则法深者僧名潜，晋丞相王敦[83]之弟，年十八出家。永嘉初避乱过江，年八十九卒。晋孝武帝悼之曰：“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何得谓不知俗姓。且法深卒年八十九，亦可订《世说》注七十九之误。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初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84]
据此可知，《高僧传》所载，虽从刘注中借鉴不少内容，却往往比刘注为详，这与释慧皎倾数十年之力专意为之不无关系。唯其如此，《高僧传》对刘注之采用，往往择善而从，态度审慎，对孝标无稽失察之处，亦时有辨证。如《世说·文学》“汰法师说‘六通’‘三明’同归”条，刘注称：“一说法汰即安公弟子也。”《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在详细介绍传主生平行状之后，说：“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非也。”显然不以刘注为然。《世说·言语》“佛图澄与诸石游”条，是《世说》关于佛图澄的唯一记载，刘注引《澄别传》：“道人佛图澄，不知何许人，出于敦煌，好佛道，出家为沙门。”对佛图澄生平本事语焉不详。而《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却以洋洋几千言为其立传，本末翔实，婉转周至，开篇即云：“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高僧传》补订刘注之失，往往类此。
然而，我们仍不能否认，刘孝标的《世说注》为释慧皎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据《南史》卷四九《刘孝标传》“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等记载，可知刘孝标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在北魏凡十八年，其间数年乃在云冈石窟从事译经事业[85]。故刘孝标《世说注》能从容征引释教文籍而左右逢源。考刘注所征引之佛教典籍，盖有如下数种：
（1）佛经类：《维摩诘经》、僧肇《维摩诘经注》、《法华经》、《涅槃经》、《释氏经》、《释氏辨空经》、《浮屠经》等；
（2）传记类：《高逸沙门传》（10次）、《支遁传》（4次）、《支遁别传》（2次）、《高坐传》（2次）、《安和上传》（2次）、《安法师传》、《高坐别传》、《佛图澄别传》、《支法师传》、释慧远《庐山记》《塔寺记》《法师游山记》等；
（3）题目论赞类：康法畅《名德沙门题目》（3次）、《人物论》（2次）、《沙门题目》、孙绰《道贤论》与《支愍度赞》、《大智度论》等；
（4）序目诗文类：《出经叙》、释慧远《阿毗昙叙》、王珣《法师墓下诗序》、张野《远法师铭》等；另有《牟子》和《支道林集》。
总计30余种，尚不包括刘孝标径以“经云”二字冠名或转引的佛学材料，以及他本人为疏通文义所作的阐释发挥。今查《高僧传》，采用孝标注文颇多，条目数乃在《世说》正文之上。尽管其中一部分完全可能来自其他渠道，但《世说注》为释慧皎提供了某种钩沉索隐之依据和参考，客观上丰富了《高僧传》的内容，当是毫无疑问的。
（四）《世说》与《高僧传》均因自具体例而为后世同类作品之楷式，从篇目分类思想看，《高僧传》之体制极有可能受到《世说》的启发。
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是，大凡富有原创性和自成系统的文化创造，总是能够引来后世的模仿和接力，从而形成一个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文化空间和文本系统。《世说》和《高僧传》便是两个显著的代表：前者开启了“世说体”文言笔记小说一途，后者则为佛教“僧传体”导夫先路。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非自身领域中的源头式作品，《世说》之前，志人小说已有《语林》《郭子》；《高僧传》之前，各种僧传也是层出不穷。二著之所以自成家法，原因无它，乃在于它们都是体例完足且带有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它们分类编撰的体例，不仅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结晶，而且带有很强的程式化效果，极易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和范式。
前文已及，自古学术，莫不自分类始。西方学者甚至指出：“人是分类的动物。”[86]南朝时期，宋文帝建儒、玄、史、文四馆，是对学术结构和机制的一次大调整，表现在分类学上，就是史学和文学都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范晔《后汉书》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又将人物列传进一步细分为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凡十类。这是史学分类学的一次重大突破，体现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自身群体性认同达到了一个成熟而自觉的阶段。比之《后汉书》，《世说》走得更远。它以“孔门四科”[87]作为开篇之目，固然是对先秦儒家和汉代以刘向为代表的目录学家的学术分类思想的沿袭；但全书所划分的36个门类，却是受魏晋人物品题风气和玄学思潮影响之产物，在人才学和美学史上均有划时代之意义。
《高僧传》也将所记历代高僧分十类：曰译经、曰义解、曰神异、曰习禅、曰明律、曰遗身、曰诵经、曰兴福、曰经师、曰唱导，勒为十四卷。体例之精，考求之审，使后世作者，皆不能越其轨范。从性质上看，《高僧传》属于史学系统之传记一途，和《后汉书》所分十类列传属同一逻辑层面。但细究起来，《高僧传》“类中分类”的分类思想实比《后汉书》更为细密。它等于在后者十大列传的任何一类中再分出十类来，这就体现了更为成熟的分类思想。窃以为，这种分类思想极有可能来自《世说》。考《世说》所分36门，大部分来自魏晋清谈之品题用语，是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整个时代对“人物”进行审美观照之结果，这些门类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人类中复分品类”的分类思想，且各类之间形成一种开放的、动态的时空系统和评价体系，因而给人一种立体感、层次感、流动感和真实感。作为一部“人品”之书，《世说》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以类相从”的编撰体例。《高僧传》将历代高僧别类分群，然后分门隶之的做法，与《世说》的“分门隶事”如出一辙，其最大区别不过在于，《世说》把列传的材料“化整为零”，编在不同的叙事单元里，而《高僧传》则遵循史传笔法“化零为整”，将分散的材料加以归纳、整合而已。后世的续仿之作虽亦步亦趋亦不能过之，无不证明这种文化创造的巨大辐射力和落地生根的强大生命力。
综上，《世说》（包括刘注）与《高僧传》有着至为复杂与深刻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素材和体例的参考，后者则不仅体现了前者在传播接受上的诸多情状，而且还成为前者版本的一个重要的、也是颇具说服力的校勘对象。
【注释】
[1]按：所以称“今传本”，盖因《世说》版本复杂，如第三则“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为今本所无，然汪藻却加按语称：“右前卷所无，邵本收在《雅量》门。”此“前卷”盖指十卷本《世说》的前九卷，与今传影宋本为一系统，然“邵本”却收此条于《雅量》门。
[2]参影宋本《世说新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97页。本书所引史敬胤注均据汪藻《世说叙录》之《考异》等文献，后文再引，页码不详注。
[3]详参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100页。
[4]敬胤注羊曼履历，中间又兼及“八达”“兖州八伯”“四伯”之来历以及江渊世系，文繁不赘。
[5]参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第1期。又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101页。
[6]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页。
[7]杨勇：《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例》，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1970年。收入氏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第55页。
[8]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第100页。
[9]王能宪：《世说新语的版本、笺注与批点》，见氏著：《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10]参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第1期。
[11]详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111页。今按：范氏所举三例之外，还可补充一例。如汪藻《考异》第二十一则（今本《识鉴》第15条），敬胤引《中兴书》后论曰：“昔郦寄犹以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乎？若夫王舒可谓非人乎？”刘注亦云：“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郦寄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两注言辞如此相近，则孝标参考过敬胤注，可无疑义。
[12]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前揭书，第1页。
[13]《叙录》卷数一节汪藻按云：“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据此可知其用以校勘的底本乃钱文僖（惟演）家藏本。
[14]按：汪藻《世说叙录》“三十六篇”条小字注云：“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今所录十卷是也。诸本自《容止》至《宠数（按：数当作礼）》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可知钱文僖本、晁文元本当无敬胤注。
[15]按：此“四十五篇”，实亦指“四十五事”。
[16]王原叔家藏本第十卷重出四十五事，前注所引“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则又比王原叔本多出四事。加上“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今本所无之两条，正好五十一事。
[17]分别是：德行（3次）、言语（1次）、文学（1次）、方正（2次）、雅量（2次）、识鉴（2次）、赏誉（12次）、品藻（3次）、规箴（2次）、捷悟（1次）、夙惠（1次）、豪爽（5次）、容止（1次）、企羡（1次）、任诞（2次）、简傲（1次）、排调（1次）、轻诋（1次）、俭啬（1次）、汰侈（2次）、尤悔（1次）、纰漏（2次）。
[18]范子烨根据敬胤注中还有“别有说”之例，认为“敬胤《世说注》原书非仅对《世说》中的五十一条‘传疑纠缪’，而是一部颇具规模、自成体例的著作”。参见氏著：《世说新语研究》，第101页。此说颇有见，但窃谓“自成体例”没有问题，“颇具规模”则未必属实。徐传武举“王长豫为人谨顺”两条的敬胤注，证明这敬胤所注数十则，乃一统之整体，有着非常缜密而牢固的前后联系和逻辑关系，非随意为之之可比。详参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第1期。以这数十条注释来看，很难想象敬胤注会像刘注那样首尾完具、规模宏大。
[19]按：此则汪藻注云：“右前卷所无，邵本收在《雅量》门。”
[20]详参赵建武：《刘孝标家世新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2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133页。
[22]《史通通释》下册，前揭书，第482页。
[23]（宋）高似孙：《纬略》，《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09册，第133页。
[24]（明）万历九年（1581）刻本《世说新语》卷首。
[2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景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https://www.daowen.com)
[27]（清）李调元：《世说旧注序》，见（明）杨慎：《世说旧注》一卷，《函海》本。
[28]民国以来，研究刘注的论文有：赵冈《<世说新语>刘注义例考》（《国文月刊》第82期，1949年2月）、王久烈《<世说新语>之刘注》（台北：《淡江学报》第2期，1963年）、张舜徽《<世说新语注>释例》（收入《广校雠略》，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王富祥《世说新语注校正》（台北：台湾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66年）、杨位先《刘孝标研究》（台北：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1年）、刘叶秋《读<世说注>》（《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李颖科《试论<世说新语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杨勇《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例》（香港《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1970年）、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第1期）、王健秋《<世说>刘注指瑕》（《华夏文化》1995年第2期）、阿其图《谈<世说新语注>的文献价值特点》（《阴山学刊（社科版）》1995年第2期）、曾文樑《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方法试探》（《辅仁国文学报》11，1995年第5期）、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张叔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体例探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房瑞丽《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简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明《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整体观》（《兰州学刊》2008年第11期）、杨瑰瑰《世说刘注引用子部书考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赵建武《刘孝标家世新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等。
[29]《文学篇》第47“康僧渊初过江”条笺疏。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32页。萧艾亦持此说，见《<世说>探幽》，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55～58页。
[30]孝标注自称臣者三处见于《贤媛》第9条注：“臣谓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汰侈》第6条注：“臣按其《相经》云……”又《惑溺》第3条注：“臣按：傅畅此言，则郭氏贤明妇人也。向令贾后抚爱愍怀，岂当纵其妒悍，自毙其子。然则物我不同，或老壮情异乎？”
[31]参见刘强：《世说学引论》之《裴注对刘注之影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58页。
[32]参见赵冈：《<世说新语>刘注义例考》，《国文月刊》第82期，1949年第2期，第20～26页。
[33]参见张舜徽：《<世说新语注>释例》，收入《广校雠略》，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7～161页。
[34]杨勇共举出孝标十八种注例：（一）校异文例（属校异）；（二）人物必证其爵里、德业及卒末例；（三）人物小字、官号、必证以本名例；（四）用事必推其本意所在例；（五）用事显白，人能索知者，必示其出处或所本例；（六）用事稍为生僻者，则示纲要，而不录全文例；（七）义理隐晦，辞难征理者，必详加训释例；（八）训名物例；（九）训音切、方言例（均属疏证）；（十）某人已见、某事已见例；（十一）某人别见、某事别见例（属互见）；（十二）纠谬例（属纠谬）；（十三）两说微异例；（十四）两说不同例（属录异）；（十五）未详例；（十六）未闻、不闻例；（十七）阙以待详例；（十八）疑谬、疑增例（属阙疑）。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6年。
[35]参见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探》，《文献》1986年第1期。
[36]按：“广校众本”，袁本“广”作“庆”。据余嘉锡先生考证：作“庆”固非，作“峻”（李慈铭谓）亦未安。惟宋本作“广”，妙合语气。庆与广字形相近，因而致误耳。详见《世说新语笺疏》，第239页。
[37]如《言语》第4条与同篇第11条同为小儿偷酒事，《方正》第36条与第38条同有“鹰化为鸠，尤憎其眼”之语，皆系传闻异辞。
[38]详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39]一则曰：“宋祎是石祟妓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在晋明帝宫，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祎。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者？’众人无言。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一则曰：“宋祎死后，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山松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
[40]按：此或为手民传写之误，亦未可知。
[41]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国学论丛》第1卷4号，1928年。
[42]如《雅量》第29“桓公伏甲设馔”条，谢安“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程炎震云：“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浩浩洪流，带我邦畿。’刘氏失注。”
[43]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6～121页。
[44]刘强：《世说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45]（明）胡应麟：《杂柬次公四通·四》，《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三《书牍》。
[46]参见萧虹：《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8页。其实，据《梁书》本传，与刘孝标同时代的陶弘景（456～536）著有《续临川康王世说》两卷，庶几可算《世说》最早的续书。
[47]今按：与沈约同时代而年辈稍后的张缅（489～531），曾手抄《后汉书》《晋书》《江左集》等，编为《后汉纪》40卷，《晋抄》30卷。《晋抄》今不传，然据唐玄宗天宝六年（747）成书的古类书《琱玉集》所引《晋抄》，大部分与《世说》故事重合，盖其时《晋书》已成书，其内容多采自《世说》等小说家言，而《晋抄》可与《世说》校勘，以见梁代《世说》版本之概貌。
[48]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二十九。
[49]刘强：《世说学引论》，第163～164页。
[50]详参汪维辉：《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以<世说新语>异文为例》，台湾：《汉学研究》18卷2期，2000年12月。又载于《南大语言学》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51]《鲁迅全集》第9册，第63页。
[52]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53]刘强：《<殷芸小说>对<世说新语>的纂辑》，《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
[54]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80～281页。
[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16页。
[56]（梁）殷芸撰，周楞伽校注：《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0页。下文所引《小说》原文皆据此本，页码不详注。
[57]（梁）萧绎：《金楼子》卷首自序，景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所引《金楼子》原文皆据此本。
[58]《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1010页。
[59]《世说·言语》第19则：“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群臣叹服。”
[60]《世说·方正》第18则：“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61]《世说·言语》第28则：“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62]《世说·规箴》第7则：“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63]《世说·任诞》第21则：“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曰：“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瓮侧，取醉而去。”
[64]其文曰：“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
[65]《世说·仇隙》第5则：“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66]《世说·简傲》第4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
[67]《世说·巧艺》第1则：“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68]按：此一节所论亦见拙著《世说学引论》，因尚无新的发现，姑且照录于此，以备参考。
[69]汤用彤以慧皎生于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见（梁）释慧晈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9页。若推至慧皎卒年梁承圣三年（554），则年已六十，与僧果所谓“时年五十八”不合。
[70]参见《高僧传》，第566页。
[71]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32页。
[72]参见《高僧传》，第524页。
[73]参见汤一介为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所撰《绪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页。
[74]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22页。
[75]参见本书《绪论》之“刘义庆与《世说新语》的编撰”部分。
[76]见《高僧传》卷三之《译经论》。
[77]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78]参见杨勇：《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后叙》，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6年第17卷，亦见氏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第86页。
[79]《世说》本文掺入作者议论的条目极少，笔者所见仅一例。《尤悔》第14条云：“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纵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征西，指谢奕）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 粹.对撞。《”世加驭 说点人 》文， 这声字一色即撰甚属例厉议已。论颇夫.，有故以.会凌水.心濛性.。初沈.于柔.此，入.条隘.上奔.批激.云。：“方.独之.此则人.忽情.入，固.议知.论迫.，跌隘.宕之.可地.喜，无.。”得.可保.见其.明夷.人
[80]如《世说·德行》第30则刘注：“支道林宗其（竺法深）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但未引其书内容。而《高僧传·竺法深传》即引述书信数语，盖从释僧祐《祐录》辗转所得。这说明，慧皎所见之材料，孝标未曾寓目者多矣。
[81]见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4页。原文亦载于《燕京学报》1929年第6期。
[82]按：宋本《世说》载绍兴八年董弅跋云：“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伪舛，语有难解，以它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
[83]按：“晋丞相王敦”，非是，当作“大将军王敦”。
[84]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21页。
[85]参陈垣：《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见《陈垣史学论著选》，第261～265页。
[86]语出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的《语言》一书。他还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讲话过程只不过是把各种现象（没有两种现象在每一方面都是相同的）根据看到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分成不同的类而已。”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5页。
[87]“孔门四科”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