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价值
今天的读者远比明清两代的文人幸运，当袁褧以家藏陆游校刊本为骄傲，杨慎把今天习见的刘孝标《世说注》当作独得之宝时，绝对无法想到数百年后的我们，可以看到久佚不传的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更不会想到我们还能看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嘉靖乙未（1535）嘉趣堂本《世说新语》袁褧序云：“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谢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谓可观。爰付梓人，传之同好。”[1]又杨慎（1488～1559）《刘孝标世说注序》称：“刘孝标注《世说》，多引奇篇奥帙，后刘须溪删节之，可惜。孝标全本，予犹及见之，今摘其一二，以广异闻。”[2]可知明季最为流行的是刘辰翁评点本，该本孝标注已不复旧观，杨慎于孝标全本虽“犹及见之”，或不属己有，故只能仓促“摘其一二，以广异闻”。再看《四库全书总目·世说新语提要》：
晁公武谓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谓家有详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自明以来，世俗所行凡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注文多所删节，殊乖其旧；一为袁褧所刊，盖即从陆本翻雕者，虽版已刓敝，然犹属完书。[3]
清代李调元（1734～1803）也以杨慎辑得的旧注为难得，他在《世说旧注序》中说：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三卷，梁刘孝标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引作《世说新书》，不知何时改作《新语》，相沿至今，不能复正。《唐·艺文志》作《世说》十卷，有刘孝标续十卷，今其本不传。《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同。据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则又佚之久矣。孝标所注，特为详赡，故高似孙《纬略》极称之，其纠正义庆之缪，尤为精核，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考证家所引据不可少之书也。但多为宋刘须溪删存之，可惜！升庵《自序》“孝标全本，予犹及见之”，故为此书，以补孝标之佚。则意所佚之续十卷内语乎？虽篇页无多，至可宝也。古书亡者多矣，非有博览如升庵，不几佚而竟佚乎？[4]
观此可知，至晚在清代，喜爱《世说》的读书人尚无法看到附有汪藻《世说叙录》等内容的宋本，盖因当时流行的《世说》版本大多经过宋明人或删或补。故清末学者李慈铭（1830～1894）说：“阅《世说新语》。此书遭刘辰翁、王世懋两次删补，殊甚痛恨，刘孝标之注更零落不全。予购求善本有年，竟未得也。”[5]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崔朝庆（1860～1943）写于1937年的《节本世说新语》小序称：
今所传者有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删削原文旧注，已失匡庐真面；一为袁褧翻雕陆游重刻之本，较为完善，书中句或钩棘，语近方言，千数百年来，未能有人厘正，美犹有憾，此可视若史之阙文者也。[6]
尽管此时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已被影印至海内，但珂罗版《世说新语》影宋本依然无从得识“庐山真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写本《世说新书》虽系残卷，却是“千年等一回”的无价之宝。围绕唐写本残卷，可以探讨下列五个问题。
其一，残卷是如何发现的？
残卷的发现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据日本学者田中勇次郎编《唐钞本》（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翻印本）称，日本明治十年（1877），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从该寺宝库中发现此古抄残卷，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起见，乃将残卷割裂为五，分别藏于山添快堂、桑川清荫[7]、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五人处[8]。1915年夏，流亡日本的罗振玉（1866～1940）在神田香岩处看到《世说新书》古本的一截，如获至宝，后设法复合并影印之。
其二，其抄写时代是否为唐代？
关于残卷的抄写时代，学者多以为乃唐写本。最早记录此残卷的是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藏书家、金石学家杨守敬（1839～1915）。他在《日本访书志·世说新书残卷跋》中说：
是卷书法精妙，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了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较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9]
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的随员，自明治十三年（1880）至十七年（1884）在日本生活了五年。他所提到的日下部东作，乃日本近代书道之父、鸣鹤流派的创始人、日本明治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中林梧竹、岩谷一六并称为“明治三笔”的日下部鸣鹤（1838～1922）。当时日下部鸣鹤与杨守敬交往密切，执礼甚恭，他继承了大量杨守敬珍藏的拓片碑帖，从中汲取书法精华，为其后来创立日本书法鸣鹤派奠定了基础。杨守敬从日下部鸣鹤处借校的不过是古抄残卷五段中的一段，仅十一条，观其起讫两条，可知乃五段残卷中的第一段，应该是山添快堂的藏品。作为书法大家的杨守敬，将此段残卷与日本古写佛经加以对照，乃断定“其为李唐人所书无疑”。
杨氏的这一推断与残卷的另一位收藏者神田醇所见略同。神田氏《跋》云：
余家藏旧钞《世说》残本，刘孝标注《豪爽篇第十三》，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笈矣。按《世说》一书，屡经后人窜乱，久失旧观。《隋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新旧《唐志》并同。《日本见在书目》亦载刘孝标十卷，乃至唐代传本，一存其旧，未经改易。迨宋时诸本纷出，卷第遂有改易。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所云可以证焉。有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于严州者三卷（此本淳熙戊申陆游重刊于新定，嘉靖乙未袁褧又重雕之，道光戊午周氏纷欣阁又翻刻袁本）。各卷分为上下，卷数与隋、唐两《志》夐异，乃经晏元献删定，已失旧观，明王世贞兄弟又加增损，而以何元朗《语林》羼入，谓之《世说新语补》。于是《世说》旧观，荡然亡矣。此书旧题《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10]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此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夺误者，不胜枚举，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独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钞，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忆三十余年前与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他日倘得为延津之合，不亦大快事乎！故记以竢之。京都神田醇记。[11]
此跋作于何年，神田氏未详署，据其“忆三十余年”云云可知，至迟也在1907年之后，与罗振玉见面的1915年之前。神田氏此跋对《世说》版本、卷第、书名、刊刻、删定、增损之历史言之甚详，非谙熟《世说》者莫能道，而他对此残卷的抄写时间，亦断以“李唐旧笈”，尤其“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钞”这一细节，至为重要，此或许便是杨守敬据以对照的“日本古写佛经”亦未可知。如是，则两人之断语当极可信。
又罗振玉《跋》云：
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张孟公移录蒋子遵校本，所主之本，为传是楼所藏淳熙刊本，其书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以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岩翁，始知香岩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小西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菅家文草》，谓此书初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其说至精确。予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亡友杨星吾舍人曾见第一段，载之《日本访书志》。尚未知古今称名之异，今影印既竣，爰录神田翁及杨君之跋于后，并记是卷已析而复合，实得神田、小川两君之助，而山田、小川两君之见许，其惠亦不可忘也。爰书之以飨读是书者。丙辰（1916）十一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四时嘉至轩。[12]
此跋详叙古卷分而复合之款曲，“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及读到杨守敬（字星吾）跋文，“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后，罗振玉更不复疑。从此，古抄残卷为李唐写本乃成定论，刘盼遂径以《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为题撰文，杨勇也认为：“此卷避讳至‘治’字而止，想系唐高宗以后钞本，神田等云为李唐旧物，是也。”[13]后来诸家亦未表异议。
直到1998年范子烨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问世，才对唐写本残卷之抄写时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并从讳字及书法两个角度考察《世说新书》残卷之抄写时代，他发现：（1）抄本不避李唐诸帝名讳，甚至亦不避陈隋皇帝名讳，却避宋武帝刘裕及梁武帝萧衍讳，故认为“残卷”当系梁代之抄本，“其抄写时限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至大同六年（540）之间”[14]；（2）取梁代至初唐四篇书法作品与抄本书法比较，发现“其用笔风格已十分接近，而其精神气韵颇为相似。就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书法发展的轨迹看，‘残卷’出现于梁代是完全可能的”。[15]
应该说，范氏的考证有其理路，然又让人未敢轻信。事实上，仅以抄本残卷之不避唐讳来判断其非唐时手笔，忽略了此残卷出现于东瀛这一事实。上文提到，杨守敬和神田醇二人判断残卷为李唐旧笈的根据，一是“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一是根据“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后者提到一重要信息，即古佛经“亦七八百年前旧钞，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而京都东寺观智院兴建于公元8世纪末，正是李唐中晚期，当时中日佛教交流频繁，大唐东渡扶桑及东瀛派往大唐的僧侣使节不知凡几[16]，故此书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亦未可知。如说日本僧人书法不至如此俊秀精美，则又可设想另一可能，即此卷或由大唐赴日本弘法的僧人临摹缮写而成，因在海外，不避皇帝名讳亦无不可。总之，仅以避讳字和书法风格两点，实难以推翻亲见残卷真迹的书法大家杨守敬及藏书家神田醇二人的审慎推断。至于据《世说新书》之名梁代即有，便谓古抄残卷定为梁时所写，逻辑上亦难成立，盖唐时《世说新书》十卷本最多，不可轻以书名、卷数定其抄本之时代也。
其实，范氏书中亦未曾坐实。在引用六幅书影后，亦于页下出一则脚注云：
友人凌家民先生提供以上资料，且告余曰：“此残卷或为东瀛来华之学问僧所抄，如此自可不避诸帝讳，而书法又具李唐风神也。”凌先生学识渊懿，于书学尤为究心。其说有见，余不敢隐，谨志于此，以公诸同好云。[17](https://www.daowen.com)
此则注释笔者以前未曾注意，此次披阅真有拨云见日之感。窃谓凌家民之判断慧眼卓识，足以为古抄残卷之抄写时代问题完满收官。故本文依旧以唐写本残卷目之。
其三，残卷影印本到底是“五合一”，还是“四合一”？
前引神田醇《跋》谓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乃“截而为五，各有其一”，而罗振玉则说“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那么，到底罗氏影印的残卷是“五合一”还是“四合一”？严绍
以为：“此四卷《世说新书》写本，实系该书卷第六之一卷。1877年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整理该寺宝库时，检得唐写本《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止于《豪爽篇》末桓玄故事。应京都名家山添快堂、桑川清荫[18]、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之请求，东寺将此卷一割为五，其后辗转于战后，分归于四家。”[19]王能宪以为：“罗振玉影印唐写本《世说新书》跋称割裂为四，误。”[20]即认为当系“五合一”。然据罗振玉《跋》文，五段残卷的收藏人已发生些微变化，原来的山添快堂、桑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五人，唯神田香岩尚在，其余四人所藏盖已易主：“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香岩翁藏其末一截”。今从友人处喜得日人山田钝（1844～1913）所撰《过眼余唱》第一集之影印本[21]，署“山田钝子静著”，当即罗氏所言之“京都山田氏”（很可能就是山田永年）。是书盖记其寓目之古籍善本，前诗后文，中有一篇，叙其得唐写本《世说新书》零本之原委，其文如下：
一卷断裁藏五家，凤毛麟角足矜夸。拈阄所获是天与，不用纷纷争寸差。
余又藏《世说新书》零本一卷，并孝标注亦写焉。此亦兼文自东寺获来物。旧为长卷，兼文割爱之后，断裁为五卷，社友山添快堂、森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与余，各自分藏焉。初，清荫观此卷于兼文家，数请兼文，兼文靳而不许。后余偶访文石，清荫及快堂、香岩先在。谈及古书，文石曰：“闻顷日兼文贳得东寺所藏古书数卷，想必有可观者，试同诸君往观，何如？”皆曰：“可。”五人乃相伴访兼文。兼文为出所获示之。阅及《世说》一卷，五人齐注目，清荫色动，急请兼文割爱。四人亦并乞。文石乃谓清荫曰：“众人皆欲获，子不得专之也。宜请主人，为裁为五，以分付五人。”清荫作色曰：“余请之非一日，子辈卒然来观，俄谋横夺，何哉？且裁为五，全璧斯瑕焉。”文石曰：“此固零本，岂谓之全璧乎？裁之何妨？”清荫怃然。兼文遂以分赠我社五人。五人相携而去，更到旗亭命酒，相俱一笑。乃就席上，取卷裁断为五，而所分行数，多寡不等。因拈阄分之，各获其一截。酒罢，大笑归家，传以为我社佳话。去岁文石有故，割爱赠余，以其与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缝藏焉，即此卷也。其书不知为何人笔，然按书体，恐非唐以下笔。即此卷不题《新语》，而称《新书》，按《四库简明目录》云：“《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后相沿称《新语》，遂不可复正。”乃此卷之古，亦益可征也。坡翁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书大字结密，小字宽绰，可谓尽善尽美者矣。
观山田钝所记，大体可以还原当时情景：盖《世说新书》零本即残卷，原属前文所及之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后经社友山添快堂、森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与山田钝五人极力索要，乃不得不割爱相赠，五人遂裁残卷为五截，分别收藏。后北村文石有故，又将其所藏一截赠给山田钝，二者恰好“文理相接”，于是被山田“更接缝藏焉”，至此五截已为四截矣。是可确知，罗振玉影印时当为“四合一”也！
今考唐写本残卷，可推知其四段起讫、条数如下：
第一段17叶：自《规箴》第4“孙休好射雉”条，至《规箴》第13“元皇帝时”条（即“张闿毁门”条），共10条[22]。（小川简斋藏）
第二段19叶：自《规箴》第14“郗太尉晚节好谈”条，至《规箴》第27“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条，共14条。（京都山田钝，应即山田永年藏）
第三段19叶：自《捷悟》第1“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条，至《夙慧》第7“桓宣武薨”条，共14条。（小西氏藏）
第四段14叶：自《豪爽》第1“王大将军年少时”条，至《豪爽》第13“桓玄西下入石头”条，共13条。（神田香岩藏）
据此果然是四截！作为当事人，罗氏当不会记错。又，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云：
自明以来，诸收藏家所著录，从未见有十卷本者；而孝标分卷之原型，于是不可复考。今唐写本，于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据神田翁《跋》，称此卷尚有一段，为山田永年所藏，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合《品藻》至《豪爽》凡五篇之量，适当全书十分之一。此五篇为第六卷，则前五卷与后四卷之旧，固可由此略摹而定也。千年队（坠）璧，顿复旧观。[23]
刘氏以为所缺之一截，定为山田永年所藏，未必符合实情。若真有这“第五截”，则其谓“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则大抵不错。最初笔者推测：“《品藻篇》共88条，如确如刘氏所言，当有数条与《规箴》前三条合并为五截残卷的第一截，其起讫及条数大抵自《品藻》80‘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条至《规箴》3‘陈元方遭父丧’条，共12条。”[24]今可知，此不过想当然耳。而且，即便果真如此，则五截残卷即使全部复合，亦未能凑满第六卷。不过，有此珍贵的唐写本残卷，《世说新书》十卷本虽然依旧是“神龙首尾两不见”，终究可予读者以遐想空间。故罗振玉、刘盼遂等前辈当年欣喜之情，今天仍可感同身受。
其四，唐写本残卷版本价值若何？与宋本相比孰愈？
唐写本残卷自被发现以来，大受文人学者青睐与赞美。如神田氏《跋》云：“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前引杨守敬《跋》称：“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二人显然以为此卷价值在宋本之上。罗振玉《跋》则先云：“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后则曰：“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亦认为残卷虽残，足矫宋明诸本之枉。又，刘盼遂得睹此卷影印本后，率先撰文指出残卷“特异之处”三端：其一，可借窥《世说》十卷本之原貌，所谓“千年队（坠）璧，顿复旧观。庐山之面目可识，中郎无虎贲之叹，岂非艺苑中所同声称快者乎！此唐写本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矣”；其二，“由此可证群书中所引《世说》佚文必非临川原本，实出于注语及临川别书矣。然不得唐本，迄难能证成此说，此写本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也”；其三，“晏、王二氏，剪裁《世说》注文，或刊全节，或删语句，亦有本无此注，后人据他书妄行沾益者。
荆野于武夫，靳渥洼于款段，读者回惑，莫秉南针。及唐本出，宿滞冰释。……然非得唐本，作两造之质，将亦无征不信，是又唐写本可以征注文之增消矣。”[25]杨勇亦称其“为人间唯一古卷。……制度大方，字体古雅，为未经宋人删改之《世说》也”。又说：“此卷片言只字，最能见当代风貌，而文章气韵，正自有未易言者，皆能于此卷得之，实稀世之珍品。”[26]周祖谟更将其与影宋本对比，评之曰：“此本只存《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几篇，文字远胜于宋本。”[27]
诸家对于唐写本可谓交口称赞。独今人范子烨以为：“残卷书法虽工，但抄写质量不佳，其与宋本相较，互有高下。”在将唐卷与宋本正文及刘注进行仔细校勘后，范氏又称：“残卷虽系与原本最近之古本，但其讹误、脱漏亦多，故宋本之价值是它所取代不了的。在‘残卷’中，刘《注》的字数往往多于宋本，盖因宋本曾遭宋人删节之故。”[28]
窃以为唐写本残卷虽非完帙，但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因今所传宋本、明本，皆为宋人删削，非复临川之旧观，举凡卷次、篇数、正文、注文等情实，如无唐写本残卷，恐永无窥见之可能，此其版本价值之最著者。杨勇谓之“稀世之珍品”，信不虚也。前引刘盼遂文又称：“以上三者，皆就其荦荦大端言之，其有裨于《世说》者，已如此之巨；若夫订文字之异同，正袁本之悂憀者，数尤夥颐。”今接着刘氏对唐写本残卷之价值的论述稍做申论如下。
首先是校正文字。如《世说·规箴》第22条，宋本作：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今按：“论成不恶”，不成语。李慈铭曰：“案‘论成不恶’四字，当有误。或云：论成者，谓时人‘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之语。珣劣于珉，世论已成也。’”[29]由于李慈铭未见唐本，故只能存疑。唐写本“论成”作“伦伍”。朱铸禹虽见过唐写本，亦称“不可解”[30]。杨勇释“伦伍”曰：“伦伍者，品评人物之次第也。时人品论高下，犹军伍之有先后，故有难兄难弟之言。”[31]龚斌则曰：“伦伍，同辈，流辈，此作‘流品’解。”并引《宋书·臧质传》及《颜竣传》“伦伍”用例以证。[32]语义更为显豁。两相对照，宋本显然不及唐本。
再如《规箴篇》第26条，宋本：“并上下权要”，唐写本残卷“上下”作“弄”。周一良批校云：“六朝碑版弄字又写成
’者，后世遂为二字。唐写本作弄，是也。魏孝文吊比干文碑‘执垂益而谈
兮’，即弄字。又如魏齐郡王祐妃常氏墓志‘明慧之鉴，允昭于载
之春’。杨乾墓志‘又不好挵。’加手作挵，且不作
，竟成卡字矣。尔朱绍墓志‘弱不好
。’”[33]此皆可证唐写本在校正文字方面之重要价值。
其次可补充刘注。刘孝标《世说注》，经宋人晏殊、刘辰翁及明王世贞等人剪截删定后，不复旧观，唯赖唐写本残卷可窥察其原貌。故刘盼遂云：“孝标《世说》注，虽更晏元献、王元美，迭施刊剟，而临川原本，从未寻斧柯，尚称全璧。”如《夙惠篇》第3“晋明帝数岁”条，唐写本残卷有刘孝标注云：“案桓谭《新论》：‘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问其远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近者。日初出大如车盖，日中裁如槃盖，此远小而近大也。言远者日初出，怆怆凉凉，及日中如探汤，此近热远怆乎？’明帝此对，亦二儿之辩耶也。”然宋以后各本删去注文，以至学者对“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句出现理解偏差[34]。又如《规箴篇》第6“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70余字；同篇第26“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一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者至222字；又《夙慧篇》第2“何晏七岁，明惠若神”条，唐写本注文多于今本40字。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唐写本之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再次可贯通文义。如《规箴篇》第14“郗太尉晚节好谈”条，宋本末句作“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冰衿”一词历来莫得其解。王世懋批云：“‘冰衿’二字未解。”凌濛初则释曰：“‘冰衿’意者，寒战也。人怒极，恒有此。”吴勉学云：“冰衿似是寒战意。”今按：“冰衿”，唐本作“冰矜”。余嘉锡案：“‘冰衿’不可解，余初疑‘冰’字为
’字之误。乃观唐写本，则作‘冰矜’，点画甚分明，其疑始解。盖郗公不善言辞，故瞋怒之余，惟觉其颜色冷若冰霜，而有矜奋之容也。陈仅《扪烛脞存》十二谓‘冰衿谓涕泗沾衿’，未是。”[35]实则此句前有“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正可作“冰矜”作“矜”之内证。然若无唐写本，亦难以断言。
以上，对唐写本之版本意义及文献价值稍作考辨，尚有未尽之意，兹不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