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对《世说新语》的讥评
纵观唐代《世说》之学，刘知幾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对《世说》及《晋书》的讥评，不仅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一大事件，也成了《世说》接受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史通·忤时篇》）。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任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始任史官，兼修国史，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而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年六十一，谥曰文。一生撰述丰富，尤以《史通》最为著名，其书体大虑周，影响深远，乃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刘知幾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的史学家，他在《史通·原序》中自述写作原委云：
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65]
刘知幾不仅以古来史家为榜样，更思祖述孔子，立言不朽。在《自叙篇》中他说：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66]
因其立志高远，故能忠于史职，严守史家家法。其对修史之事，不仅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之说[67]，更有著史“五不可”之论[68]，足见其方正严谨之史学立场。《新唐书》本传谓其“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大概正因如此，刘知幾才对唐修《晋书》采《世说》等“委巷小说”入书大加讥刺。
刘知幾的评论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讥评《晋书》；二是指谬《世说》；三是褒贬刘注。
先说讥评《晋书》。《晋书》乃唐太宗御敕修撰，参与修撰的有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共二十一人。因史官们对前代史籍秉承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故对古代文献多有采用，即便如野史杂传、小说偏记亦不偏废。这自然引起主张“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史通·采撰》）的刘知幾的极大不满。他在《史通·采撰篇》中说：
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于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汉、晋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69]
“征彼虚誉，定为实录”八字，几将唐修《晋书》一棒打死。《史通·论赞篇》又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这几乎是对《晋书》作者的集体批评。在《史通·申左篇》中，刘知幾评价《穀梁》《公羊》二传时，又附带批评汉晋史书说：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70]
“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八字，虽有矫枉过正、言过其实之嫌，然终可看出刘知幾对《晋书》十分贬斥。
再说指谬《世说》。前引《史通·采撰》云：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71]
又《史通·书事》云：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72]
又《史通·杂说上》云：
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73]
细审其文意，多是借古讽今，轻诋《世说》终不过为讥议《晋书》张目也。三说褒贬刘注。子玄虽持正统史家立场，对《晋书》收录《世说》作无情批判，但对为《世说》作注的刘孝标却给予很高评价：(https://www.daowen.com)
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沉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史通·外篇·杂说中》）[74]
这里，刘知幾斥《世说》为“妄言”，尊孝标为“正说”，厚此薄彼，无以复加。其不仅对孝标的《世说注》赞许有加，甚至对孝标其人亦致意再三，引为同调。其在《自叙》中仿孝标自比冯敬通而自比扬雄：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酬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75]
但同时，刘知幾对孝标为《世说》作注亦深表遗憾，甚至视之为“好事之子”：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史通·补注》）[76]
又说：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补注》）[77]
在刘知幾看来，刘孝标注《世说》，简直有点不务正业、明珠暗投了。这就有些持论过苛。
此外，《史通》还有不少史评文字，亦可视为对《世说》及《晋书》的双重评论。史评不外乎二端：一为评论史事，一为臧否人物。《史通》有《暗惑》一篇，专揭史事之疑谬。如《世说·容止》第1“魏武将见匈奴使”条，本自裴启《语林》，后编入《魏史注》。刘知幾乃辨其诬云：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领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赂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滋谤口，而言同纶綍，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申掎摭，辩其疑误者焉。[78]
关于曹操杀匈奴使一事，近人多有指谬。程炎震云：“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操进爵为魏王。其时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侯王来朝。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殆此时事。然其年琰即诛死，恐非实也。”李详亦引《史通·暗惑篇》以斥其无据。余嘉锡更道：“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不过余氏对刘知幾亦有驳难：“然刘子玄之持论，亦复过当。考《后汉书·南匈奴传》：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单于奉藩称臣，入居西河，已夷为属国，事汉甚谨。顺帝时，中郎将陈龟迫单于休利自杀。灵帝时，中郎将张修遂擅斩单于呼征。其君长且俯首受屠割，纵杀一使者，曾何足言？且终东汉之世，未尝与匈奴结姻，北单于亦屡求和亲。虽复时有侵轶，辄为汉所击破。子玄张大其词，漫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79]
此为评史事，再说论人物。同篇刘知幾又论阮籍云：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
，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殁，闵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舂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畅。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枭獍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恸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则觔肉内宽；醉饱自得，则饥肤外博。况乎溺情
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乎？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又以其志操本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史通·外篇·暗惑第十二》）[80]
据实而论，刘知幾对《晋书》采《世说》及刘注之阮籍轶事的批评，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文字或者叙事本与历史真实存在距离，夸张文饰在所难免，读者沿波讨源，以意逆志可也，定要视夸张为乌有，以文饰为子虚，则又犯了想当然的毛病。刘知幾如此激烈地批评《世说》等“小说家言”，盖源于其对史传情有独钟，以至于难免戴着史家的有色眼镜去要求所有的杂史别传及志人小说。胡应麟则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幾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义庆所著……独《世说》盛行，嘉隆间尺牍、诗词，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厌观云。”[81]胡氏之说不无道理。
在《史通·杂述》中刘知幾说：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82]
观此可知，在刘知幾心目中，史家几乎囊括了所有叙事文体，包括像《世说》《语林》之类不过“史氏流别”之一的“琐言类”作品，而完全无视小说之独立存在价值。难怪《四库全书总目》要说：“义庆所述，刘知幾《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幾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83]
或曰：刘知幾既以儒家自居，又系彭城刘氏后人，与刘义庆当系同宗，何以见讥如此？其实，此亦不难理解。《新唐书》本传曰：“子玄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上推汉为陆终苗裔，非尧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也即是说，刘知幾并不认为自己是彭城刘氏苗裔，自以祖先乃系居巢刘氏。如其确为彭城刘氏，即便真理在握，亦当不至于唐突先辈若此。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刘知幾对《世说》的批评：“褒也好，贬也罢，总是基于对这部书的关注，而且客观上，这样的褒贬常会益其声价，促其流通，这恐怕是刘知幾们始料未及的。”[84]揆诸整个《世说》研究史，刘知幾的讥评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他几乎开启了后世王夫之、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乃至余嘉锡等以名教是非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对《世说》及“魏晋风度”流弊的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这恐怕与盛唐时代国家统一，文化繁荣，士大夫充满安身立命的自信，尤其是儒家思想再度回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大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刘知幾对小说偏记嗤之以鼻，他的次子、同样是史学家的刘
却撰写了一部与《世说》颇类似的笔记小说《隋唐嘉话》，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小说类”，著录有《刘
小说》十卷，题曰“唐刘
撰。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父子二人对于小说家言的不同态度，倒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