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28]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可谓“世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1925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为一册出版，1931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在《题记》中称：“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29]可知关于《世说》的第七篇在修订本中并无改订。
此文可以说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精准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30]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用于小说史之背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之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一语，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31]其中，将列御寇《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严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个源远流长的志人小说系统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32]称阳松玠《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仿之书共17种[33]，为此一系统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搜集。”[34](https://www.daowen.com)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师道（1510～1573）在《何氏语林·后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35]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36]鲁迅当是受前人启发而做出此一推测。
鲁迅的另一部小说史研究著作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书原是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这书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的节略白话版。其中涉及《世说》的乃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于志怪方面，鲁迅提出了“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而于志人，则以《世说》作为代表，并提出了“所谓晋人底风度”，为后之“魏晋风度”说埋下伏笔。同时，鲁迅还表达了他对清议和清谈的理解：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37]
其对于魏晋名士风度及其与清谈之关系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是允当有效的。
谈到《世说》后来之影响，鲁迅说：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38]
这里鲁迅讽刺“现代底人”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以为笑话，虽看出后世“社会背景”与魏晋不同，使模仿变成东施效颦，但却无形之中取消了《世说》之所以被不断续仿所体现出的超越时代的人类学及文体学上的价值。鲁迅发言遣论常有逻辑上不能自洽之弊，此即一例。不过，这篇文章却有“发酵”的作用，三年后他在广州演讲中所揭橥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此已呼之欲出了。
鲁迅还有一篇题为《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的文字——实是1934年5月3日对《文学》月刊社的答问——也很值得注意。文中除了重申“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这一观点之外，同时，还把唐代传奇文的产生上溯到魏晋，以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原注：今仅有辑本），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此外，再次呼应前面的观点，指出“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甚至认为唐代作为“行卷”的“传奇文”，几乎是士人干谒的“敲门砖”[39]。这是从实用角度看待《世说》之类“为赏心而作”的笔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其十年前将《世说》称作“名士底教科书”，可谓一脉相承，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