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魏晋风度
细心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时隔一千余年，清末民初的确与汉末魏晋有着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且不说两个乱世的世风和士风，即便文风上都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别的不说，至少民国初年不少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都喜欢“魏晋风度”及“六朝文”[40]。尤其鲁迅，更是如此。周作人称“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41]，“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42]。孙伏园记刘半农赠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43]。鲁迅身上那种决不妥协、“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性格，与魏晋名士的清议派颇有相类之处。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44]
惟其如此，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时，鲁迅才做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45]，第一次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名士风流诸方面，做了沉着痛快的评述。今天看来，这篇演讲稿算得上是才气横溢、不可多得的佳作，尽管其中难免有些“知识性错误”[46]，终究瑕不掩瑜。
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八个字：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的风气。三、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在谈到曹丕时，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尽管这篇演讲稿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出具体的阐释，但文中涉及了魏晋的文风、士风的方方面面，从曹氏父子讲到建安七子，从空谈和吃药的“祖师”何晏讲到饮酒之风的代表“竹林七贤”，认为魏晋名士“居丧无礼”“爱穿宽大的衣服”“脾气坏”“好穿木屐”等习气，大抵都与吃药和饮酒有关。鲁迅言下之意，魏晋的文章及名士们煽起的服药和饮酒两大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表现和展示。从此，“魏晋风度”便在中国文化人心中扎下了根，一批学者如宗白华、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纷纷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继者[47]。
在鲁迅对“魏晋风度”的议论中，嵇康可算是一大核心。窃谓鲁迅之所以深敬嵇康，原因有三：一是因其性格与“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直性狭中”“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非常相似，情感更易相通；二是鲁迅对于现实体制亦常不满，对于纲常秩序终其一生皆常持怀疑与批判态度，这与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理路如出一辙，大抵绝不以“异端”为非类；第三点未见有人提及，即嵇康虽出于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其祖上则世居会稽，而鲁迅亦常以“会稽”自署，“越人”自居，又曾搜集乡邦古文献，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对乡土感情之深挚自不待言，故冥冥之中，鲁迅乃视嵇康为乡邦前贤也。有此三点，则鲁迅何以会花费数年时间辑校《嵇康集》，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多次提到嵇康。先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关于嵇康之死，鲁迅也有与众不同的发现：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https://www.daowen.com)
鲁迅显然认为，自己不属于庄子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一类人，而能洞悉人性的深层秘密。在谈到嵇康狱中所写的《家诫》时，鲁迅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八年后的1935年，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
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48]
这些评论，都是非常贴切精准的。论及嵇康的文章，鲁迅亦不吝赞美之词，其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师心”和“使气”，不也正是鲁迅自己文风的写照么？
甚至提到死亡问题，鲁迅也不无“魏晋风度”，其留给亲属的“遗嘱”中有一条是：“赶快收殓，埋掉，拉倒。”[49]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刘伶“死便埋我”的豪言。可以说，魏晋风度已经渗透到鲁迅的“骨子里”，成为他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了。这样“文如其人”的个案，在整个“世说学”史上也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