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道教活动中的乐舞

第一节佛教和道教活动中的乐舞

约在秦代时，天竺（今印度）阿育王宣扬佛法，派僧徒四处传教，西域的某些地区在西汉时已开始信奉佛教了。后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曾派遣使臣往西域去求法。东汉的帝王如楚王英，桓帝等都喜黄老之学，崇浮屠之教。当时的佛教还是被综合在道教之中的，所以称为黄老浮屠之祠。在祠祭黄老、浮屠的仪式上是极尽奢侈的。

以文罽为坛饰，淳金银器，彩色炫耀，祠用三牲；大官饰珍馔，作倡乐，以求福祥也 [1]。

除了用织花的罽（西胡毳布），炫目的金银器皿和三牲供养以外，还要做“倡乐”来媚佛。“倡乐”本是娱人的伎乐舞，这比巫的鼓舞事神又进了一步。佛和人的嗜好更为一致了。据佛经说，在西方净土，佛的极乐世界中有伎乐天[2]供佛娱乐。伎乐天就等于是佛的“倡乐”了。

佛教传到东晋简文帝（公元371年）以后，在中国已占有相当大的势力。这和统治阶层的宣扬和重视是分不开的。简文帝即位以后，建造了波提寺。其后南朝各代帝王如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高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等都广建佛寺。这些帝王为造他的功德，不惜建寺倾施珠宝，造像多用金玉，不顾民困财竭，鬻妻卖子。南朝的佛教势力到梁武帝时兴盛到极点。郭祖深抬着棺材上书梁武帝沉痛的斥责崇佛所造成的恶果。荀济也上书武帝斥佛法：“僧尼不耕不偶，病民费财。……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当时僧尼的数字，确实大得惊人，这些不事生产的僧尼，利用乐舞、俳优宣扬教义诱人骗财，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且出入宫禁和贵人的闺闼。如刘宋刘义宣就是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30人崇饰绮丽。善于歌舞诅咒的女巫严道育也曾“变服为尼，逃匿东宫”[3]。有不少僧尼是精晓民间乐舞的。梁武帝在乐寿殿留十大德法师，设乐。精通乐律的法云法师改作了《三州歌》（《西曲》）的和歌。佛教徒为了宣传教义，利用倡乐歌舞和俳优为它宣扬，这种乐舞的排场之大，实在比帝王的“朝仪”还要盛大得多。这方面，在北朝的佛教节日活动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佛教徒利用倡乐和俳优宣传佛法教义，为了适应宣传的需要对伎乐舞的内容和形式有所改变，逐渐形成了一类染有宗教色彩的歌舞。这部分歌舞又反回来影响了宫廷伎乐舞，萧梁的《上云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上云乐》的舞辞是梁武帝时人周舍所作，载于《乐府诗集》五十一卷：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蒙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故乃寿如南山，志若金刚。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凰是老胡家鸡，狮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拨乱反正，再朗三光。泽与雨施，化与凤翔。觇云候吕，志游大梁，重驷修路，始届帝乡，伏拜金阙，瞻仰玉堂。从者小子，罗列成行，悉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振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箧中，复有奇乐章，赍持数万里，愿以奉圣皇。乃欲次第说，老耄多所忘。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渠未央。

这是个为皇帝祝寿的歌舞队，很像神仙出会的行列。箫管鼓乐在前面吹打，高鼻青眼满腮胡髭的仙人老胡走在行列的中央，用人扮演的“狮子”、“凤凰”（假）不离老胡的左右，众多的门徒分部相随。整个舞队在谐和悦耳的歌管声和铿锵震天的鼓音中前走后退地舞蹈着，表演着各种美妙的技能，其中的胡舞是他们最擅长的（图96-1、图96-2）。

图96-1 胡舞北齐宁夏固原县绿釉瓶正面

图96-2 胡舞北齐宁夏固原县绿釉瓶正面

图96-3 胡舞北齐宁夏固原县绿釉瓶反面

图96-4 胡舞北齐宁夏固原县绿釉瓶反面

从扮演的人物“老胡”、假形“狮子、凤凰”，及舞蹈“胡舞”来看，像是西域佛教行象仪式中的舞队。但是，舞辞又有许多道家的言语。这种佛、道间杂的形式内容可能是反映了当时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互相渗透和斗争。这个舞蹈似乎受老子化胡说[4]的影响（说老子曾西去天竺做过佛陀的老师，胡人所宣扬的佛教，就是老子所教化的）。

《隋书·乐志》说：“梁三朝（指岁首之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为三朝）第四十四项宫廷乐舞节目，设寺子（疑为狮子的音讹）导（导引）[5]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

《渌水亭杂识》说：“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大云》可能即为《上云》之误。(https://www.daowen.com)

另外还有梁武帝作的《上云乐》七曲。《乐府诗集》五十一卷引《古今乐录》说：梁武帝制作这七曲《上云乐》，为的是代替《西曲》。这七曲是《凤台曲》《桐柏曲》《方丈曲》《方诸曲》《玉龟曲》《金丹曲》《金陵曲》。除《方丈》《金陵》二曲外，都有和词。《风台曲》和云：“上云真，乐万春。”《桐柏曲》和云：“可怜真人游。”《方诸曲》和云：“方诸上，可怜欢乐长相思。”《玉龟曲》和云：“可怜游戏来。”《金丹曲》和云：“金丹会，可怜乘白云。”其词均不长，主要表现了神仙思想（图97）。

图97 伎乐南朝梁造像碑浮雕

以上是晋代和南朝的情况。

图98 乐舞北魏甘肃庄浪石塔浮雕

北方，自十六国混战开始，天灾和战祸恐怖地笼罩在黄河流域，人民处在现实的地狱中，找不到出路。佛教用因果报应的“轮回说”、“神不灭说”，欺骗人民要甘心受苦受难，死后可进天堂。替统治者找到了统治人民的法力和根据。十六国中最残暴的统治者石勒和石虎，就最尊崇佛教。在这样混乱的年代中，佛教得到了适宜于发展的气候和土壤。到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公元515年）魏境内寺院有13700所；魏末年（公元534年）洛阳一地就有寺1367所，州郡有30000所，僧尼多至200万人。宗教活动异常频繁，其中主要的乐舞活动是“行像”和“六斋歌舞”。

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生日及成道日（或谓二月八日成佛）。每年这一天，京师（洛阳）各个佛寺的僧尼抬着佛像，集中游行。在四月八日的前后几天为各寺分散行像，有百戏相随。《洛阳伽蓝记》卷一中说：

长秋寺……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四月四日此象常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象停之处，观者如堵。

在四月八日的一天，洛阳的一千多个寺院的僧尼高举着佛像集中游行，“丝竹杂技”和“伎乐之盛”的盛大场面是空前的。《洛阳伽蓝记》卷三中记载：

凡有（佛像）一千余躯，至八日节，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 [6]，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

晋宋之际，高僧法显，去天竺求法，路过西域于阗时，曾看到当时于阗国的行像仪式。可知这种仪式是由西域传入的。

佛教另一歌舞活动是“六斋”（每月斋戒六天）设乐。

对此《洛阳伽蓝记》卷一中有记录：

景乐寺……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

当时著名的尼寺都是王公或阉官所立，女尼也多是王室中的伎女出家的。《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雍……妓女五百，……雍薨后，诸妓（《太平广记》二百三十五妓下有女字）悉令人道，或有嫁（广记嫁作出家二字）者。”敦煌千佛洞（唐）445窟壁画《弥勒经变》中有王室伎妃剃度图，一大群伎妃被圈在布帐中等待刺度，有二伎正在剃发，另有二位已剃完跪地拜佛。画中这些被迫剃度的伎妃大都是愁眉不展的样子，这情景反映出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当时的帝王贵族在尼寺六斋时弄女乐歌舞，是把宗教和淫侈的巧妙结合，是声色享乐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北周佛座装饰画反映了佛寺中娱佛的乐舞场面，佛座正中陈设着香花供礼，在香花左右有两个舞伎，男左，女右，男子高鼻深目，穿窄袖胡服，吸腿举双臂跳胡舞。女子梳鬟髻着广袖长袍的汉装，扬袖起舞。两旁坐乐师8人，左边乐器有横笛、排箫、琵琶、箜篌。右边乐队有横笛、琵琶、箜篌、笙。两旁还有比丘（梵语，即和尚）。从乐器来看，既有中原乐器的排箫、笙，又有西域乐器的箜篌、琵琶；既有汉民族的袖舞，又有西域少数民族的胡舞。这两种舞是同时表演，或者是先后表演。总之，融中西乐舞于一堂，是当时的习惯爱好和风尚，是《西凉乐》的又一种形式。此佛座在陕西醴泉出土，可见汉、胡合璧的《西凉乐》在北周时期已盛行于长安一带了（图99）。

图99 胡汉二人舞北周陕西茂陵佛座石刻

北朝的佛教徒，虽然在行像、六斋、浴佛等节目中组织五光十色的游行，演出包括杂技、幻术、女乐、胡伎的歌舞，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这些“虔诚”的佛教徒为修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更为巨大的财富进行造像，立寺和广度僧尼。从北朝的立寺之多，僧尼之众和造像之精来看，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和浪费，实在是惊人。在经济上起着破坏作用。付出这些高昂代价的不是僧尼，也不是佛教徒，而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