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巫舞

“巫”和“舞”是同音字，古代的巫是精通歌舞的。汉郑玄《诗谱》说：“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汉代初年的巫风仍然很盛，汉高祖祠天地山川就用了各地的巫担任祭祀，有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7]可见当时在中国的南北方的广大地区都有巫的活动。巫风这样盛，和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统治阶级为的是利用这类宗教活动证明它是“受命于天”，达到愚弄百姓统治人民的政治目的。但这种活动却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

《后汉书·第五伦传》载：

鼓舞事神的女巫不养蚕不织布，牛都用去祭神，影响畜牧和耕田，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都有了困难（图100）。

图100 巫师 东魏 河北磁县彩绘陶俑

巫以乐神为职业，主要是通过弦歌鼓舞的手段来进行的，歌舞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巫的才能的高下。巫是娱神的，而实际上又是娱人的。《建康实录》卷四载：孙皓给他父亲办丧事，借祭神的名义看倡伎昼夜歌舞娱乐。巫的鼓舞事神与倡伎昼夜娱乐，二者是可以相通或者是可以相继而行的。这种例子还可找出许多，《晋书·夏统传》载：

这装神弄鬼的女巫，是靠了她们的美貌、艳丽的服饰，优美的舞蹈，钟鼓和丝竹的音乐，以及类似杂技幻术的表演来赢得人们的兴趣。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充满灵鬼色彩的神秘气氛下进行的，企图达到迷惑百姓的目的。这是与伎乐歌舞不同的地方。但是从娱人的效果上看，它与“倡伎昼夜娱乐”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巫和倡优自古以来就有着难分的关系。王国维曾说：“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8]

在北朝，祭孔子不用雅乐而用巫觋，可见北朝的巫风也是很盛的，在延兴二年（公元472年）曾下诏禁止这种用“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媟狎”的祭孔方式[9]。既是女巫妖觋的歌舞又是倡优媟狎的调情，巫觋和倡优确是难以截然划分的。巫舞和伎舞同有娱人的作用，这是二者相通的地方。但巫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根源所决定的。

六朝时期各种宗教同时流行，迷信观念特别浓厚。这在当时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幽明录》、《列异传》等书中得到了反映。这种崇尚淫祀，侈谈神鬼的社会风气，弥漫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和六朝时期政治局势的纷乱分不开的，加上统治阶段的积极提倡，巫风因而大盛。如刘宋朝的几个皇帝都信惑巫教。“孝武（在）孝建（公元454年）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龙山大聚群神”[10]。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和东阳公主信惑女巫严道育，在宫内日以继夜地歌舞咒诅，严道育是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11]。前废帝（刘子业）也是个迷信巫术的皇帝，他亲自率领着山阳公主和六宫彩女数百人，浩浩荡荡地随着一大群巫在宫中捕鬼，皇帝不用侍卫亲自射鬼，在捕鬼之后接着演奏靡靡之音进行娱乐[12]。

陈朝的张贵妃利用巫舞可以惑人的作用，在宫中设淫祠，聚集各种各样的妖巫，使她们鼓舞，借着鬼道来迷惑陈后主（陈叔宝）[13]。

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之下，加上社会的动乱不安，人民在精神上要求找到寄托，迷信空气乘此机会得到了传播。《清商曲》中的《神弦歌》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巫觋祭神的乐曲。

《神弦歌》是江南（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的巫觋祭神的歌舞曲。它很像《楚辞》的九歌。从《神弦歌》11曲的排列次序，可以看出这类巫舞的结构。第一曲《宿阿曲》，是迎神的乐曲。“苏林（神仙）开天门，赵尊（神仙）闭地户，神灵亦道同，真官今来下。”迎神曲以下第二至第十曲是描述多路神道一个个地前来。第二《道君曲》：“中庭有树，自语梧桐，推枝布叶。”这位道君，可能是个梧桐树神。第三《圣郎曲》：“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旁，玉女在郎侧。”圣郎不知是哪方的杂神，在圣郎旁的仙人、玉女可能是陪伴圣郎的两位女神。这是三个神道的同舞。第四《娇女诗》，可能是个水滨的女鬼。第五《白石郎君》，可能是个白石头神。第六《清溪小姑曲》，清溪小姑是六朝时为当时贵族所崇奉的蒋候神的三妹。[14]第七《湖就姑曲》，是赤山湖畔的两位姊妹神。可能是两个女神同舞。第八《姑恩曲》，“明姑遵八风”，可能是位御风的女神。这段舞蹈里面可能还有多种禽兽假形的舞蹈，明姑的前面有陆离兽引导，她的身后有麒麟和凤凰。第九《采莲童曲》，可能是湖中的一群采莲的仙童。第十《明下童曲》，可能是陆地的一群骑马的仙童。诸路神灵接连到来，一一地表演歌舞。最后第十一曲《同生曲》（一首取自《古诗十九首》：“人生不满百……”另一首取自《子夜变歌》“岁月如流迈……”）可能是一段祝福的歌舞曲，同时又是《神弦歌》的送神曲[15]（图101）。

图101 舞伎 南朝 江苏常州戚家村画像

从《神弦歌》中出场的神道和歌词中的描述来看，舞蹈和场面的结构变化是很丰富的。

《神弦歌》所祭祀的神鬼，不像《九歌》中东皇、云中君等那样的大神。而是些地方上的山石神，水木怪。如周朗在刘宋孝武帝时（公元454—464年）指出当时巫祠之害说：“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16]这些由统治者提倡、由巫觋编造的神鬼迷信活动，对社会生产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这种歌舞虽然在形式上吸收和发展了某些民间舞蹈，并对民间舞蹈起到保留、传播作用，但从其主要影响来看，这种舞蹈是为巫教所利用，起着宣扬迷信愚弄人民的消极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