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大曲的形成

如前所述，礼乐大曲由上古社会大型乐舞发展而来，由周公制礼作乐规范形成。就宗周社会而言，六代乐舞是礼乐大曲的典型形式。由前文引《周礼·春官·大司乐》可知，宗周王朝对六代乐舞的音乐结构体制、表演形式、用乐场合有明确规定，而六代乐舞能够进入礼乐制度体系，形成礼乐大曲的样态，成为宗周祭礼用乐的主要形式，周公功不可没。周公对前朝历代大型乐舞的整理和规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乐舞曲目的选择。《礼记·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20]周公选择《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个乐舞作为西周宫廷祭祀礼乐，“分乐而序之”，一是因为它们是各王朝代表性乐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21]二是宣扬西周统治者“受天命”“德配圣王”的政治意图。

第二，乐舞形态的规范。周公从乐律调式、结构体制和乐器组合三个方面对六代乐舞的形态进行了规范。《周礼》对此有详细记载，如乐舞的乐律调式，“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又如乐舞的结构体制，“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云门》之舞，……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咸池之舞，……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22]我们不排除这六个史诗性乐舞在周公整理规范之前已是大型的多段体的形式，但真正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规范，形成“六变”“八变”“九变”这样的结构体制，应当与周公制礼作乐有关。再如乐舞的乐器组合。西周时期，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之属的各类乐器都已形成，周公因此可以将各乐舞演奏的乐器组合进行规范，形成“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组合样态。(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乐舞功能的规定。六代乐舞在形成之初，多数是氏族部落首领的颂歌，如《大濩》是歌颂商汤讨伐桀罪，功名大成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曰：“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23]《大夏》是歌颂夏禹“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勤劳治天下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曰：“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24]《大武》是一部以歌颂武王伐纣灭商，奠定周业，实行封建，统一天下为内容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25]周公在规范它们形态的同时，又在制度上规定它们用于吉礼祭祀仪式，对应不同的祭祀对象。例如，“舞《云门》，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这样，六代乐舞在国家祭祀仪式中为用，成为了国家礼乐的核心，国之“雅乐”的象征。

综上可知，正是周公制礼作乐，将乐舞与礼制相须为用，并从乐舞的曲目、形态和功能三个方面对前朝乐舞进行规范，才形成了以六代乐舞为典型形式的礼乐大曲。可以说，礼乐大曲是中国上古社会大型乐舞形式在西周礼乐制度下的发展与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