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礼乐大曲的个案研究

六代乐舞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礼乐大曲的典型形式，具有非常高的艺术魅力，但先秦文献对六代乐舞记载较少，多为只言片语的描述和评价，只有《大武》记载略详，故研究先秦文化者均重视《大武》。高亨说：“《大武》是古代歌舞在封建社会初年发展的一个标志，也影响了后代的歌舞，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应该注意的一个重点。”[26]此言道出了《大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今人研究《大武》，学术成果很丰富，但多关注《大武》的创作者、创作时间及《大武》各乐章歌辞的考证。本节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既从本体层面考察其音乐形态特征，将其与后世大曲进行比照，以说明我们将六代乐舞视为大曲的原因，以及六代乐舞在大曲动态演化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又从整体层面考察它的用乐功能和承载群体，以全面揭示礼乐大曲丰富的社会性内涵。

《大武》为“六代乐舞”武舞之一，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二《舞曲歌辞一·雅舞》题解云：“古之王者，乐有先后，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黄帝之《云门》，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文舞也。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武舞也。”[27]陈旸《乐书·乐舞》曰：“《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28]这是一部以歌颂武王伐纣灭商，奠定周业为内容的大型乐舞，所谓“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29]关于《大武》的创制，文献记载甚多，亦多不统一，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30]《吕氏春秋·古乐》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31]《庄子·天下篇》曰：“武王、周公作《武》。”[32]文献对《大武》创制者记载不统一，正表明《大武》从武王最初的创制到周公的增修而趋于定制，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不断完善和不断规范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