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的音乐体制

2026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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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武》的音乐体制

《大武》有六个段落组成。《乐记·宾牟贾》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33]乐舞有“六成”之变，《周礼·春官·大司乐》有解释：“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赢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玄注曰：“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也。”[34]傅道彬认为：“‘成’是中国上古时代象乐艺术的独特结构，这一结构形式的完成，标志着象乐艺术形式的成熟。”[35]虽然这是从戏剧表演层面而言，但却说明了“成”对大型乐舞形式具有的结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成”与唐宋俗乐大曲之“遍”意义相同，王国维说：“大曲各叠名之曰遍。遍者，变也。……或云变，或云遍，知此两字因音同而互用也。大曲皆舞曲，乐变而舞亦变，故以遍名各叠，非偶然也。”[36]这意味着“成”不仅是礼乐大曲所特有的音乐结构术语，而且还表明礼乐大曲与俗乐大曲在音乐体制上的共通性，以及礼乐大曲对俗乐大曲形成具有的深远影响。杨荫浏先生曾根据《乐记·宾牟贾篇》中有关《大武》的描述，对《大武》六个乐段的表演情形做了精辟的分析，为便于下文探讨，兹引述如下：

（一）第一成——（1）（2）先有相当长的一段击鼓，是表示还没有得到众人，要号召、集合他们。（3）舞队从北面出来。（4）舞者顿足三次，表示舞蹈的开始。（5）（6）舞者都手执盾牌，以较长的时间，在舞列中坚强地立着，是象征武王等待诸侯的来到。（7）接着有一段缓慢、连绵、抒情的歌唱，意思是等待时机。

（二）第二成——（8）忽然很快地转入描写战事的部分，转得这样的快，是表示及早掌握了时机。（9）在描写战事的舞蹈中间，一人饰王，一人饰大将，两人手里都摇着铎；舞队在中间，表演着种种战斗击刺的动作。这是表示军威传播到全中国。（10）开朗、热烈的舞蹈，是象征周部落方面的决策者——吕尚的必胜之心。（11）（12）然后舞队分成两行，向前进行，这是表示灭了商朝，战事获得了成功。（13）这里第一次用“乱”的手法，第一次突出高潮，作小小的结束。（14）后面从第三成起，又重新开头，进入另一境界。

（三）第三成——（15）表示在灭了商朝之后，再向南方进兵，袭击淮夷。

（四）第四成——（16）表示南方的疆域已经巩固。

（五）第五成——（17）分成两个舞行，表示由周公、召公两位高级贵族协助进行统治。（18）在音乐上，第二次用“乱”的手法，再度突出高潮。（19）在舞蹈上，舞者都将左足举起，右膝着地，作一种“坐”的姿势，以表示和平的统治。

（六）第六成——（20）舞队又集合拢来，以表示对王的尊崇。这好像是一个尾声。 [37]

由上述分析，可得三点启发：

第一，《大武》两次出现“乱”，其位置虽不同，但所表现的音乐性格和音乐情绪相似：第一次在第二成末尾，是乐舞表演的一个小高潮，在表现战争场面的背景下，舞蹈节奏变得雄壮、热烈，音乐情绪变得欢快、开朗；第二次在第五成中间，经过第三、第四成发展以后，音乐再次进入热烈欢快、情绪高涨的歌舞部分，随后音乐逐渐趋于缓和、平静。由此可知，“乱”作为在后世音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作曲手法，一个重要的音乐结构术语，在出现之初，无论是在音乐中的结构位置，还是它所表现的音乐情绪，都已经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色，这些个性特色在汉魏以降各种形式的大曲中亦有体现。

第二，《大武》的六个乐段，可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成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击鼓，经过舞者顿足后，有一段舒缓、连绵、抒情的歌唱，可视为引子部分；中间的三个乐段是表现武王南征北战的情景，舞队变化频繁，音乐情绪高昂，可视为乐舞的第二部分；第五、第六两成，是表现天下一统后的和平盛世，舞队开始集合并拢，音乐趋于缓和、停止，可视为乐舞的尾声。如此，“《大武》乃结构十分严谨、完整的大型乐舞，前有序幕，后有尾声”。[38]此外，从整个表演过程看，《大武》音乐的情绪与速度已显现出从散板到定板、从慢速到快速、从松散到紧张、从平稳到热烈的特点。这种音乐情绪与速度发展的丰富性变化，逐渐形成模式，从而促进了大曲音乐体制最终的形成。

第三，《大武》是一种前歌后舞的表演形式，这种表演形式虽由武王和周公所创制，但其产生却有真实的生活源泉。据文献记载，武王伐纣时，巴人曾前歌后舞协同武王作战。《白虎通·礼乐》曰：“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人大喜，故中作（大武）所以节喜盛。”[39]因而，我们可以将前歌后舞的表演形式看作是对巴人以“歌舞以凌”的方式参与武王伐纣战争的艺术模拟和再现。[40]先秦乐舞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为学界所共识，但囿于文献记载阙如，歌、舞、乐如何配合，孰先孰后，不得而知。由这段文字记载，我们约略可知《大武》为前歌后舞的表演形式，这种表演形式与汉魏以降的俗乐大曲前有器乐演奏、中间多为歌唱、结尾多为舞蹈的表演体制有较大类似性。当然，说《大武》是前歌后舞的表演形式，仅仅是在表演时对“前歌”和“后舞”的侧重，实际上，歌唱之前还有一段长段落的击鼓，其后歌唱、舞蹈才相继开始表演。

综上可知，《大武》已不仅仅是多段体的音乐形式和几首歌曲或几段乐舞的简单组合，它已初步具有三部性的结构规则，结构段落有相对明确的音乐性格，音乐发展显现了情绪与速度的变化。这与大曲在音乐结构体制层面的核心特征——多段（遍）体的音乐体制、三部性的结构规则、音乐段落间的结构序列、结构段落间的音乐性格具有相通性，这些均表明《大武》在音乐结构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已具有大曲体制和形态特征。这是我们认为《大武》是大曲，六代乐舞是礼乐大曲的原因所在。王誉声说：“战国时代，大曲已具雏形。其标志在于：三部结构已形成。其代表作是《楚辞·抽思》。”[41]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大曲在西周之时即已形成，其标志并非仅仅是三部性结构的形成，各部分音乐的性格、音乐的速度和情绪等均是其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