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译配歌曲和填词歌曲
（一）
我在《翻译歌曲的历程》一文中曾详细介绍了清朝末叶以来外国歌曲传入我国的全过程。
清朝末叶，废科举、办新学，倡导“学堂乐歌”。当时从事音乐启蒙教育的大多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学堂歌曲的印象极深。以沈心工为例，他在1904~1907年间编印的《学校唱歌》3集，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学堂歌集之一，其中所收入的大多是日本歌调的填词歌曲。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开始选用一部分德、法、英、美的曲调填词——这两种歌集是把外国歌曲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次实践。张秀山1913年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中也有不少外国歌曲。但从当时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堂歌曲所引进的外国作品几乎很少按照原文歌词作译配介绍，多半采用选调填词的方式。换言之，他国的歌曲要介绍给本国，通常是采用“译配”和“填词”这双轨制来引进的，而在中国早期，更多的是通过“填词”这一条轨道。
最初的填词歌曲采用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以中国的古典诗词,例如:钱仁康先生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驶向河湾》（Из-за острова на стрежень）填以李白的《长门怨》,用美国鲁特（G.Root）的《空中乐声》（There’s Music in the Air）填以刘基的诗,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潜的《归鸟》,用英国哈利森（A.F.Harrison）的《黄昏来临》（In the Gloaming）填以晏殊的《踏莎行》,用美国奥德威（J.P.Ordway）的《梦见家乡和老母》（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填以温庭筠的《更漏子》,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Juanita）填以黄遵宪的《今别离》,用英国莱登（W.Wrighton）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现在我眼前》（Her Bright Smile Hunts Me Still）填以李白的《清平调》,用意大利乔尔达尼（G.Giordani）的《我亲爱的》（Caro mio ben）填以韩愈的《履霜操》等等。丰子恺在他1927年编选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也采用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欧阳修等人的诗篇为外国曲调填词。
另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另行填词。如：赵铭传根据日本《樱花》填词的《远别离》、根据法国《我的诺曼底》（Ma Normandie）填词的《梅花》；刘大白根据贝多芬的《土拨鼠》（Marmotte）填词的《卖花女》、根据挪威《昨夜》（Last Night）填词的《静夜》；沈心工根据福斯特（S.Foster）的《主人长眠在冷土中》（Massa’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填词的《凯旋》；沈秉廉根据鲁宾什坦的《F调旋律》（Мелодия в F）填词的《春来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可能是被填词最多的一首外国民歌，据钱仁康先生所见，出现于1905~1935年这20年间的填词版本就达16首之多，其中传唱较广的是梁启超的《终业式》、桂轩的《惜春归》和沈心工的《杨柳花》。
为外国曲调填词最有影响首推李叔同（弘一法师）。李叔同既有诗才，又有乐才，他所选配的曲子大多来自日本的学堂歌曲，其中除了日本作品外，还有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和德国作曲家韦伯的歌剧选曲，有美国作曲家福斯特、奥德威、海斯等人的通俗歌曲，还有美、英、德、法等国的儿歌、民歌和圣咏等。例如，脍炙人口的填词歌曲《送别》和《忆儿时》就分别取自犬童球溪（犬童信藏）填词的《旅愁》和《荒芜的家园》，而这两首的原曲则分别是奥德威作曲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和海斯作曲的《我亲爱的阳光明媚的老家》（My Dear Old Sunny Home）。李叔同的填词歌曲散见于当时各种音乐教材和歌曲集以及他1936年出版的《清凉歌集》中。
以上种种，在钱仁康先生的《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都有详细记载。
这一时期,除了李叔同外，刘大白、刘半农、韦瀚章、李抱忱、许地山、沈心工、沈秉廉、钱仁康等也都有填词歌曲问世。曾与黄自、应尚能、林声翕、黄友棣等音乐家合作写过三百多首的歌词大家韦瀚章，他在三十年代为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慢板乐章填词的《老大徒伤悲》传唱一时。
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Эй,ухнем），据老一辈回忆,早在二十年代末,这首歌就已经出现中文译词。1934年以后出现的填词版本至少有5~6种：例如许地山填词的《乌尔河上欸乃歌》：“把纤拉紧切莫撩下，过了桦树林再歇罢，大家努力进前罢，快过前面桦树林啦。”还有个未署名的版本唱道：“老天佛爷恩无边，劳苦还能没有完”；另一种版本：“大家一齐用力拉，纤绳拉得肩背麻，背着几时方才罢，筋肉尽晒烈日下。”
从1925年大革命时代起,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流传的革命民歌，有不少是采用苏联歌曲或其他国家歌曲的曲调另行填词的，有时，还往往对曲谱加以“本土化”的改动。这类填词歌曲有：根据俄罗斯革命民歌《我们勇敢去作战》（Смело мы в бой пойдём）改填的《打龙岗》和《拥护人民政权》；根据革命民歌《送行》（Проводы）改填的《再占遵义城》和《反帝拥苏歌》；根据《红军最强大》（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всех сильней）改填的《红军歌》；根据《乘风破浪》（Поморям,по волнам）改填的《霹雳啪》；根据《你们已英勇牺牲》（Вы жертвоюпали）改填的《悼亡曲》；根据《同志们,勇敢地前进》（Смело，товарищи，вногу）改填的《红军进行曲》《共产主义进行曲》以及后来的学生运动歌曲《光明赞》；根据达维坚柯（А.Давиденко）的军旅歌曲《布琼尼骑兵队》（Конница Будённого）改填的《上前线去》和《会师歌》；根据凯丹-焦什庚（С.Кайдан-Тёшкин）的少先队进行曲《燃烧吧,营火》（Взвейтесь кострами,синие ночи）填词并改编的《共产儿童团歌》。再有,根据日本学堂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改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根据波兰民歌《华沙曲》（Warszawianka）改填的《五一斗争歌》；根据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约翰·布朗的遗体》（John Brown's Body）改填的《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和《团结就是力量》；根据美国歌曲《健儿们前进》（Tramp!Tramp!Tramp!）改填的《杀敌歌》，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也涌现不少填词歌曲，拿外国歌曲的曲调填上抗日的内容。采用的曲调有俄苏歌曲《越过高山跨过平原》（По долинам и по взгорьям）、《布琼尼骑兵队》《假如明天战争》（Если завтра война）、《红军最强大》《乘风破浪》《伏尔加纤夫曲》《从那岛屿驶向河湾》；有法国歌曲《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国际歌》（L’Internationale）、《雅克兄弟》（Frère Jacques）；有美国歌曲《家乡的亲人》（Old Folks at Home）、《约翰·布朗的尸体》；有苏格兰民歌《苏格兰的蓝铃花》（The Blue Bells of Scotland）、《友谊地久天长》。例如，华文宪以《友谊地久天长》填词的《骊歌》：“骊歌初动，离情辘辘，惊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训，谨遵所嘱，从今知行弥笃。更愿诸君矢勤矢勇，指戈长白山麓。去矣男儿，切莫踯躅，矢志复兴民族！”著名戏剧家兼诗人安娥为一首不知名的、气度不凡的英国歌曲填词《举杯高歌》：“举杯高歌救国军，洒热血抗敌人，粮缺弹少勇战争，听歌声壮烈入青云。又高歌对我同胞们，莫忘记敌寇深，大家一起向着前进，为民族牺牲不顾身。”这是一首雄壮豪迈的进行曲，填上激昂慷慨的歌词，深受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欢迎，令人热血沸腾。杰出的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在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之际，用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曲调为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写了填词歌曲《苏州河北岸上的大国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钱仁康编撰的《中学音乐教材》出版,在这套分为上、中、下3册的教材中,钱先生翻译介绍了数十首欧美著名民间歌曲和古典歌曲，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首填词歌曲。
由于填词者往往从本土的人文环境、人生体验以及从本土的审美理念出发，填词歌曲往往比原词原曲更能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李叔同用美国歌曲《梦见家乡和老母》的曲调而填词的《送别》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英国歌曲《甜蜜的家》的中文填词歌曲。原词原曲是一首伤感的、漂泊天涯的游子思乡曲，而中文填词歌曲则成了一首其乐融融、充满中国人情味儿的温馨的天伦歌，在中国几乎是老幼皆知：
引进外国歌曲的双轨制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戛然中止。因为当时的理念：引进外国作品务必“忠实于原文”地翻译。虽然有些外国歌曲本身就是填词歌曲，例如意大利歌曲《夏天里过海洋》，我们就是从一首英语歌曲《Over the Summer Sea》译配过来的；而这首英语歌曲则是采用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公爵之歌《女人善变》（La donna é mobile）的曲调填词的。但如果我们有谁想拿《女人善变》的曲调填一个中文歌词，那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于是，“歌曲译配”单轨制成了1949年以后我们引进外国歌曲的唯一途径。
但是在香港、在台湾，外国歌曲填词演唱依旧方兴未艾、大行其道。香港有许多流行歌曲常用欧美曲调填词，而台湾流行歌曲则常用欧美和日本的曲调填词，例如邓丽君的不少演出曲目都是中文填词的日本歌曲。
（二）
曾有人以为，以填词的方式来介绍外国歌曲是出于无奈，因为一百年前，中国“闭关锁国”，很少有人留学国外，很少有人通晓外语（尤其是小语种）。即使是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学习音乐的，更少有人能够翻译诗词。填词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所以，他们认为填词歌曲只不过是中国当时特殊情况下生成的特有现象。
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如果由此推论外国就没有填词歌曲，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查阅了国外出版的大量歌谱，发现他们使用其他国家的歌曲时，大多采用填词的方式，尤其是美国，他们演唱其他国家的歌曲基本上都是“填词歌曲”，几乎没有我们所谓的那种“忠实于原文”的“译配歌曲”。
国外的填词歌曲有两类：
一类是器乐曲的填词——我管它叫“凭空出世”类。词人往往从一首无词的器乐曲中摘取旋律性较强的乐段或者音乐主题，然后按照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感受填上歌词，一首可供演唱的歌曲就凭空出世了。例如盛传一时的歌曲《重逢有日》（Somewhere，My Love）是采取美国影片《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女主人公拉拉的主题音乐填词；歌曲《轻声细语》（Speak Softly Love）是美国影片《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一个抒情乐段填词；歌曲《爱情故事》（The Love Story）是美国同名影片的主题音乐的填词；歌曲《终有一天》（A Time for Us）是英、意合拍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 Juliet）的主题音乐填词。
1927年，有位捷克音乐家雅罗米尔·维佛达（Jaromír Vejvoda）写了首狐步风格的波尔卡舞曲，后来有人填上捷克语歌词，取名为《Škoda lásky》（伤情）。1939年，有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采用这首曲调，填上英语歌词，取名《Beer Barrel Polka》（啤酒桶波尔卡），广泛地流传开来；同一年，还有了一个德语填词版，取名《Rosamunde》（罗萨蒙黛），在欧洲广为流传。实际上，这首乐曲的不同语种的填词版本不下20种。
《多瑙河之波》（Valurile Dunǎrii）是罗马尼亚作曲家约希夫·伊凡诺维奇（Ion Ivanovici）1880年写的一首吹奏乐。1926年有了一个朝鲜语填词版《In Praise of Death》（哀荣）。1946年的美国填词版，歌名为《The Anniversary Song》（结婚周年纪念歌）。1947年的意第绪语填词版为《Der Chasene Waltz》（婚礼圆舞曲）。这首曲子在俄国也流传极广，曾有不少诗人为之填词，最著名的有叶·多尔玛托夫斯基和阿·马希斯托夫，他们都把《多瑙河之波》“俄国化”了，前者提到了苏联红军“二战”时期解放多瑙河沿岸地区，后者把多瑙河与伏尔加河相比。
《斯拉夫送行曲》（Прощания славянки）是沙俄军队一名司号手瓦西里·阿伽普庚（Василий Агапкин）于1912年写的一首军乐曲，是为“送郎上战场”的所有巴尔干妇女而作。当时巴尔干发生政治危机，巴尔干各国掀起了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由的斗争。到了国内战争年代，白军和红军都用它的曲调来各自填上新词——白军号召为永世基督的俄罗斯而战，红军则号召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与旧世界决一死战。于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这首曾被敌对双方都利用过的乐曲从此被打入冷宫。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首乐曲再一次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浮了上来。从六十年代起，先后出现过近10个填词版本，其中最受欢迎的两个版本：拉查瑞夫的填词是取其题意而作；而菲多托夫的填词则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反映。
《斯拉夫送行曲》还有国外的填词版：“二战”期间，波兰的填词歌曲《Rozszumiały się wierzby płaczące》（哭泣的垂柳在喧哗）成了游击队的军歌。以色列也有个填词版本，取名《ביןגבולות》（疆界之间）。
另一类是原本有歌词的其他国家歌曲，但不是按原词译成本国文字，而是改头换面另起炉灶填上新词——我管它叫“脱胎换骨”类。最典型的是美国编选的那本已有近百年历史、六七十次再版（每次曲目有变换）的普及型歌集《金曲101首》（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歌集所收入的几首意大利、法国、挪威等歌曲都不是原词的翻译，而是另行填词。
我们另外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例子：
意大利那波利歌曲《我的太阳》（’O solo mio）——1921年美国推出第一个英语填词版本《Down from His Glory》（蒙受他的荣耀），1949年第2个英语版本《There’s No Tomorrow》（没有明天），过了十年，猫王埃尔维斯·普瑞斯雷（Elvis Presley）的英语填词版本是《It’s Now or Never》（时不再来）。我们只要看歌曲的标题也不难猜出它们的歌词内容是多么地不同。
那波利歌曲《重归苏莲托》（Torno a Surriento），由于“Surriento”的发音与英语中的Surrender（投降）相近，美国的两位词人由此起兴写词，歌名就叫《Surrender》，成为猫王的上榜歌曲：“你愿不愿意向我投降？你的唇、你的双臂、你的心永远属于我。”
意大利歌曲《美丽的乡村风光》（Reginella campagnola），美国的填词版本为《啄木鸟之歌》（The Woodpecker Song）。
西班牙歌曲《鸽子》（La Paloma），猫王的演唱版本取名《No More》（不再）。
犹太民谣《咚巴拉莱卡》（באַלאַלײַקע）原是一首童谣猜谜歌：“有一个男孩一夜没睡，要出些难题难住妹妹，他终于想出三道谜语，试一试妹妹的聪明智慧。”而英语的填词版本《一遍又一遍》（Over And Over）变成了一首爱情歌曲：“一遍又一遍我柔声呼唤，一遍又一遍我亲切思念，在你的眼中深情似海，真诚的爱情千年万年。”
希腊影片《比瑞厄斯港的孩子们》（Τα Παιδιά του Πειραιά）的同名插曲获得1960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而它的美国填词版本变成了应召女郎的歌曲《别在星期天》（Never on Sunday）。
《落叶》（Les feuilles mortes）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名歌。1950年，美国一位著名音乐人强尼·牟瑟把原曲前半首的吟唱部分弃去不用，把后半首副歌作为独立的一首抒情短歌，填上英语歌词，改题《秋叶》（The Autumn Leave）发表后，成为排行榜上最受欢迎的名曲。
法国歌曲《我的准则》原曲名为《一如往常》（Comme d'habitude），诞生之初无人问津，后经加拿大歌手坡尔·安卡（Paul Anka）用英语重新填词，《我的准则》（My Way）成了经典名曲。
曾在欧洲电视流行歌曲大赛获奖的法国歌曲《爱情是蓝色的》（L'Amour est bleu）后来也有了英语填词版《Love Is Blue》。在法语中“蓝色”象征着“明朗”，而英语中“蓝色”另有“忧伤”的含义，因此两种歌词版本的表述方式和情调也不大相同。
《蓝色多瑙河》（An 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原先有德语填词，我们现在的各地合唱团在演唱的“春天来了，蜜蜂嗡嗡叫”则是从英语填词版翻译过来的。英语歌词内容无疑是一曲“春之歌”，与“多瑙河”无关。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的英语填词版取名《Moscow Nights》（莫斯科之夜）：郊外的那种连树叶窸窣响声也听不到的静谧之夜没有了，小河泛着银色月光这种景象也没有了，也没有了那一对年轻人欲说还休的浪漫情调。地点从“莫斯科郊外”移到“莫斯科”，而莫斯科市的夜晚街上是有来往车辆和行人的，还有明亮的街灯（现在还会有霓虹灯）。不过美国填词歌曲倒也没有去描绘市景，只是像大多数的美国流行歌曲那样单纯直白地抒发爱情的自我感受。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法语填词版就更不靠谱了。是法国作曲家兼歌手弗朗西斯·雷马克（Francis Lemarque）填的词，取名《Le Temps du Muguet》（铃兰花开时节），其内容与原词风马牛不相及。
世界各国的体育竞赛主题歌，比如世界杯足球赛的《意大利之夏》（Un’ Estate Italiana）和《生命之杯》（La copa de la vida）等等，也都有美国的英语填词版，前者取名《To Be Number One》（力争第一）,后者译作《The Cup of Life》（生命之杯）。
我们在下面完整地举一首歌曲的不同语种的填词版本为例，以便大家对国外的填词歌曲有深入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可了解填词歌曲和译配歌曲的区别：(https://www.daowen.com)
【西班牙语原文】
BÉSAME MUCHO（1940）
【不加修饰的直译】
多多地吻我
【英语填词版】
【不加修饰的直译】
【法语填词版】
【不加修饰的直译】
【俄语填词版之一】
Ты—это счастье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С.Болотина и Т.Сикорской
【不加修饰的直译】
你就是幸福
【俄语填词版之二】
ПЕСНЯ СЕРДЦА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Г.Регистана
【不加修饰的直译】
心曲
以下是我在俄语填词歌曲《心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
【薛范填词版】
吻别
（三）
前面提到，自1949年以后，中国停止了外国歌曲引进方式的双轨制（台湾香港地区不算），单用“译配”这个一枝独秀的方式。不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我个人开始涉足“填词”，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我接触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许多当代的西方歌曲，发现西方有些歌曲，本身就是填词歌曲，如前面提到的电影歌曲《重逢有日》《轻声细语》《爱情故事》《终有一天》等，而我们还必须把他们的填词当作原词一样“忠实地”翻译过来。还有港台流行歌曲，其中有不少就是拿欧美和日本的曲调来填上歌词。他们的填词歌曲，我们可以接受，拿来演唱，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允许填词呢？
八十年代我“初试牛刀”的第一首填词歌曲是《多瑙河之波》，当时是以罗马尼亚同名影片插曲的名义（其实影片中只有配乐并没有歌唱）发表的，为避免口舌，作者署名一栏也依循旧例署以“薛范译配”，而不敢署以“填词”。
近三十年里，我尝试写了数十首填词歌曲。大致有3类：有“凭空出世”类的作品，例如：为[罗]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填词的同名歌曲，为[捷]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的《e 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Symfonie č.9 e moll“Z nového světa”）第二乐章填词的《思故乡》，为[西]塔瑞伽（Francisco Tárrega）的吉他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Recuerdos de la Alhambra）填词的《吉他和歌声》等等。
第2类“脱胎换骨”类的填词歌曲。我这一类的填词歌曲，例如《我做个梦》取自瑞典ABBA演唱组合的作品《I Have a Dream》,《我们中的一员》也是取自ABBA的作品《One of Us》；《明天万岁》则取自1984年欧洲歌曲大赛获一等奖的瑞典赫瑞三兄弟（Herrey’s）的歌曲《Diggi-Loo Diggi-Ley》；《小提琴的流韵》则取自“捷克金嗓子”卡瑞尔·郭特（Karel Gott）的曲目《Er war ein zweiter Paganini》（他是帕格尼尼第二）等等。此外，填词的还有巴西电影《生活之路》（Na Estrada da Vida）中的全部插曲，英国影片《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法意合拍影片《佐罗》（Zorro）、英美瑞士合拍影片《海狼》（The Sea Wolves）等的插曲以及日本动画片《机器猫》《玛雅历险记》等的片首片尾歌。选这类歌曲填词，多半是因为当时无法找到原谱原词之故。但是，也正由于是填词，换句话说，是个创作，也就融入了创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填词也就比原词更多了些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昂扬的励志意味。举《明天万岁》为例：
【瑞典原词】
【不加修饰的直译】
[Refräng]
[副歌]
[Refräng]
[副歌]
【薛范填词版】
明天万岁
[副歌]
[副歌]
第3类是“若即若离”类的填词歌曲。也就是说，内容、情节、思想、感情、意蕴都是原词原有的，但不是采取直接译配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曲所提供的元素“另铸新词”。这类填词歌曲与原曲原词既亲近又疏离，它应该比原曲原词更完美，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令人既有一见如故又有面目一新之感。我填词的这一类歌曲有意大利的《美丽的乡村风光》、墨西哥的《吻别》和《爱情》（Amor）、智利的《婚礼》（La Novia）和美国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等。下面以《婚礼》为例：
【西班牙语原文】
LA NOVIA
【不加修饰的直译】
新娘
【英语填词版】
THE WEDDING
【不加修饰的直译】
婚礼
【薛范填词版】
婚礼
试把《婚礼》的中文填词和原词、英文填词这3个版本做一比较，你更愿意接受哪一个？
从上面列举的、我的填词歌曲曲目单可以看出，我几乎不拿俄苏歌曲来填词。为什么呢？因为俄苏歌曲的歌词本身就极具文学性，即使是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歌词也写得很有诗味，富有哲理。这样的作品自然以“译配”为好。
本文详细介绍了填词歌曲的3种形态，重点是从文字内容的角度。其实，填词歌曲还有一个优于译配歌曲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可以做到词曲的完美结合。我们知道，译配歌曲有时候囿于原作的行文修辞、句型结构、音韵节律和表述形态等等多方面的牵掣，译文难免露怯，漏出捉襟见肘的尴尬。而填词时，“统摄全意，另铸新词”，作者有较大的遣词造句的自主权，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在词曲的音律和节律方面结合得更加完美，更加通畅。关于填词歌曲的词曲结合这方面的论述，本文没有展开。我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译配歌曲”和“填词歌曲”——落霞与孤鹜齐飞，共同来创造美。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鼓动为外国歌曲填词，“填词”对于填词者的诗词素养和音乐素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儿，没有相当的功力是做不好“填词”的。我见过一些填词歌曲，不讲究韵律，不讲究修辞，用词也俗不可耐，佛头着粪，真是糟蹋了优美的音乐。还见过一些填词歌曲，一看就知道是不懂音乐的，填上的词不符合音乐的节律和声律，诵读起来，相当不错，但唱起来就都是“倒字”。有鉴于此，我在这里郑重地强调：务必谨慎地、抱着“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来对待“填词”，切忌滥于“填词”。
完稿于2014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