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99年12月21日晚“伏尔加之声”俄苏歌曲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第100场而作

几次到北京，京城的音乐生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俄苏歌曲热”，许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合在一起（或组成各种名目的业余合唱团）大唱俄苏歌曲，已成为京城令人瞩目的群体文化景观之一。我已经无数次被邀请去参加大学的学生合唱团、研究所的专家合唱团和各类民间合唱团的活动。

京城的专业团体更在这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中央歌剧院、国交合唱团、总政歌舞团、中央广播合唱团等举行的外国作品音乐会中，俄苏歌曲占了相当的比重，尤其是原中央乐团合唱团，1994年11月19日，举行了以“伏尔加之声”为题的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现场气氛之热烈出人意料——中老年观众们丢掉了平时的矜持，不时合着节拍使劲儿拍掌。观众的参与热情鼓舞了演员的演唱激情，而演员的激情又煽动起观众的热情。当我作为音乐会顾问、俄苏歌曲翻译家在谢幕时出场和观众见面时，台上台下同声放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从台口向台下望去，看见好多观众一边忘情地高唱着，一边抹着情不自禁流下的热泪。这个场面只能借一诗句来形容：“泪飞顿作倾盆雨”。北京的广播电视和报纸都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此作了报道。

“伏尔加之声”原定演出3场，结果欲罢不能，到春节前，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共演了23场。试想：在现今中国，还有哪一种音乐会能连演23场而盛况始终不衰呢！截至1998年底，“伏尔加之声”已演了50场。如果再加上中央歌剧院、总政歌舞团、中央广播合唱团、中国音协爱乐男声合唱团以及各业余合唱团（例如《春之声》合唱团）演出俄苏歌曲专场，场次恐怕不下100场，观众达10万人次之多。今年的10月7日，为祝贺中俄建交50周年，由我策划并担任顾问，北京的7家民间合唱团还联合推出了一台俄苏合唱歌曲音乐会。

不仅是北京一地，天津、上海、哈尔滨、大连、武汉、杭州、广州，甚至于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在近几年都曾举办过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1998年6月，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的一台音乐会，观众从凌晨4点就去上海音乐厅门口站队等候出票。音乐会连演3场还欲罢不能。

这股热潮也反映在俄苏歌曲集的销售上。原先并不看好的《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一书，不到一个月，初版5000册在京城一地就售出了4000多册，现在已第3次重印；《俄语名歌88首》出版不到一年，已第2次重印；我编译的另两本集子：《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也销售得很好。须知眼下出版市场不太景气，外国歌曲集子更少有人问津，而俄罗斯歌曲集居然独步天下，这真是几十年闻所未闻的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中苏交恶，俄苏歌曲被逐出我们的生活长达三十年左右，但俄苏歌曲在人们的记忆中，非但没有被流逝的岁月湮没成为明日黄花，今天反而萌发二度青春，究竟什么是它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魅力呢？

今天，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俄苏歌曲无疑占着一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它深入浅出：“深入”于古典音乐和本民族音乐厚实丰富的传统，并且以人们易解易记的顺畅明朗的旋律和清晰分明的节奏“浅出”。歌曲音域不宽，适合群众演唱。其题材内容都是反映人们自己的命运、思想感情和意志，以及人们所关注的一切。它把严肃的政论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具有昂扬的感情色彩和浪漫风格。因此，往往歌曲一问世就很快流传开来。

俄苏歌曲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恐怕远远不止在音乐生活方面。《伏尔加纤夫曲》可能是最早流传到中国来的俄罗斯民歌之一（聂耳1934年创作的《大路歌》明显受其影响），稍晚的《工人歌》则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驶向河湾》填词的，这些歌曲所蕴含的痛苦、愤怒和抗争在当时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心中引起了共鸣。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俄苏歌曲大多以填词的形式在中国苏区流传，如《打龙岗》、《拥护人民政权》（原曲《我们勇敢去作战》）、《红军歌》（原曲《红军最强大》）、《霹雳啪》（原曲《乘风破浪》）、《上前线去》、《会师歌》（原曲《布琼尼骑兵队》）等。四十年代，俄苏歌曲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来，如《祖国进行曲》、《卡秋莎》、《快乐的人们》、《快乐的风》、《共青团员之歌》等。许多人唱着这些歌曲投身于革命洪流，奔赴战场，或者走上刑场慷慨就义。自五十年代始，大量优秀的俄苏歌曲在新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唱，正如有首歌曲所唱的那样：“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它对几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即使在“十年浩劫”“万马齐喑”的长夜里，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依旧在偷偷传唱着俄苏歌曲，他们从中找到了温暖和支撑。中苏关系解冻以后，当俄苏歌曲重新响起，许多人感到了它在一代人生命中特殊的分量——那是我们永存的青春的信物。俄苏歌曲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又以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俄苏歌曲，我们唱着俄罗斯的歌曲宣泄和倾诉着我们自己的一切：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对幸福的憧憬和与命运的抗争。我们把这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乎每一封信都倾诉着俄苏歌曲对他们青年时代的影响，有位叶良骏女士（她现在成了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写得很动情：“那些歌曲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不仅是音乐，那是我们青春岁月对未来的憧憬、编织的幻梦。当我们满头银丝的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们有许多遗憾和失落，但没有怨恨，也没有泄气，因为那一个美好的年代留给我们太多温馨的记忆，使得我们有勇气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而永不回头。……也许因为我和同代人一起走过太辛酸的历程，所以，我们特别珍惜青少年时代那份没有尔虞我诈却充满温暖的情谊。和那些歌一起留在我记忆中的，是至今并未淡忘的昨天——那些理想和追求。那些美梦，也许并没有实现，但我们确实轰轰烈烈活过、爱过、希望过，这也许就是这许多歌与现在流行的那些惨不忍听的歌的区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才18岁的女大学生陈江来信说：“有哪一首歌能像《鹤群》那样深沉忧伤，那样深深触动人们的心？而当我们爱上一座城市时，《亚历山德拉》竟能如此深情而又朴实地表达这种感情。当唱起《幸福鸟》时，对明天又充满了信心。《春天来到我们战场》竟能使我深刻地理解了那个遥远年代的士兵们，《我爱你，生活》包含了多少朴素而丰富的哲理。这些，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除了在这里（指《苏联歌曲珍品集》）。我从未想到生活会因此而美好。”“我才18岁，我没有你们那代人的感情体验，然而我还是爱上了这些歌曲。它岂止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甚至还属于未来的人们。”

1996年4月，我应邀去大连参加当地俄苏歌曲爱好者的活动，并在大连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一位从南京出差来的军人买了书后就好长时间站在我桌边，激动地叙说他对俄苏歌曲的感受。这位名叫彭建莆的海军战士回去后写来一篇文章发表在《中流》月刊1996年第11期上。他写道：

说得好！“如今我们富有了，可我们充实吗？”这句话重重地直捶我们的心灵。这里，我再一次重述我曾经写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俄苏歌曲的这些人文品格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歌曲中所没有的，至少是没有如此鲜明突出。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与否，都不能影响这些歌曲的魅力，它作为人民的创作而永远存在，它反映了人类对至善至美理想的追求。

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伴我们同行！

【附言】

自1994年“俄苏歌曲热”兴起以来，首都各音乐团体争相上演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率先的是中央乐团合唱歌团的“伏尔加之声”，迄今已演出了50场。中央歌剧院、总政歌舞团、广播合唱团也相继跟上，纷纷推出专场。5年多来，估计总共演出了不下100场。遗憾的是，这不下100场的音乐会曲目几乎千篇一律，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中国流传的那几首老歌。例如，我1998年观摩了总政歌舞团的俄苏歌曲专场，发现演出曲目中作品诞生年代最迟的是1958年，1960年以后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演唱过。

我们不禁要问：俄苏歌曲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占一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俄苏歌曲以其深刻的艺术内涵和厚重的文化品位在我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难道从1960年以后就再没有值得我们传唱的好歌了吗？

即使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老歌，难道可供传唱的就只有目前演出的那几首？

驰誉世界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民歌，我们又演唱过多少呢？我编译出版的《苏联歌曲珍品集》、《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三书中收入的作品有600首左右，早至十八世纪的古老民歌，近至1991年苏联解体时期。而现在演出的不到十分之一。

我觉得时下“怀旧”成风。演出单位、音像出版社单位以及媒体也往往以“怀旧”号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俄军红旗歌舞团今年访华演出的曲目几乎和前年访华时完全一样。我曾向团长索莫夫上校当面提出，他回答：“曲目单是中方提出要求的。”歌舞团1953年第一次访华时演出的曲目中有《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等，这些作品，我们当时都是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新歌就成了今天的“怀旧”的老歌。如果我们现在总是抱着那些“老歌”不放，懒得推广新歌，那么，将来“怀旧”怀什么呢？长此以往，最终让人听腻了，败坏了人们的胃口，断送了俄苏歌曲的声誉。

我很反感把俄苏歌曲视为“怀旧情结”。我们有谁听说过“聂耳、冼星海怀旧音乐会”“贝多芬怀旧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依据什么俄苏歌曲却成了“怀旧”？我们今天欣赏的是那些经过岁月的筛选依然闪耀着光华的艺术珍品。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有责任把世界各国值得介绍而尚未介绍过来的佳作奉献给人们。让我们共享人类文化艺术的成果！

原载北京音乐厅《今日艺术》，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