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歌曲的重译

话说歌曲的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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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想对中老年朋友说几句话：

我国在解放前并没有“歌曲译配”这一门类，虽然已有几位前辈做过一些尝试，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歌曲译配”真正作为一种认真的、严肃的事业，则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我也是五十年代涉足这一园地的较早的耕耘者之一。

五十年代我才二十出头，高中毕业不久，外语水平、文学功底和音乐修养都可想而知。我除了稍稍掌握一些“合辙押韵”的知识以外，对于歌曲译配的技巧，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既不可能有导师指导，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本教科书。配歌只是“跟着感觉走”，反复吟唱，自己觉得顺口了，就算大功告成。发表的东西，现在重加审视，常常令自己脸红。

不仅是我如此，我同辈的几位翻译家也都和我一样，经历过漫长的、从幼稚到成熟的摸索过程。

因此，我后来重新编选歌集时，对早年发表的译文都一一加以修订，有的甚至推倒重译。

于是，问题就来了。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对我说：还是旧词好，旧词我们唱顺口了，改唱新词觉得别别扭扭的。

这样的意见无疑是说：积累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我现在修订或重译的译文还不如我当年高中生的水平？

搞翻译和搞创作不同。创作家可以一字不改他20岁时的作品，让读者和评论家循此了解他的创作道路和生活轨迹，但翻译家翻译的是别人“完美”的作品，我们无权固守自己的“稚嫩”去损伤原作的“完美”。

我总是不断地修订和重译歌曲，这不光是对原作品、同时也是对“读者们”负责，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读者”，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旧词、新词，都是“初次见面”。我希望对得起他们，把自己成熟的、比较满意的译文留给他们。

我恳切地希望中老年朋友们，希望音像制作者们以及合唱团能摆脱“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理解并支持翻译家们“精益求精”的努力。若干年后，随着词语的演变和发展，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我的译文也终将被逐渐淘汰，为“后来者”所取代。让美的歌曲带着能和它般配的译文（而不是带着“缺憾”）一代代传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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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俄罗斯民歌珍品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后记

秋里：薛先生，您听了我们的排练，有什么意见？

薛范：很不错啊。

秋里：时间比较局促，排练的次数不够。这次我们接受的任务是4首混声合唱，而且都是新歌。哦，不对，《黑龙江的波涛》我们过去演出过，但唱的不是您的词。大家唱惯了老词，现在要改唱新词就费劲得多了。薛先生，今天倒是想当面请教一下，《黑龙江的波涛》，哦，您的歌名叫《黑龙江之波》，您为什么要重译呢？还有，我注意了一下，不光是这首歌，还有好多我们已经唱熟了的歌，您也重新翻译了。(https://www.daowen.com)

薛范：这个问题，也有乐友提问过。我先跟您说说所谓“重译”的几种情况：一种，其实是“撞车”而不是“重译”。比如《鸽子》《希伯内》，我早在1958年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拉丁美洲歌曲集》，北京的几个译本是在1959年才在《外国名歌200首》发表。我的《拉丁美洲歌曲集》是五线谱，只印了320册；《外国名歌200首》是简谱版，第一版就印了几千册，后来还重印了好几次，喜欢唱歌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北京的歌唱家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演播，上海的歌唱家只在上海演播。影响天壤之别。我的《鸽子》《希伯内》直到九十年代我自编外国歌曲集时才正式发表了简谱版。所以许多人都以为我是九十年代才重译的。这种情况不只是这两首歌，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碰到。我人在上海，但上海只有一本歌曲刊物《上海歌声》，所以我许多译配歌曲有时就刊登在全国各省市的音乐刊物上，别的翻译家不一定看得到，于是就“撞车”了。第二种情况，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的小说，普希金的诗歌有多少不同的译本啊。经典名著重新翻译，这是翻译界的常态，小说和诗歌经常重译，大家已见惯不怪了，歌曲为什么不能有多种译本呢？其实我修改或重译最多的倒是我自己的东西。您想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词，有多少个版本啊？3个，署名都是“薛范译配”。我最初从事翻译的时候，不懂译配的规律，只是凭着感觉走，所以质量可想而知，有差强人意的也出次品。后来回头看看以前译配的歌曲，有些显得很幼稚，于是就修改了，小的更换一两个词，大的就推倒重译了。这不光是我在这样做，别的翻译家也一样。比如尚家骧先生的《意大利歌曲集》，前不久出了新版，您拿初版来对照一下，几乎每首歌曲都有改动，连《我的太阳》也改了。还有上海乐团的周枫先生，他主要是译配歌剧和德奥艺术歌曲，他把他五十年代发表过的歌曲几乎都改了一遍。当初我们大家都很幼稚，都在边摸索边实践，现在经验成熟得多了，积淀也多了，为什么不修改呢？人家一首好好的歌曲，我们翻译得不像话，对不起原作也对不起广大的乐友们啊，您说是不是？

秋里：有道理。

薛范：第三种情况，有一些是别人翻译的歌曲，我觉得不满意，我的确是重新译配了。不满意的是：他们的节律或韵律不符合原曲，或者缺乏文采。就说您刚才提到的那首《黑龙江之波》吧，有一个版本第一句是这样唱的：（唱）“黑——龙江掀——起了滚——滚波涛”。这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原因是翻译者懂俄语却不懂音乐，他只把歌词不加修饰地完整地翻译出来，而配歌者呢既不懂得配歌，在诗词方面的修养可能又欠缺了一点，结果就弄出这样的次品来。哦对不起，他们要是知道了我在这样批评这首歌，一定会骂死我的。我真佩服那些合唱团，这样的破句居然也唱得下来。

秋里：我们也感觉到唱词有些疙疙瘩瘩的，但我们又不懂俄语，不知道怎么去修改才好。现在唱您的歌词了，起初有点不习惯，后来唱熟了，大家觉得您的歌词音韵铿锵，有一种浩浩荡荡的气势……

某乐友：（插话）薛先生，我们还唱过《遥远的地方》，好像您也重译了。

薛范：没错。这首歌我的确是重新翻译的。大概是1953年吧？首唱是上海广播乐团，独唱是朱崇懋先生。第一次排练我正好也在边上旁听，排练结束后，朱先生走过我身边对姚牧先生咕了一句：“这歌词你听出问题来了没有？唱起来断断续续的。好好的歌词，诗味也没有。你对屠咸若说一下吧。”姚牧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心说：“将来我一定要重新译配这首歌。”不过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才做成这件事。原先的词我不满意有两方面：破句比较多，（唱）“飘起一——片麦浪”“海洋浪——花飞溅”“时刻怀——念着我”“我是时刻在保——卫着你”“这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还有，就像朱崇懋说的，好好的一首优美的合辙押韵的诗，弄成了没有韵脚的散文。比如最后一段：（唱）“我守卫在这边疆/在紧张的生活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亲爱的人”。整首都不押韵，或者乱韵。其他人译配的歌，我重新译配，多半是由于刚才说的两个方面。

严良堃（插话）：薛先生，您是说您后来重译的歌词比原来的好？（不知道严老是一般的提问、质疑，还是讥讽）

薛范：怎么说呢？严老，您是《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您想想光未然的词，有哪一首没有押韵的？而且韵脚运用得出神入化。我呢，我实话实说吧，也不必心虚了，我就是因为对原先的译词不满意我才去重译的，当然认为我的比他们好，否则我推翻重译有什么必要呢？东西摆在那儿，大家可以对照比较，是好是差，见仁见智，但至少我的译词避免了那些缺点。各位指挥家，我们现在在演唱的都是世界名曲，名曲配上污渍斑斑的译词，我们怎么对得起“名曲”呢？

秋里：您是翻译家，您对歌词的推敲也许考虑得周全一些。我们只是觉得老歌词唱顺了，先入为主吧，有时候反而觉得新词拗口了。

薛范：我理解。前两天徐锡宜先生来看我，他的“男爱乐”（“中国音协爱乐男声合唱团”）也准备搞一台苏联歌曲音乐会。他开了一份曲目单让我参谋参谋。他跟我道了个歉，说有些歌曲还是唱老词，理由也是“先入为主，唱顺了，很难改”。我无话可说，我无权要求人家非唱我的译词不可。但我总希望，一首歌曲有多种翻译版本可供选择的话，不要用“唱顺”“唱惯”作为选择的标准。希望对照比较一下，从歌词的文学之美、译词和原曲契合而产生的音乐之美来考虑。对照比较觉得我的新译不行，落选，我死而无怨。

秋里：薛先生您这意见，我们会考虑的。这回的《黑龙江之波》，就是坚决改唱您的词。

薛范：北京的业余合唱活动非常红火。北京的指挥非常吃香，大家抢着要指挥家来帮助提高。我听说著名的几位指挥家，每人都要指导好几个团，双休日也不得休息，有的团还在晚上排练。一个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要排一首陌生的新歌，备课要投入很多精力很长时间，所以有的指挥家选歌，就往往把以前滚瓜烂熟的合唱曲拿了出来。不光是北京，这种现象我们上海也一样。所以合唱界流传一副对联：“圆不了的《半个月亮》，推不开的《金色浮云》。”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信口开河，得罪了，得罪了！事已如此，干脆我就直话直说吧。我觉得好些指挥家有一点“惰性”，不大愿意开辟新曲子。徐锡宜团长就跟我打过招呼，说《遥远的地方》还是唱老词，因为“唱惯了”，改不过来。“男爱乐”我熟悉，他们都比我们年轻得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唱过《遥远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新词老词，都是“初次见面”，反正你把歌谱发下来，大家照着唱就是了。所以，是徐团长本人“唱惯了”不愿意改。我也得出一个经验：想要推广新歌新词，得首先说服指挥。指挥那边通过了，哪个合唱团员会提反对意见？

秋里：薛先生对合唱界情况很熟悉啊。

薛范：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翻译介绍的是别人的“完美”的作品，我们过去水平不够，翻译出来的东西愧对于原作的“完美”。几十年的琢磨和实践，现在当然比以前成熟得多了，所以我总是把以前做的“幼稚品”不断地修订和重译，这不光是对原作品负责，对乐友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年轻一代负责。我希望对得起他们，把自己成熟的、比较满意的译文留给他们。让美的歌曲带着能和它般配的译文一代代传唱下去！秋先生，还有各位大师，新的歌曲的推广离不开指挥家们的支持。我希望你们一直支持我们。

秋里等：那是一定的。

某乐友：薛先生，半年前我们“春之声”合唱团想参加您的作品音乐会，我们跟秋老师一说，他一口答应。秋老师说您薛范先生几十年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真是了不起，我们应该支持他。

薛范：谢谢！谢谢！我还要谢谢所有参与“译海歌潮”的合唱团员们和歌唱家们，没有你们热情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音乐会。谢谢！谢谢！还有一位“贵人”不能忘记：蒋力先生和北京剧院，没有他们的策划和提供的平台就没有“译海歌潮”。你们也就没有演出的机会啦。

大家：（鼓掌）

薛范：今天话说得太多，言多必失，说到后面有些激动，口气就冲了一些，得罪了，请各位大师多多包涵。我这里先赔个礼，等我逃回上海以后，你们再把我毙了吧。

1999年1月30日，林枚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