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我们如何对待外国的歌

“歌”——所有音乐体裁中，最贴近人们思想感情、最影响人们精神生活、最受广大人们欢迎也是最简易方便接受的一种样式。学会一件乐器不容易，但嗓子和耳朵是与生俱有的。唱得好唱得差，甚至五音不全那是另一回事。这就注定了“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亲密的朋友。

“歌”（包括歌曲作品和歌唱）的功能，大到激励精神，认知时代；小到陶冶品行，娱乐性情。我们每个人从儿时起，用母语唱本国、本民族的歌曲时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对此，我们就不再展开谈论了，因为本文主要想探讨的话题不是“用母语唱本国的歌”，而是：我们如何对待外国的歌。

我曾不止一次提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瑰宝，都值得我们去接触、关注并汲取其精华。

那么，世界各国的许多优秀歌曲，我们有必要译配成中文吗？歌曲能翻译吗？有必要用我们的母语来唱那些洋歌吗？

（一）

我们先来简略地谈一谈歌曲可不可以翻译的问题。

外国歌曲，由于语言、语音、语境以及情感信息传递方式的差异，尤其是非亲属语言（如欧美语言和汉语）之间具有更大的差异，要将一种语言等值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和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融为一体，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善，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声乐作品不可译。片面强调声乐作品的不可译，就是否认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否定文化的世界意义。

探讨诗或歌曲可译不可译，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考量。那些认为歌曲不可译者，把语音的差异看得高于一切（实话实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未必精通外语或几门外语），那么歌曲翻译自然就多此一举了，不光是歌曲翻译，其他任何翻译何尝不如此？但如果以传达歌词的含义、意境、意象之美和形式美为考量，以汉语语音和原曲音乐的有机契合为考量，那么大多数歌曲都是可译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于外文的语音和音韵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汉语诗词的语音和音韵来加以补偿。如果说，翻译总有所失落的话，那么，好的翻译作品在失落的同时还另有所得，这个“得”就是译配者二度创作所创造的艺术价值。

（二）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外对待歌曲翻译的现状。

在美国，除了在古典歌剧舞台或在艺术歌曲音乐会等某些特殊场合，美国人通常极少用外语演唱。他们奉行“拿来主义”，把其他国家的歌曲，或译成英语，或另填英语歌词来演唱。他们用英语唱中国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用英语唱那波利歌曲《我的太阳》（My Sun，另一种版本取名It’s Now or Never）和《重归苏莲托》（Come Back to Sorrento，另一种版本取名Surrender），用英语唱墨西哥歌曲《绿色的眼睛》（Green Eyes），用英语唱西班牙歌曲《鸽子》（The Dove，另一种版本取名No More），用英语唱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Moscow Nights）等等。世界各国的体育竞赛主题歌，比如世界杯足球赛的《意大利之夏》（原曲为意大利语）和《生命之杯》（原曲为西班牙语）等等，也都有美国的英语版，前者取名《To Be Number One》，后者译作《The Cup of Life》。

法国音乐家克洛德-米歇尔·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nberg）和两位剧词家阿兰·卜勃利尔（Alain Boublil）、让-马克·纳泰尔（Jean-Marc Natel）创作的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无法在英语国家打开市场，后来英国的制作人请英国剧词家赫伯特·克瑞茨默（Herbert Kretzmer）用英语加以改编后，很快在伦敦和纽约等地创造了连演千场以上的纪录。也就是说，翻译版比原版更早赢得了市场。

至于一向似乎“碰不得”的欧洲古典歌剧，美国也常以英语译本上演并录制成系列唱片。美国《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谈到：“如果不通过这些努力（指：译成英语），使美国观众能更好地理解歌剧之情趣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1998年大都会歌剧院的施特劳斯的大型独幕剧《随想曲》演出的成功。”（转引自北京《音乐周报》，2001年6月1日）

英国也同样如此，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已录制出版了40多部英译歌剧的系列唱片。著名的英国皇家歌剧院等甚至把将外国歌剧译成本国语言演出作为一种制度。

从这一个侧面也足以说明：把异国的声乐作品翻译成本国的语言，列国都是如此。

也许有人认为用原文唱国外作品是“国际惯例”，这里摘录中央歌剧院原副院长刘诗嵘先生的一段文章：

“其道理无它，都是为了观众！”说得好！歌剧犹且如此，作为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最贴近生活和心灵的歌曲更应如此。

（三）

关于歌曲翻译的必要，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作为佐证：众所周知，自1960年中苏交恶，俄苏歌曲便遭到禁唱，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当年从事俄语工作的大多改行，学过一些俄语的人，二十五年荒弃不用，也早已把俄语忘得一干二净。当年传唱的那些俄苏歌曲如果没有被译成中文的话，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封闭，今天就再也没有《伏尔加纤夫曲》《三套车》《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山楂树》了。

不仅是俄苏歌曲，波兰的《小杜鹃》、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阿尔巴尼亚的《含苞欲放的花》、印度的《流浪者》、印尼的《宝贝》、阿根廷的《小小的礼品》、日本的《樱花》、朝鲜的《春之歌》、苏格兰的《友谊地久天长》、意大利的《桑塔·露琪亚》、加拿大的《红河谷》、美国的《老人河》等等，无一不是以中文译词为载体而流传至今的。甚至大型的歌剧，我们当年也是通过中文翻译演出赏识了《茶花女》《卡门》《被出卖的新嫁娘》《叶甫根尼·奥涅金》《货郎与小姐》《青年近卫军》以及清唱剧《森林之歌》等。

认为诗不可译者，往往是些诗人和翻译家，他们从诗的语言、意境乃至节律、音韵等方面进行专业性的声讨，但是，断言歌不可译者，往往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翻译家，他们所持的理由则简单得只一句话：“原汁原味。”(https://www.daowen.com)

“原汁原味”涵盖较广，不过持“歌不可译”论者的主张则相当单一：“原版歌曲都是外语的，改成中文演唱，味道全没有了。”

八十年代，意大利声乐家贝基来中国讲学，我国有位男高音用意大利语唱了一首歌剧咏叹调，贝基大师称赞他漂亮的音色和演唱技巧，最后问了一句：“方才您是用哪种语言唱的？如果您能用意大利语演唱的话，我愿意介绍您到意大利歌剧院工作。”那位男高音唱的正是意大利语，而意味深长的是，身为意大利人的贝基居然分辨不出他唱的什么。

有两位从未接触过西班牙语的女歌唱家，从唱片上学舌，二重唱了一首《鸽子》，在音乐会演出时，场内有两位墨西哥客人问：“她们唱的是中文吗？”

又有一位女歌唱家，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和精力，跟着录音学唱了印度的《丽达之歌》。再好的录音也有失真，再加上伴奏音响的干扰，学唱的结果必然与准确的语音相去甚远。好在国内通晓印地语或孟加拉语如凤毛麟角，在音乐会的观众中几乎一个也没有。我开玩笑说：“何苦来呢！其实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那么大的精力去学舌的，不妨像相声演员或滑稽演员那样，嘴里含一颗橄榄，呜哩吗哩，听上去像某种外语不就行了！”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居然玩笑成真。电视台一档选秀节目，一位菜场营业员“菜花甜妈”唱了一曲《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睡》。没有受过专业声乐训练却唱得相当出色，赢得了满堂彩。在场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唱的是意大利语，最后揭晓竟是用汉语唱“青菜萝卜送你葱”，全场观众大笑。

五六十年代是倡导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演绎、传播外国的歌曲作品的，由此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怀旧金曲”。然而这个好传统现在不复存在了。现在的风尚“以洋为荣”，似乎唱外国歌曲非要用外文演唱不可。甚至不懂外语或外语不太好的人也拼音注音唱外文，似乎觉得这才上档次。全国性的“青歌赛”，最后决赛时，美声组的所有选手几乎都用意大利语唱意大利歌剧咏叹调。他们用自己也不懂的语言唱给同样不懂的评委们——评委中能有几人通晓意大利语？——唱给在场的和在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听不懂意大利语的听众。最后的评比只能是声乐技巧，而声乐艺术、歌曲艺术，其“艺术”本质却被忽略了。演唱者本人也许多少知道一点自己唱的是什么内容，而广大的受众收获了什么呢？普遍的评价是：“他们的嗓音真好！”那么，他们各自唱了许多歌，唱些什么呢？“不知道，都没有听懂。”

遗憾！歌唱家沦为肉声乐器，就像说“这把小提琴真好听”“这台钢琴真好听”一样。

这些事例无疑是对唱外语主张的一个讽刺。歌唱家大可不必花功夫去拼音唱外文了，只要有副好嗓子，唱着用拼音死拼出来的外语也好，唱着“青菜萝卜”也好，反正都是在懵听众。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实际上是对“原汁原味”的嘲弄。

（四）

依我看，歌曲翻译的必要性在于：

声乐作品不同于器乐作品。器乐作品即使不用“言传”，其音乐理念和音乐形象也可“意会”；而声乐作品则不同，它是词和曲的结合，即：歌词构成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学形象，而曲调构成音乐形象，二者综合起审美信息传递给人们。歌词是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它明确的情感指向，是理解和接受歌曲艺术品的钥匙。如果不译成本国语言，不用接受者的母语演唱，群众无以掌握歌曲的内容和形象，再好的作品，在人们听来都成了“练声曲”，难以拨动人们心弦，引起共鸣，歌曲就难以发挥完整的审美力量。例如，德沃夏克的歌曲《母亲教我的歌》，如果我们通过译语，理解歌词内容的话，会获得一种立竿见影的戏剧性的感受，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张漂泊天涯、饱经风霜的脸，他（她）正在教围在膝前的儿女们唱当年母亲教他（她）的歌，情不自禁地怆然涕下。但如果听不懂歌词，光听音乐，人们只觉得有些忧伤、激动，到高潮处，显得有些凄惶、苍凉，很难体味出其中更加具体、细致的情感内容，难以曲尽其妙。

要借鉴学习他国的歌曲艺术，要恰如其分地演绎那些作品，也必须用本国语言作为表达语言。歌唱者和听者不可能通晓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语言，这就必须借助歌曲的翻译才能理解、表达和接受，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歌曲只有被译成本国语言之后才能得以广泛流传，这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前面提到五十年代的俄苏歌曲遭到二十多年禁闭后依然传唱如旧，便是有力的佐证。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要交流，要产生关系并且互相影响，就必须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歌曲经过翻译得以传唱，增进了人们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了解、理解和尊重；增进了国际间的交流和友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得好：“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交谈，触动的是他的思维；而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之交谈，触动的则是他的心灵。”

经过翻译的歌曲，能使人们加深理解，易于接受，诗意和乐感使它们双向互补，产生双重美学价值，对于素质教育、美学修养以及对于人们心灵的影响都起到巨大的作用。俄苏歌曲对于一代人的人生观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便是最好的佐证。

九十年代，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玩具总动员》等为了打入中国市场，特地高价聘请了港台著名歌星来把影片中的全部插曲改用中文重新配唱。动画片播出，在小观众中间反响不错，他们都听懂并理解了，有的小朋友还能唱上几句。但在网络上却骂声一片（当时能上网的大多是年轻人），理由是“原汁原味”没有了。所幸的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后来播出的每一部外国动画片仍然坚持这一传统，仍然改用中文配唱影片插曲。

自二十一世纪始，音乐剧热在我国升温，引进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原版剧，随后就启动了外国音乐剧译配成中文版的尝试：《音乐之声》《窈窕淑女》《妈妈咪呀》《猫》……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国内有一些人依旧以“原汁原味”为由，对翻译成中文版持否定的态度，而国外来的原剧的艺术总监、导演、音乐指导和舞蹈指导却对中文版的演出十分热心。他们认为受众国的演员和观众只有通过自己的母语才能细致地体悟到戏和音乐的魅力。当他们在节目单写上“本剧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演出”，他们觉得无比自豪。

（五）

原版电影有必要搞成译制片吗？原版歌曲有必要译配成中文吗？我们谈论这一个话题别忘了是有一个前提的：翻译只是为许许多多不通外语的对象服务的。不可能人人都成语言学家，通晓世界各地任何一种语言。有朝一日，全世界绝大部分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了，那么歌曲翻译（以及任何翻译）就自然而然退出舞台，但在此以前，只要还存在着语言交流障碍，只要人们还需要歌曲，歌曲翻译就永远有生存的必要。随着国际间交流日益扩大和深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交往的更为频繁和密切，歌曲翻译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们在强调歌曲翻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目前某些译配歌曲的质量还不尽如人意。有些译配者误以为只需懂点外语即可以译配歌曲，不懂得译配工作的规律性的东西。译文朗读起来很有文采，一配入曲谱演唱，破句、倒字、脱韵等现象比比皆是，令人听得怪异别扭，也难怪招来人们对歌曲翻译的非议。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歌曲译配的质量，使翻译歌曲也成为一种艺术精品。

强调歌曲翻译的必要性，并不等于我们反对唱原文歌曲。在外语教学和声乐教育中，外语原文歌曲是必不可少的。涉外活动、国际间交流、与国外合作排演节目等等，都不妨唱些原文作品。但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自己的人民演出，或者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你希望歌曲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像五六十年代的外国歌曲那样人人传唱，那么，你有必要像鹦鹉学舌去学唱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语言吗？你有必要让自己沦为仅仅是一种肉声乐器吗？

苏联歌曲为什么传唱至今，因为它以中文为载体。意大利歌曲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演出的数量仅次于苏联歌曲，为什么却没有流传，因为美声歌唱家只用外语歌唱。歌唱家不唱中文，等于把“菜花甜妈”那样没有外语水平却热爱唱歌的人排斥在高雅艺术殿堂之外。我希望音乐界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多一点群众观点，少一点“孤芳自赏”。在中国演出，面对中国观众，请多多用中文演唱，让世界优秀文化也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著名的指挥家郑小瑛先生，她直到现在还在坚持用中文排练和演出西洋歌剧，做高雅艺术的普及和传播工作。她指挥和排练的中文版《茶花女》在天津连演39场，她指挥和排练的中文版《卡门》竟然在法国首演，引起好评和轰动。法国人听不懂中文，但是他们熟悉《卡门》，知道我们的中文在唱什么内容。他们为自己国家的文化精品被翻译成中文而感到骄傲。我们向郑小瑛先生致敬！

节选自《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二章《歌曲翻译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修改补充